当代吴氏
标题: 安徽枞阳 吴克政传略 [打印本页]
作者: 崇让堂 时间: 4 天前
标题: 安徽枞阳 吴克政传略
吴克政传略
（1905年10月—193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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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政，曾用名吴克正、吴克振，化名正刚，生于枞阳县汤沟镇陈洲北圩拐麻溪吴氏一个大家族。于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加章逐明在育才小学组建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先后参与组织汤沟兵变和潜山梅城暴动。1928年1月，参加中共桐城直属支部成立大会。1929年任浮山公学党支部书记，1928年11月任中共桐城区委委员，1929年8月任中共桐城县委员会，1930年5月任中共桐城县委书记。先后参加汤沟兵变，梅城暴动，孔城夺枪，罗家嘴暴动、鲁谼山暴动。在指挥和领导鲁谼山暴动中为掩护战友撤退，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出生与求学
吴克政出生于枞阳县汤沟镇陈洲北屋拐村。系枞阳麻溪吴氏家族。父亲吴益寿（1863-？），字长龄，号遐夫。母亲房氏，原桐城县（今枞阳县）房肇伯之女，为浮山中学创办人房秩五的姑母。房秩五先生夫人吴氏，在吴家辈行中为吴支政姑母辈。吴克政有七个哥哥，分别是吴克宽、吴克仁、吴克义、吴克礼、吴克智、吴克信、吴克己，还有一个九妹嫁给了房秩五的堂弟房公远。
吴克政在兄弟中排行第八，乳名八伢，吴家后人称为八公，在麻溪吴氏排行为聿字辈，夫人李素芳，有一子夭折，嗣子吴九诚。由于家庭兄弟较多，生活维艰，吴克政有三位兄长先后离开汤沟，举家迁往江西彭泽、安徽望江等地生活。吴克政牺牲后，其妻李素芳随自己弟弟迁往贵池江口生活，弟弟去世后，李素芳先后到望江、江西彭泽随侄儿处生活，1983年在望江去世。吴克政的侄儿吴福诚是江西省彭泽县委党校退休干部，侄孙吴奎是江西农业大学干部。
吴克政九岁时，在汤沟陈洲私塾读书，后进入家族枞阳麻溪吴氏小学读书，1924年麻溪小学作为股东并入浮山公学，吴克政也随之转入浮山公学读书。后在房秩五先生推荐下，进入苏州体育专科学校读书。一年后，他以麻溪吴氏股东的身份进入浮山公学执教，并从事革命活动。
革命思想洗礼
房秩五早期受到吴汝纶的“教育救国”“教育兴国”和陈独秀反帝、反封建思想影响。1904年1月，由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在安庆创刊，房秩五任编辑并在第一期上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讲到：“近来有见识的人，大半以学堂多少定他国的强弱。学堂办得多的，那国家必强；学堂办得少的，那国家必弱”。《安徽俗话报》是中国社会革命前的革命刊物，以“救亡图存，开通民智”的宗旨，是中国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刊物，揭露帝国主义对华各种侵略表现，报道和评论国内外时事政治，介绍科学文化知识，宣传近代宪政国家观念和民主自由的思想，抨击传统的封建文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凡响，后因登载外交信息，被勒令停办。
辛亥革命后房秩五又分别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部《司法公报》主编、《东三省日报》主笔。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中国“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由于家族的关系，吴克政从小耳濡目染革命进步思想，这是他人生观、世界观的启蒙。1923年，房秩五以教育救国理念，着手筹办浮山公学。以此为基地，培养革命人才，传播革命道理。吴克政表侄儿房师亮经房秩五安排，于1922年9月底与朱德、孙炳文、章伯钧、史逸、史尚宽等9名留学生，本着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目标乘坐邮轮，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终于到达德国留学，1923年初，朱德、孙炳文介绍章伯钧、房师亮、史逸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枞阳最早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1925年房师亮被组织安排赴苏联莫斯科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次年回国后，参加北伐战争。房师亮的思想和经历深深地影响着小他二岁的吴克政，加之在浮山公学担任教员时期，吴克政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同时浮山公学教职员工中有许多进步人士，浮山公学已经成为那个时期共产主义思想阵地。
由于吴克政与房秩五的表兄弟关系，与房思亮的表叔侄关系，他还接触了章伯钧、史恕卿、光明甫、朱蕴山、李光炯等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在他们的进步思想影响下，吴克政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各地纷纷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6月初吴克政率浮山公学学生与桐城中学学生章宣德、章礼备、章履泰等赶赴汤沟镇省立第四高小内，到会100余人，会上组成了桐城县五卅惨案后援会东乡分会，声援“五卅”运动。1927年参加潜山梅城暴动前夕，经赵跃文、钱邦文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参加革命
1926年9月，在浮山公学职工和学生中传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的《国民革命歌曲》。吴克政作为职工中的进步人士
是带头传唱《国民革命歌曲》的积极分子，是参与革命的骨干。在传唱革命歌曲中，他仿佛看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他的内心心潮澎湃。1926年秋，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章伯钧的介绍下，与章逐明等十多位枞阳籍热血青年一起奔赴武汉，吴克政与刘牧村进入了武汉中共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他系列地学习了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等农民运动著作，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坚定了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1927年，党组织派他与章逐明、疏冠中返回桐城东乡（今属枞阳县）开展建党和农运工作。1927年10月，参加章逐明领导组织成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这是枞阳县境内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主要活动于周潭、汤沟、方家仓、石溪、钱桥一带。为在青年中发展革命骨干，培养优秀分子入党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吴克政利用出生成长在汤沟的便利，积极配合章逐明策动汤沟民团团长张子如兵变。他以民团成员的身份打入民团内部，与民团队伍人员同吃同住，向民团成员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他们觉悟，并担任改编后的独立营第三连第二排排长，后由于泄密，汤沟兵变遭到破坏而失败。
吴克政与章逐明等被陈调元部队逮捕，因身份尚未暴露，经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1927年11月，受中共怀宁县临委派遣，与钱新嘉、章礼备、章鸾翔、钱邦文、赵跃文等6人一起赴潜山城里的周家祠堂，以外县代表的身份参加12月7日召开的潜山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会后，由柳文杰领导农会会员进城劫狱解救被关押的党员余大化、范笑山等人，因武力不足，劫狱失败，队伍被打散。吴克政等4人撤退到安庆，另作计议。
怀宁县临委得知这一情况后，计划举行第二次起义，吴克政、章礼备、钱新嘉等人又再赴潜山王步文家（后划入岳西），由王步文哥哥连夜打火把把他们送到汪忠天家吃晚饭，饭后赶到茶园庵。经王步文召集两次会议讨论分析，认为潜山暂不具备再次举行起义条件，为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安排吴克政、钱新嘉、章礼备3人经霍山辗转回到桐城东乡（今枞阳县）方家仓。
1928年元月底，在枞阳县后方乡（今横埠镇）育才村章家大屋章慕贤家堂屋里，由章逐明主持召开党员大会，吴克政是参加会议的8名党员之一，这次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桐城直属支部，属怀宁县委领导。自此，枞阳县境内第一个党支部光荣诞生了。
1928年正月，吴克政、疏冠中在石溪街筹建了石溪党支部，疏冠中任支部书记。他与疏冠中一起，利用石溪街北面小圩的蒿草为掩护，组织吴多全、吴扁连等十几位青少年，教唱进步青年《国民革命歌》和其他革命歌曲，讲授革命道理，传播革命刊物，培训了一批革命骨干。史皖中、史中信等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1928年春，根据组织安排，吴克政利用在浮山公学工作的便利，在浮山公学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吴克政的培养下，先后吸收黄彬、王靖江、周福安、吴培炎等人入党。1928年春夏之交，在浮山金谷岩召开会议，成立浮山公学党支部，章逐明、陈雪吾亲临会议并指导，会上选举吴克政任浮山公学党支部书记。
1928年11月，中共桐城直属支部改为中共桐城区委员会，选举了由11名委员组成的中共桐城区委员会，章逐明任区委书记，陈雪吾任区委副书记，吴克政等9人任委员。区委机关设在方家仓，改属中共安徽省临委领导。下辖孙家畈、方家仓、团山头、钱家宕上、汤沟、城关、卅铺、大关、麒麟、周家潭、会宫、孔城、老梅树街、浮山公学、钱家桥等15个支部。
1929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委派王步文（化名朱华）到中共桐城区委机关所在地方家仓，主持召开了中共桐城区委扩大会议，宣布中共安徽省临委决定：改中共桐城区委为中国共产党桐城县临时委员会，章逐明任中共桐城县临委书记，陈雪吾任宣传部长兼军事委员，陶国器任组织委员，吴克政、季子咸、江靖宇等任委员。
1929年8月，中共桐城县临时委员会改为中共桐城县委员会，县委机关设在桐城东门城内汪家试馆，章逐明任县委书记，陶国器任组织委员，陈雪吾任宣传委员兼军事部长，吴克政、季子咸任委员，后又补选汪则玉、项孟卿为委员，齐德膏、朱南友为候补委员。下辖方家仓、七家桥、桐城城内、周家潭4个区委。
1929年10月，浮山中学成立了区委，下辖3个支部，有党员22人，根据形势需要，为有效开展党组织工作，吴克政辞去了浮山公学教师工作，专门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桐城境内党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建立和健全党的区委10个，党支部80个，党员发展到近500人。为组建红军，开辟游击根据地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30年初，浮山公学革命活动如火如荼，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国民政府勒令浮山公学停办整改，清除校内党员，房秩五一家被迫离开浮山。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纷纷离开学校，转入地下活动。
孔城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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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城夺枪的孔城老街
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中共桐城县委为组织武装斗争，认为解决武器弹药问题是重中之重，当时，党员和农会会员手中只有一些大刀、长矛等传统器械，要发动起义暴动条件暂不具备，经过仔细摸排和商议，利用春节期间，民商团松懈之机，1930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三），吴克政与陈雪吾、张舜卿组织了十八名年轻力壮、会武功的人员，潜伏在孔城镇孔城区委有关同志家中，伺机行动。
孔城镇古为交通要道，自古以来，舟楫如梭，百货云集，商贸繁荣。在这里经商的业主为了维护人身财产安全和经济利益，购买枪支和弹药，组建了40多人枪的商会武装，即孔城商团。而夺取孔城商团枪支武装自己，成为桐城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步。由于商团守卫严密，无法行动。
经过多次侦探，直到11日晚10时许，在陈光华探得大部分团丁已经外出赌钱的消息后（一说澡堂开业，团丁大多去澡堂洗浴），陈雪吾、吴克政、张舜卿便率领参加行动的人员，兵分二路摸到商团驻地东岳庙吴名录商团，他们出其不意地缴下哨兵枪支后冲进商团。猝不及防的团丁们顿时慌作一团，纷纷翻墙逃命，只有敌班长李镇中试图持枪顽抗，被张舜卿击毙。一举缴获步枪18支（一说16支）、子弹一箱、大刀2把。并连夜送到会宫镇（原安凤乡）建设村学堂石张舜卿家中收藏（一说送到陈雪吾家方家仓收藏）。从此，桐城地区（含今枞阳县）革命斗争由抗租、抗捐、罢工的经济斗争转入到武装斗争为主的新阶段。
罗家嘴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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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南罗河镇七桥村 罗家嘴
1930年5月4日，陈雪吾在东乡团山头家中召开桐、庐1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宣布中共安徽省临委批准成立工农红军皖中独立团，陈雪吾任团长，陶国器任政委，张舜卿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刘子丹任政治主任，吴国华任副主任。为使陈雪吾集中精力抓武装斗争工作，陈雪吾辞去县委书记职务，由吴克政任中共桐城县委书记。
1930年6月11日，根据会宫八县联席会议精神，吴克政在方家仓团山头陈雪吾家中，召开县委会议，部署起义，要求参加起义人员于13日夜到达庐江母子坟集合，然后进入预定的暴动地区欧家岭一带隐蔽活动，伺机举行暴动。会后，吴克政、陈雪吾、张舜卿率领准备参加暴动的干部、群众40余人，携带原来收缴的部分武器弹药，从水路至钱桥府君庙，星夜前往预定的集合地点。天刚破晓，陈雪吾命令部队于罗家嘴宿营隐蔽。参加战斗的有浮山公学学生、工友队伍40余人，芜湖工职学生20余人，安庆中学20余人，计80余人，由浮山出发，以去庐江大洼口登高为名，伺机夺取罗河、七桥团防张栋才、张晏清、林子清等枪支，建立武装。
由于事机不密，地主李继剑、李宏江向团防二张告密，二张即带领60余人，于15日分三路包围袭击罗家嘴，战斗中王靖江牺牲，张孟卿等人在庐江被捕杀害。吴克政在罗家嘴战斗中指挥若定，表现沉着机智，勇敢顽强，在战斗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站出来向敌人喊话，开展政治攻势，动摇了敌人军心，使有的民团成员停止射击，有的故意朝天放枪，为起义部队突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鲁谼山暴动
鲁谼山在桐城县境北部，西与潜山、北与舒城、东与庐江相邻，是皖中战略要地之一。早在1927年，共产党员项孟卿等人就在鲁谼山一带筹建党组织，1928年春，共产党员姚荫庭以教书为掩护，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发展党员，于1928年冬成立了党支部，黄少庭任支部书记。1929年7月成立了区委，黄少庭任区委书记。10月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陈雪吾带领游击队常到鲁谼山一带活动。这样，在鲁谼山举行武装暴动就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1930年2月，一场春荒闹粮斗争揭开了鲁谼山暴动的序幕。鲁谼山地区群众普遍缺粮，广大农民饥寒交迫，难以度日，而地主豪绅却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为此，中共鲁谼山区委召集农会负责人研究饥民吃粮问题对策。决定对故意囤粮加价的地主劣绅实行扒粮济民。对农会会员的革命行动，当地大地主黄金旺、齐金元等惊恐不已，联名向国民党桐城县政府告状，称鲁谼山地区有共产党在聚众谋反，县政府遂派兵捉人。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地主豪绅的罪恶行径，激怒了鲁谼地区的农会会员，群众纷纷要求对地主豪绅采取行动。
3月初，在中共鲁谼山区委领导下，农会会员500余人直奔大地主黄金旺、齐金元、项文成家，打开粮仓，将400余担粮谷分给饥民。此次扒粮斗争，大大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也为随后武装暴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30年6月，中共鲁谼山暴动计划被列为中共桐城县委策应红34师行动，扩大皖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工作。区委在鲁谼营房（倪家祠堂方集山楼上）召开会议，会议根据中共桐城县委关于发动武装暴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正式决定在鲁谼山举行武装暴动。具体措施是：迅速开展大宣传，大造革命声势；筹集武器弹药，组建暴动队伍；策应即将举行的欧家岭暴动。会后，经过20多天的努力，组成了以秘密党员、农会骨干为主体的30多人的赤卫队，全队拥有步枪、猎枪、短枪20余支。
1930年7月初，赤卫队在当地农民群众支持下，广大青年先进分子踊跃加入赤卫队，队员发展到150余人。
中共桐城县委书记吴克政与县委委员王淀赶到鲁谼山亲临组织领导暴动。举行暴动当天，在倪家祠堂召开全体赤卫队员和农协会会员大会，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向黑暗的旧世界宣战。
由于举事时缺少防范措施，大会正在进行时，国民党桐城县自卫团突然包围了倪家祠堂，参加大会的群众和队员在敌人突然袭击下，秩序大乱，赤卫队员仓促应战，但终因势单力薄，队伍被打散。县委书记吴克政在草鞋店一家大屋为掩护战友撤退，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5岁。
吴克政牺牲后，凶恶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用脸盆装着，放在桐城县城的紫来桥上示众，过往目睹者无不落泪哀泣。
房秩五时在上海，惊闻表弟吴克政壮烈牺牲，无比悲愤地写下了这首诗：
翘首南天日几回，惊传青鸟故山来。
兰枯柳变言多负，蕙叹芝焚事可哀。
啼鹃心情芳百草，飞蛾身世冷残灰。
相知几辈能忠厚，悔向人间种祸胎。
房秩五以此表达了对革命者的歌颂，对变节者的愤慨！
1953年，当地农会组织，为纪念英勇牺牲的中共桐城县委书记吴克政同志，在吴克政烈士尸骨掩埋的地方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
吴克政烈士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正是中国共产党遭受白色恐怖和条件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精神是不朽的。他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事业斗争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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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崇让堂 时间: 4 天前
安徽枞阳 章鸾翔（章知天）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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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5日，中共桐城直属支部旧址纪念馆开馆
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有关领导和部门同志
与1928年1月出席支部成立大会的八名党员后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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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桐城直属支部成立会议旧址修缮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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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共桐城直属支部成立大会的八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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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翔的小儿子章介林与爱人程新妹 以及他的侄子与外甥 在旧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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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翔的小儿子章介林与爱人程新妹以及他的侄子 在旧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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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翔与妻子邱元淑在儿子章克林一周岁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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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18日章鸾翔全家合影于淮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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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翔妻子邱元淑（拍摄于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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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祥的大儿子章克林 --- 东至县第二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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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克林女儿章鸣 参加中共桐城直属支部旧址纪念馆开馆
（202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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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翔的第二个妻子洪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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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翔的大女婿钱衡生（钱新嘉之子）与章鸾翔的大女儿章石林夫妇与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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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翔的大女婿钱衡生
（同为中共桐城直属支部成立大会的八名党员之一的钱新嘉与胡季琏之子）
安庆市政协常委、市体育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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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翔的亲家公钱新嘉的夫人胡季琏 和 女儿钱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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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娜娜（钱新嘉之女 钱衡生妹妹）
钱娜娜，在安庆地区化肥厂工作39年，被评为标兵二次，享受公费旅游二次。被评为重工业局先进工作者，市直党委先进个人。
左一是钱娜娜的大女儿，在安庆任会计师
左二是钱娜娜的小女儿 在北京任高级工程师，教授
右一是钱娜娜的二女儿，在合肥任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后在四川绵阳挂职任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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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翔的亲家公钱新嘉 作《过仙霞岭》
《过仙霞岭》
钱新嘉作
国事艰难慨若何，敌前敌后几回过。
西南又着边关紧，赖有豪情壮胆多。
漫天烽火战云飞，书到山村逐子规。
忍泪辞家原为国，永依大众克艰危。
六年顽寇未曾除，患难夫妻屡徙居。
暮上仙霞何所有，一肩儿女一肩书。
穷兵末日始投降，捷报传来喜若狂。
再上仙霞秋色好，满山红叶映骄阳。
章鸾翔传略
（1909年7月—194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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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鸾翔，字南强，号知天（志天），枞阳县横埠镇育才村人，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桐城县委早期领导人。1927年参加组建方家仓平民教育促进会和育才小学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先后参与组织汤沟兵变和潜山梅城暴动。1928年1月担任中共桐城直属支部干事会成员，同年2月担任秘密成立的省立第一师范龙门口支部委员。因组织参与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游行示威被捕入狱，刑满释放后进入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学习期间动员多名同学加入地下党。1934年7月进入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营学习，毕业后编入国民党59军180师，先后参加平津作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对日作战；1946年任国民党180旅政治部主任；1947年秋资助创办台儿庄胜利中学；1948年任国民党29军政教处少将处长；1949年春密谋湖南和平起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戎马半生苍天佑 长沙起义断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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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章鸾翔被白崇禧杀害处
求学与革命思想形成
章鸾翔（章知天）少时入私塾，后转入章氏育才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桐城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又称龙门师范）读书。在中学和师范读书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时期，他广泛阅读《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等报刊书籍，作为追求进步、追求民主的热血青年，他与周围一大批进步学生一起探求革命真理，在思想上受到了洗礼。
1926年在师范学习未结束的情况，经章伯钧介绍，章鸾翔（章知天）与家乡一批进步青年一起奔赴武汉，进入武汉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在武汉学习期间深受北伐战争胜利的鼓舞，并与一批早期加入共产党的革命人士接触交流，并加入青年团组织，坚定了投身革命，奉献青春的理想信念。
1927年7月，章鸾翔（章知天）与章逐明、章礼备、章宣德等从武汉辗转回到家乡，会集方家仓私立育才小学，成立了方家仓平民教育促进会，章逐明任主任委员，章鸾翔等6同志为委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罪行，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地主、豪绅！”同时在活动中物色进步分子，发展党员队伍。
1927年10月，章鸾翔（章知天）与十多位进步青年一起加入章逐明领导并提议组建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并在周潭、汤沟、方家仓、石溪、钱桥等一带活动，宣传革命形势，宣讲革命道理，启发农民觉悟。为开展农运工作和下一步建党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参加策划“汤沟兵变”
早在青年团小组活动期间，章逐明即在考虑做兵运工作，他与自己的亲戚汤沟自卫团团长经常交流，向张子如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分析革命形势，张子如思想转变较快，接受了党的政策和安排。
为有效迅速启发自卫团成员觉悟，根据安排章鸾翔、章礼备等4人同时加入自卫团，章鸾翔（章知天）等人利用与自卫团成员在一起训练、工作、休息等时机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自卫团内的人员大多出身贫寒，很快他们就打开局面，在自卫团内形成了摩拳擦掌投身革命的高涨情绪，并应章逐明请求，中共怀宁县临委派遣赵跃文、钱邦文到汤沟进行指导，拟利用汤沟自卫团暴动之机，一举统一桐城东乡武装，成立桐东人民自卫团。后因泄密遭到国民党镇压而失败。
参加梅城暴动
1927年11月，根据中共怀宁县临委派遣，章鸾翔（章知天）与章逐明、章礼备、钱新嘉、吴克政、钱邦文等人赶赴潜山，协助支持中共潜山特支举行潜山梅城暴动。1927年11月22日，经赵跃文等介绍，章鸾翔（章知天）在潜山县城加入中国共产党。潜山梅城暴动是安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由于组织不严密，遭到镇压而失败，但它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梅城暴动失利后，章鸾翔（章知天）回到家乡，以一名党员的身份积极投入到党组织的筹建工作。
中共桐城直属支部的成立
1928年1月，在中共怀宁县临委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桐城直属支部在桐东章家大屋章慕贤家堂屋成立，章鸾翔（章知天）是参加成立大会的8名党员之一，会上选举章逐明为书记，并选出由章逐明、章礼备、章鸾翔（章知天）、钱新嘉、陈雪吾5人组成的干事会，章鸾翔（章知天）是5人组成干事会成员，会议还作出了发展党的组织和建立农民协会的决定。这是枞阳县境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属中共怀宁县临委领导。从此枞阳地区革命活动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1928年2月，根据中共桐城直属支部安排，章鸾翔（章知天）与钱新嘉、章宣德等回到省立第一师范（校址是现在的安庆市第一中学）继续完成学业，他们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秘密成立了龙门口党支部，钱新嘉任书记，章鸾翔（章知天）等为成员，他们印刷革命宣传资料，宣传革命道理，发展进步学生入党。
1929年4月，章鸾翔（章知天）等人秘密组织并参加反对蒋介石的学潮，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搜捕，章鸾翔（章知天）被捕入狱，在狱中章鸾翔（章知天）严守党的纪律，尽管备受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因身份未暴露，经在桐城中学学习期间的邱姓同学（邱的父亲为国民党桐城县秘书长）组织营救，于1932年释放。
经章伯钧介绍，章鸾翔（章知天）进入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后改为黄埔七期）学习，并改名章知天，学习期间曾动员多名同学参加地下党（共产党）。
1933年11月，章鸾翔（章知天）从河北赶赴北京，与章伯钧一起赴福建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1934年1月，章鸾翔（章知天）辗转回到安庆，但仍受到国民党特务追捕，一次追捕中章鸾翔（章知天）情急之下，翻墙进入洪传师（西南联大英语系毕业，后成为章鸾翔的夫人）家中，在洪传师机智的应对追捕人员下，章鸾翔（章知天）躲过一劫。随后，章鸾翔（章知天）在安庆担任教师，从事教育工作，但他心中的革命热情和斗志依然不减，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工作。
1934年7月，在桐城中学读书的邱姓同学（上文已经讲过）周旋下，桐城县选派章鸾翔（章知天）与邱姓同学一起进入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学习结业后，1936年，经邱姓同学介绍，章鸾翔（章知天）与邱姓同学的妹妹邱元淑结婚，1937年生子章克明，并一直在枞阳老家侍候公婆与抚养小孩。
全面抗战爆发后，章鸾翔（章知天）奉调编入国民党西北军张自忠部59军180师，先后转战河北、鲁北、豫北等地，参加了平津作战，津浦路北段沿线作战，平汉路北段沿线作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徐州会战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台儿庄战役，在徐州战役中，章鸾翔（章知天）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光荣负伤，负伤后经部队安排至重庆治疗。
1939年7月，章鸾翔（章知天）以省亲名义回到家乡，新四军得知这一情况后，派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与章鸾翔（章知天）秘密会见于育才小学，并就联合抗日，一致对外形成共识。
1939年，章鸾翔（章知天）回到国民党第33集团军59军180师，参加随枣战役和冬季对日攻势作战。在随枣战役中，章鸾翔（章知天）所在的国民党59军180师，受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59军军长张自忠指挥。该部所面对的日军是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领的日军第3、第13、第16师团和骑兵第2、第4旅团。1939 年5月初，第37师与章鸾翔（章知天）所在的第180师，投入随枣会战，第180师守卫钟祥的长寿店，受到日军第16、第13师团主力和骑兵第4旅，以及日军的飞机、坦克的攻击。之后，章鸾翔（章知天）所在的第180师从长寿店退守黄起庵，掩护主力，随着战事变化，章鸾翔（章知天）所在的第180师向樊城以北方向撤退。随后，第33集团军主力向枣阳攻击，其余部队向钟祥日军攻击，之后收复了唐河与桐柏。
1940年5月10日，日军第11军第13、39师团与池田支队对章鸾翔（章知天）所在的第33集团军进行猛击，5月12日，全面激战爆发，日军以两个师团猛击第33集团军的5个师（章鸾翔<章知天>）所在的180师）。日军截获电报后，了解到第33集团军的军部具体位置是在宜城东北的南瓜店一带，于是集中第13、第39师团的兵力，沿汉水东岸南下，在日军的空军配合下向这一地区合围。15日夜，日军第39师团从方家集、南营向南瓜店逼进，16日拂晓完成对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战术包围。在炮火支援下，日军四面围攻，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壮烈殉国。
1940年，章鸾翔（章知天）与洪传师结婚（婚后于1943年生女章石林），1941年至1945年，章鸾翔（章知天）先后随部队参加豫南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西鄂北会战等，直至抗战胜利。
直到秔战胜利后，回到枞阳老家，洪传师才得知章鸾翔（章知天）已经有一个夫人并生有一子，洪传师在一顿吵闹之后，平静下来，并担任了章鸾翔大儿子的老师。
1946年，59军整编为59师，180师整编为180旅，章鸾翔（章知天）任180旅政治部主任，驻守在台儿庄贾汪一带。在台儿庄贾汪，章鸾翔（章知天）与洪传师生女章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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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汪火车站
1911年，津浦铁路建成，为扩大销路、及时外运，袁世传(袁述之，袁世凯的堂弟)于1917年斥资在柳泉至贾汪之间铺设了一条轨距1050毫米、全长14公里的轻便窄轨铁路。1914年，由民国临时政府修建，主要为贾汪煤田物资运输及人员出行功能。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贾汪后，火车站被日军控制。1940年，出于侵华战争的需要，日军按原有线路走向，将柳贾1050毫米煤矿专用小铁路换铺为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在柳泉站与津浦铁路接轨，直至夏桥煤矿内，全长16公里，并建贾汪火车站。
1947年秋，章鸾翔（章知天）作为驻军首长资助并支持孙业洪在台儿庄办起了纪念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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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胜利中学
台儿庄古城校区占地面积约190余亩。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前身是建于清乾隆48年的兰陵书院，光绪二十八年改为校士馆。抗战胜利后，1947年秋，孙业洪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商会以及驻军章知天等人的资助下，在台儿庄原址建设胜利中学，又历经山东兰陵中学、山东峄县第二中学等，1960年定名为枣庄市第二中学。为再续古校文脉，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枣庄职业学院决定在原枣庄二中校区的基础上建设枣庄职业学院台儿庄古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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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业洪
1948年调至国民党第29军，任二十九军政教处少将处长，驻军湖南长沙一带。1949年，章鸾翔（章知天）与洪传师生子章介林。
1949年7月，章鸾翔（章知天）在长沙与仇鳌等密谋湖南和平起义，因被白崇禧安排在章鸾翔（章知天）家的军统特务警觉，向白崇禧反映后，于1949年6月24日被白崇禧以通知开会的名义秘密逮捕，当日章鸾翔（章知天）正逢小女儿章中林生日，在家安排为女儿过生日，他走时丝毫未意识到白崇禧的意图，与章鸾翔（章知天）一道被捕的还有其弟章知本，
在狱中，章鸾翔（章知天）严守秘密，独自一人承担全部责任，保守了湖南密谋和平起义的秘密，这样，白崇禧恼羞成怒，于1949年8月12日将章鸾翔（章知天）秘密杀害长沙识字岭，后家属将其安葬于长沙马王碑，时年40岁。
湖南和平解放后，全家人出城回乡，当时解放军长沙驻军为其家人洪传师开具了证明，证明章鸾翔（章知天）同志是倾向革命和有起义行动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据章鸾翔（章知天）的夫人和后代回忆，“三反五反”运动中，安庆市革委会曾派人到家向洪传师核实相关情况，洪传师向核查人员出示了当年出长沙城时解放军开具的证明和章鸾翔（章知天）日记等，因核查人员将相关材料一并带走了，但又未办理任何手续，也未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其家人认为会为章鸾翔（章知天）做结论的，但一切如石沉大海。
章鸾翔（章知天）被害后，其第一个夫人邱元淑与第二个夫人洪传师带着四个孩子，辗转回到家乡章家老屋，由于孩子都尚年幼，邱元淑以为别人做一些缝补浆洗赚些零钱贴补家用，洪传师则先在枞阳县汤沟镇仪山小学教书，后去安庆龙门小学、龙狮桥小学等地教书，获取收益，抚养章知天与她们的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长子章克林在东至二中教书。1950年代，洪传师被打成右派，大女儿章石林、小女儿章中林等因父亲历史问题未结论，不能考干，只得分别在安庆仪表厂和安庆茅岭农场等单位当工人，幼子章介林因家庭负担过重，被其二伯父接去江西景德镇浮梁县瑶里，由二伯父供其读书、抚养之责，生活亦极其艰难。1977年后，洪传师的右派被平反，改革开放后，幼子章介林的生活条件才逐步得到改善。
附：章鸾翔（章知天）的文章
一年来的军队政工
章知天
来源：《明耻》期刊，1941年第5卷第6-7期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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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政治工作，起源于苏联红军，中国国民党首先采用之于黄埔军校，更进而扩展到部队中，所以中国革命需要政工，政工尤需要革命！在民国十五六年北伐时期，政工职权相当的提高，工作也相当的展开，多能配合军事行动，故对北伐的迅速成功，颇有良好的贡献。民国二十三年前后，剿匪时期，在委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训示之下的政工，多少能尽到政工本身（职）是：军队战斗中的精神食粮（军队灵魂），巩固与据（扩）大军队战斗力和保证作战胜利，使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等任务，在安内统一时期的政工，更克（要）尽其本身的职责，奠定统一抗战的基础。
但无可讳言的，中国军队中有一个时期的政工，是中（没）落了，然而在复兴政工，主待政工的贺君山先生苦心摩（谋）划，极力提（倡）导，及其中坚干部的负责努力，终使政工尽到其本身大量的责任，我政工同志反躬自省，良用感慰！可是因为各方面的要求的不够，也反映到有些部队政工的不够健全，仍需要最大的改进与努力！
自从去年七七到今年七七，这一年来的军队政工，前一时期是由陈部长辞修先生负责，军队政工机构，曾改组以实行新制：战区政治部范围相当的扩大（是实级），集军总司令部设政治特派员办公室，特派员一人，秘书一人，干事三人（是虚级），军政治部组织，相当于过去的师政治部，设主任，副主任（由资深的督导员兼任），秘书，督导员（以每师派驻一人为原则），科长科员若干人、附一政治队（是实级），师派督导员一人，（是虚级）团设指导员一人，干事十一人（机动使用，是实级），这一体系，理想上是很好，而事实上，因为师是重要的工作重心所在，反为虚级，似难免头重脚轻，工作浮肿的现象！或谓这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微妙的设计而不一定能提高工作的效率，所以事实远不如理想的美满。更加以范围的扩大，各级干部大量缺乏，重量不重质的大事增加干部，学能旣不一定称职，背景又多杂乱纷歧，于是形成内部人事上的不十分协调，影响政工倾向頽势！
虽然大多数的政工人员对本身的训练，部队的训练，民众的组训，对敌伪宣传。各项基本任务，仍旧是各尽所能的在工作着！诸如各级部队长官与政工人员工作很难协调以维持军队纪律，与当地党政机关联络收容青年，教护难民以及各项抗建工作，多多少少虽有贡献；尤其是军民合作站的组设，便利军民的运输行动，大大有助于抗战，这在第九战区，更为显著！
这一时期的工作特征，是军队党务，全由政工人员负责兼办，各级政工主官兼任各部队特划党部执委和书记长，或区党部的干事。本来政工在以前，一贯的主旨是在使部队官兵绝对信仰和服从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眞理，这一年来的政工，特别标明是以党务为基础，自然更进一步的发展并健全军队中的党的组织，加强军队中的党的宣传与行动。对于党的主义，政纲，政策，党的奋斗史，和当前抗建的重大任务，更进一步的普遍认识和深入坚持！
这一时期的政工口号，是政工以党务为基础。纪律重于一切。以民心向背定部队纪律，以军纪好坏定政工成绩。政工人员应刻苦过于人牺性大于人。政工人员要与部队同进退，政工人员是军队与民众间的桥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大于士兵。政工人员要冒险犯难身先土卒，鼓励土气民众发扬？？精神。服务卽宣传，以言教不如以身教，革命已到最后关头，去此一步即系死所。从实际生活中与民众士兵打成一片。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发挥深入敌后精神。守法重纪，明德修身，功劳相让让，过失相承。虽然，为政工同志，都能做到这些基本要求与否？尙有待于事实的证明！
自从张文曰先生接受政治部，锐意廊清政工的积习，挽回颓势，恢复政工的固有功用，计划着当前的需要，郑重决定。从制度，人事，训练，宣传，经济等各方面，予以革新和改进，因此又重订军队政治工作调整：
甲、总则 一、军队政工最高目的，在促进全国军队之政治训练，一致信仰三民主义，忠于国民政府，服从领袖，俾巩固革命武力，树立建军基础、完成中国国民党所领导国民革命之使命。二、提高战斗情绪，加强战斗精神，着重教育，严明军纪，及坚定抗战必胜之信心，殊为当前急务，故加强部队政训，为本部今后之中心工作。三、凡政工人员，应刻苦耐劳，实事求是，砥砺德操，严守纪律，很刷精神，恪尽责任，树立部队表率，民众楷模。四、政工与部队之关系，依业务之区别，或负补助之责任，或居督导之地位，皆应本亲爱精诚之精神，尽分工合作之能事尤须不分彼此，打成一片。五、上级经常指示下级工作要领及重点，并责令其按期详报实施经过及结果，解决其困难，奖励其优点，纠正其缺点，务期综要名实，信赏必罚。
乙、制度 一、本部机构，应根据业务重于事务之原则，作合理之调整，舆？当之紧缩。二、充实督导员室之组织，俾加督导作用。三、分期增设连指导员，以军校出身或优秀之连附，辨长运充之。四、建立督导制度，规定部长副部长每年输流出外视察督导一次，战区政治部主任三个月一次，军政治部至少二个月一次，必要时并得设立巡回督导？
太平洋问题（续完）
章知天
来源：《明耻》期刊1942年第6卷第1期1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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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军十八军参谋长赵秀昆将军回忆录》中有关的章鸾翔（章知天）内容
山东济南张宗昌失败后，适北伐军到北平，商震任河北省主席，蒋介石为扩展实力，有意利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底子，命商震在北平办一个黄埔军校北平分校，商原属晋系军人，虽名义上和蒋合作，但暗存戒心，借口如用河北省经费办学，宜用“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名义，目的也在培养个人势力，河北军校于一九二八年在北平黄寺成立(一九四四年蒋介石批准并入黄埔军校七期)。校长由商震自兼，教育长先后由方城钺（原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陈之毅担任。政治教官及部分训练干部由南京军校调来，军事教官多为原保定军校的老教官，如邓毓琏、叶秉甲等。学生大队下辖步兵三个大队，炮、工兵各一个大队，大队长、队长多为留日士官学生。
我考入该校后，编入工兵队，学生共有四五十人，当时北伐初告胜利，学校中政治空气浓厚，国民党、国民党改组派、共产党、第三党都有活动，我当时年龄较小，政治上无定见，出于同学感情和好奇，和各党派同学都有接触，有位安徽籍的同学章鸾翔（知天），是第三党头头章伯均的族弟，为拉我入第三党，曾亲自带我和章伯均相会，但经不住交谊较厚的同学丁楚源的劝说，在一九二八年冬，加入中共地下党活动，丁原是保定育德学生，那时就加入了地下党。地下党在学校内的活动，是秘密传阅党的文件，进行宣传和发展的工作，采取单线联系，入党也没有填表、宣誓等形式。学校的训练，全是采用中央军校（黄埔）的教材和训练方式，要求也很严格。
附：1928年1月底以前入党有据可考的党员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入党时间 生卒年月 入党介绍人或证明材料说明
1 章逐明 男 1927.1 1902-1930.4 王步文、方启坤夫妇
2 陈雪吾 男 1927.4 1902.3-1933.3 章逐明
3 吴克正 男 1927.11.22 1906-1930.7 赵跃华、钱邦文
4 章礼备 男 1927.11.22 1907-1930 赵跃华、钱邦文
5 钱新嘉 男 1927.11.22 1908-1982 赵跃华、钱邦文
6 章鸾翔 男 1927.11.22 1909.7-1949.8 赵跃华、钱邦文
7 章宣德 男 1927.5 1906.10-1981 章伯钧
8 章慕贤 男 1927.11 1899-1951 章逐明
9 朱锦民 男 1926.10 1901-1933 周新民、柯庆施
10 疏冠中 男 1927.1 1905-1942 王步文、方启坤夫妇
11 张舜卿 男 1927.8 1904-1934.1 章逐明 陈雪吾
12 钱邦文 男 1927 不详 为多人入党介绍人
13 吴砚庄 男 1927 1927.3被害 拟回乡建党被杀害
14 疏世辉 男 1927 不详 拟参加中共桐东支部
成立大会
15 方兰轩 男 1927 不详 先后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
16 项孟卿 男 1927 不详
17 史 逸 男 1923.1 1898-1928.10.6 朱德、孙炳文
18 章伯钧 男 1923.1 1895.11.17-1969.5. 17 朱德、孙炳文
19 房师亮 男 1923.1 1903-1984 朱德、孙炳文
20 童长荣 男 1925 1907-1934.321 在东京入党
21 史 迁 男 1926 1902-1943.12 在东京入党
22 李相符 男 1926 1905-1963.10.20 在东京入党
23 朱昌林 男 1927 不详 1930年以后北上
24 刘牧村 男 1927 不详 在汤沟组织农运
25 许伯侯 男 1927.11前 不详
作者: 崇让堂 时间: 4 天前
安徽枞阳 钱新嘉（钱益封）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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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新嘉（钱益封）（1908-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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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新嘉（钱益封）参加编纂《汉语大词典》获得的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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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衡生(钱新嘉之子)章石林( 章鸾翔的大女儿)夫妇与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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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新嘉之子钱衡生（章鸾翔的大女婿）
安庆市政协常委、市体育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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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新嘉（钱益封）的夫人胡季琏 和 女儿钱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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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娜娜（钱新嘉之女 钱衡生妹妹）
钱娜娜，在安庆地区化肥厂工作39年，被评为标兵二次，享受公费旅游二次。被评为重工业局先进工作者，市直党委先进个人。
左一是钱娜娜的大女儿，在安庆任会计师
左二是钱娜娜的小女儿 在北京任高级工程师，教授
右一是钱娜娜的二女儿，在合肥任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后在四川绵阳挂职任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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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新嘉（钱益封） 作《过仙霞岭》
《过仙霞岭》
钱新嘉作
国事艰难慨若何，敌前敌后几回过。
西南又着边关紧，赖有豪情壮胆多。
漫天烽火战云飞，书到山村逐子规。
忍泪辞家原为国，永依大众克艰危。
六年顽寇未曾除，患难夫妻屡徙居。
暮上仙霞何所有，一肩儿女一肩书。
穷兵末日始投降，捷报传来喜若狂。
再上仙霞秋色好，满山红叶映骄阳。
钱新嘉传略
（1906年—1982年11月）
钱新嘉，曾用名钱益封，枞阳县汤沟镇农庄村人（钱家旦上人），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桐城县委早期领导人。1927年10月参加章逐明在育才小学组建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先后参与组织汤沟兵变和潜山梅城暴动。1928年1月，参加中共桐城直属支部成立大会并当选由5人组成的干事会成员，同年2月担任秘密成立的省立第一师范龙门口支部委员。1928年10月，任怀宁团县委书记。1929年4月因领导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学生运动，遭当局通缉。先后任中共周潭支部书记、中共周潭区委书记。1930年以江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贵池指导恢复和建立中共贵池县委；1937年组织进步青年、长江诗社等文艺团体，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经安庆市委统战部安排，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后任安徽文史研究馆馆员。
大江南北留足迹 亦文亦侠显才华
钱新嘉，枞阳县汤沟镇（原仪山乡）农庄村人，幼年在家族私塾学堂读书；稍长，进入桐城第四高等小学（今汤沟小学）读书，后考入桐城中学读书，1925年前后进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26年秋，进入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先后参加汤沟兵变和潜山县梅城暴动，1928年1月中共桐城直属支部成立时，是参会八名党员之一，并被选为5人干事会成员，1928年2月进入安庆省立高中师范科学习，担任龙门口支部书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4月遭国民党政府通缉秘密回到家乡，1929年8月到施家湾新民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3月任周潭支部书记，1930年9月代表中共桐城县委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后以江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贵池指导恢复建立中共贵池县委。1930年10月任中共新桐县委委员，1931年8月任中共桐城县委委员。后主要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先后在汤沟小学、周潭小学、浮山中学等地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安文使馆工作。1982年在安庆去世。
革命思想形成
钱新嘉共有兄弟4人，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二弟钱新友（又名钱翼云），三弟钱新模，小弟钱新权。因是家中长子，父母对其寄予了厚望，从小既入学堂读书，又请拳师教授东乡武术，钱新嘉不负父母希望，读书与武术均得到精进，而且思想活跃，从小学到中学到省立一师均与一班思想进步青年交往甚密，尤其在安庆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受到一师校长李光炯先生的影响最大，北伐战争打响后，钱新嘉也与无数热血青年一样奔赴武汉，参加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班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等文章，感受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到来，革命思想初步形成。1927年7月结业后，与刘牧村、吴克政、章逐明、章鸾翔、章宣德等从武汉分派回到家乡。回乡后以拜访同学和朋友的方式经常联系，或在汤沟，或到方家仓章逐明家，或到章家大屋章礼备家，当时主要以章逐明、章礼备为主要牵头人，尽管开始时无具体活动计划，但他们畅谈政治形势，表示坚决革命的理想。同月钱新嘉参加了章逐明领导成立的方家仓平民教育促进会，章逐明当选为主任委员，钱新嘉等同志担任为平民教育促进会委员。
“汤沟兵变”排长
1927年10月，在中共党员章逐明的带动和影响下，与吴克政、章礼备、章鸾翔等4人，在做通汤家沟自卫团团长张子如工作后，秘密加入自卫团，在自卫团内向其他同志宣讲党的政策和革命道理，启发自卫团成员觉悟，由于自卫团内大多数人均为汤沟人，与钱新嘉同志年龄相仿，加之多数人出身贫寒，因此，很快打开了局面，从对革命的不了解，到逐渐理解革命道理，从倾向革命到逐渐拥护和支持革命。同时汤沟自卫团在黄埔四期出身的章礼备的指挥下，消灭了钱铺的陶大甩自卫团，打败了孙畈的陶二甩自卫团，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俘虏了两个自卫团的部分人员，汤沟自卫团力量不断增强，计划统一全东乡的武装势力，后改称为桐城东乡人民自卫团，不久接受国民党唐生智部暂编第八师改编为独立营，张子如任营长，下设三个连，章礼备担任第三连连长，钱新嘉、吴克政、刘牧村分别任第三连下属三个排排长。他们一面训练队伍，一面计划举行兵变。由于缺乏革命经验，章逐明同时要求怀宁县临委派人前来领导和指导工作。中共怀宁县临委派赵跃文、钱邦文来到汤沟与张子如、章逐明、章礼备就兵变工作进行安排和分工。由于事机不密。被汤沟警察所所长等人发现并向国民党安庆陈调元部告发，陈调元深夜派一个特务团包围了汤沟自卫团，逮捕了张子如、吴克政、章逐明等。章逐明、吴克政因身份未暴露被保释，张子如被解往省城安庆，2个月后以通共谋反被杀害。汤沟兵变虽然因泄密而流产，但他是桐枞地区共产党人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第一次武装暴动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斗争经验，锻炼了革命骨干。
参与梅城暴动
根据1927年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怀宁县临委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认为潜山梅城地区成立了党的组织——潜山县特别支部。那里农会组织成立早，斗争热情高涨，于1927年9月开展了“打土豪，杀劣绅，实行减租减息，节制资本”的重要决议，潜山地区，特别是后北乡的农民运动在中共潜山特支的领导下蓬勃兴起。为有效组织领导潜山梅城暴动，中共怀宁县临委派遣曾参加汤沟兵变有一定斗争经验的章礼备、章鸾翔、赵跃华、钱新嘉、吴克政等6人到潜山准备参与和支持潜山梅城农民暴动。钱新嘉经赵跃华、钱邦文介绍于11月2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6人安排住在潜山城里周家祠堂，在12月7日起义前，潜山县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怀宁县临委派去的6人以外县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起义那天，农民以请愿的形式提出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方案的要求。但遭到国民党潜山县长储乙燃的镇压。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计划不够周密，起义无法有效组织，反而对起义领导者余大化、柳文杰、范笑山等3h逮捕杀害。中共怀宁县临委派去协助起义的人员无法实施计划，钱新嘉、章礼备、吴克政、赵跃华4人回到安庆，向怀宁县临委作了汇报。县临委又决定举行第二次起义。又派章礼备、钱新嘉、吴克政、操球等到潜山，他们先到了王步文家，当晚由王步文的哥哥打火把将他们送到汪忠天家。夜里又赶到茶园庵，在茶园庵，王步文召集开了两次会议，作了政治报告，分析了革命形势，并根据潜山党组织遭到破坏，群众斗争情绪涣散的状况，认为暂时无法再次举行起义。因此要求怀宁县临委派去的几个同志回到家乡。这样钱新嘉、吴克政、章礼备等3人经霍山辗转回到桐城东乡方家仓。
成立中共桐城直属支部
1928年1月底，钱新嘉、吴克政、章礼备等回到章家大屋，与章逐明、陈雪吾、章鸾翔、章宣德、章慕贤等8人，齐聚章慕贤家堂屋内，参加由章逐明主持召开的党员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中国共产党桐城直属支部，直属安庆临时县委领导。会上选举章逐明任书记，钱新嘉任交通，支部设立由5人组成的干事会，钱新嘉是干事会成员之一。会议还作出了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的决议。根据中共桐城直属支部安排，由钱新嘉同志将桐城直属支部成立工作报告于1928年农历正月十四日送到安庆县委。
龙门口党支部
1928年2月，根据上级党组织和中共桐城直属支部决定：原有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籍的党员同志，以学生身份进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学高中师范科，以学生为掩护秘密成立了高中党支部（后改为龙门口党支部），钱新嘉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吴大鹏、章文魁、章宣德、章礼备、章鸾翔、汪忠天等人任支部委员，支部每周日下午召开一次支部会议，俞仲则作为上级代表参加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并指导和布置工作。他们秘密进行革命宣传，散发革命刊物，编印刊名《血光》的党刊，每周刊印一到二期，利用学生上自修回室舍前放入学生床上，在同学中影响很大。1929年4月，钱新嘉因领导学生开展“反程勉学潮”和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学生运动，激怒了蒋介石，遂利用国民党特务和军警大肆逮捕学生，章礼备、章宣德等多人被捕入狱，钱新嘉遭到当局通缉，被迫离开安庆。
周潭支部书记
1929年8月，中共桐城县临委改为中共桐城县委，下辖方家仓、七家桥、桐城城内、周潭4个区委。钱新嘉根据县委指派到周潭施家湾周氏私立新民小学任教，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和赤色群众组织。1930年3月，中共周潭支部成立，钱新嘉任支部书记，并先后在该地区施家湾、傅家咀、周家潭、将军庙成立农民协会和周家潭互济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并吸收一些革命斗争意志坚决的农民入党。在吴桥、崇本、新民发展团员10余人，成立3个团支部。根据组织发展扩大的状况，成立了周家潭区委，钱新嘉同志任区委书记，周邦彦、王学熙、王立本、张崇润任委员。区委机关设在张崇润家。下有施家湾支部，书记周慕先；傅家咀支部，书记周若壁；周家潭支部，书记周柯成；青山支部，书记周金南；林家圩支部，书记不详（可能是王达仁）。周家潭示威运动1930年8月初，中共周家潭区委决定利用周家潭一帮豪绅地主阶级子弟约定在农历闰6月19日做男观音会之机，组织农协会成员上街示威去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于前在农历闰6月18日搞好传单标语，组成7个小组，每组10余人，次日上午预先隐藏在周家潭7条主要巷道里，等行香的队伍一进大街，示威人员从各个巷子里奔向大街会合。示威人员沿街大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豪绅地主阶级，实行土地革命，拥护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到下街头空地上集合，打击了豪绅地主阶级的气焰，但也过早地暴露了地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革命积极分子。事后遭到了豪绅地主阶级自卫团的反扑，打击了农民斗争情绪。
中共江南省委特派员
1930年9月底，因中共桐城遭到破坏，钱新嘉奉命到上海出席中共江南省委扩大会（江南包括苏、浙、皖三省，配合湘鄂赣苏区），会议由李维汉主持，廖陈云（即陈云）致开幕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会上，钱新嘉将桐城的地理、革命形势、革命环境作了报告，并建议将桐城县划为新桐县和旧桐县，后得到皖北特委、江南省委批准。会后，根据江南省委决定：钱新嘉同志负责恢复贵池和建立青阳一带党组织，暂归新桐县委领导。1930年10月下旬，钱新嘉以中共江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汤家沟主持召开桐城县委扩大会议，宣布江南省委决定将原桐城县委分为新桐县委（枞阳区域）、旧桐县委。会后，钱新嘉又以江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贵池指导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并在金家冲“小观园”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玉成、陈晓中、胡宪友、王达仁、凌霄、洪人英等，会议传达了江南省政治决议，要求在工作中贯彻反对“立三路线”反“富农路线”，领导群众由日常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贵池县委，由5人组成，书记：胡宪友，委员：王玉成（宣传）、陈晓中（组织）、凌霄、洪育之。
新桐县委委员
1930年10月，新桐县委成立后，周慕先任书记，钱新嘉任组织委员，周邦彦任宣传委员，吴子刚任秘书。下辖周潭区委，书记张崇润，委员周鲁先、周慕先等，党员约40人；左岗区委，书记唐品超，委员左卓谋等，党员50人；吴桥区委：党员20人；将军庙区委，王达仁负责，党员约20人；方家仓区委，章化民负责，正在恢复和建立中；公堰塥区委，徐笑渠负责，正在恢复和建设中。新桐县委成立初属皖北特委领导，1931年2月属安庆中心县委领导，1931年6月转属芜湖中心县委领导。新桐县委成立后即分途到各地巡视工作，到杨茂冲王达仁家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议，各区委汇报了工作，明确了下步工作的重点。1931年端午节前夕，县委在仪山乡（2005年2月划归汤沟镇）观音洞（庙宇）内又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除县委委员外，还有吴杰、徐笑渠、许伯候、王达仁、黄桂元、施其宽、吴子刚等20余人，会上补选施其宽为县委候补委员。确定县委工作的主要方针政策是恢复和整理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由日常的经济斗争扩大到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中共桐城县委委员
1931年8月，中共皖西中心县委派史浪云来巡视并参加新桐和旧桐县委扩大会议。根据新桐和旧桐分开后对敌斗争力量分散，削弱斗争声势，不便统一指挥的局面，决定将新桐和旧桐县委合并，仍称中共桐城县委，属皖西中心县委领导，由于吴克政牺牲，陈雪吾集中精力抓军事斗争需要，会议选出县委委员5人，吴文祥任书记，钱新嘉任组织委员，疏冠中任宣传委员，吴福义负责工运和妇运，张崇润兼秘书，县委机关设在钱新嘉家中。下辖周潭、吴桥、将军、公堰塥、会宫、孔城、钱桥、七桥8个区委和5个直属支部。有党员500余人，贵池亦属中共桐城县委领导。1932年7月，中共桐城县委和庐江县委在桐庐边界大艾庄召开会议，合并成立中共桐庐县委，陈雪吾任书记。1932年9月，钱新嘉因表现独裁主义倾向严重，被开除党籍。回到家乡私人办的小学教书，后进入桐城县第四高等小学、浮山中学教书，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安徽文史馆工作。1982年在安庆去世。
钱益封传
胡季琏 撰稿
钱益封，字新嘉，枞阳县义山乡人，1908年生。幼年丧父，一家生活，靠母亲操持，二弟业医，三弟务农，世代清寒。益封幼年勤奋好学，始读私塾，继外出进中学、大学，全靠钱氏公堂资助。
1925年投身革命，1927年结业于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1月在潜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江南省委特派员等职，在枞阳、潜山、安庆、贵池一带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928年12月8日在潜山举行了潜山县第一次农民起义，失败后，回到安庆，组织领导安庆学生开展反蒋学生运动。
1930年9月，奉命前往上海，出席江南（苏、浙、皖）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李维汉主持会议，陈云（化名廖承云）致开幕词，周恩来（化名少山）作政治报告，会议在极度秘密情况下，开了一个星期。结束后，江南省委指派钱益封到贵池，恢复贵池县委和建立青阳党组织。当年10月下旬，又回新桐（即今枞阳县）向党组织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江南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清算“立三路线”的错误。
1931年，党的四中全会上，出现了“王明路线”，在“王明路线”的领导下，新桐县委趁益封到贵池巡视工作之机，诬说益封执行了“立三路线”，错误严重，在本人未参与情况下，开除出党，到1932年8月，才通知到本人。益封接到通知后，虽立即向上级党组织进行申诉，但由于此时党组织已遭到惨重破坏，新桐县委已不复存在，继续申诉已经无门。
由于钱氏在当地是个大姓，保护他的人很多，在农村亲友家中东躲西藏，隐蔽待机，直到1933年夏一天傍晚，回到家中，突被逮捕。在桐城监狱关押期间，适逢其原来老师、文教界知名人士虞冠英任县长，出面过问，坚持认为益封早已被共产党开除，当地共产党组织已彻底摧毁，他与共产党已无关系，加之原新桐县委主要领导已变节成国民党“肃反”要员，完全知道益封脱党多时，也无机密可言，遂按一般犯人交保释放。回家后，在汤沟小学任教师，后到安庆受聘于族人钱西亭（律师），任家庭教师。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在当时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下，益封在安庆重新开始社会活动，鼓励青年参加抗日，提出“我们的诗歌就是我们的武器”，邀集一些新诗歌作者、话剧爱好者、进步知识青年，组织长江诗社、长江话剧团，在商界开明人士微薄赞助下，大家尽义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曾演出欧阳予倩《青纱帐里》、田汉《回春之曲》、益封自编的《前路》等。现代戏剧电影界的沈剡（沈达之）、胡浩（胡庆燕），都是由当时长江话剧团出来的。
1938年6月12日，南京失守，安庆沦陷前夕，长江剧团30余人，限于当时紧迫情况，乃跟随安庆驻军二十七集团军，转移湖北、湖南，随后剧团改为二十七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益封仍任队长。作曲家瞿希贤也是当时的队员之一。这期间，益封偶遇同乡、进步青年姚琦（离休前为中央保密局局长），当时湖南政治形势日益反动，是“平江惨案”前夕，益封积极帮助她脱险，投入革命。
益封离开战地服务队，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和工作，该班教育长为李默庵（1946年内战开始后，即去美国闲住），副教育长为叶剑英，八路军派来的教官有李涛、边章武、薛子正、吴奚如等。1981年叶剑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曾邀请李默庵来北京，参加辛亥革命60周年纪念大会，李在会上讲了话。
在游干班工作期间，益封曾导演过《凤凰城》《雷雨》《前路》《东北之家》等。1942年游干班辗转赣南、浙西一带，生活更为艰苦，益封曾作《过仙霞岭》七绝一首：
六年顽寇未曾除，患难夫妻屡徙居。
暮上仙霞何所有？一肩儿女一肩书。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1946年1月益封到杭州，随即被派到海州、连云港，办理日俘遣返事宜，同时仍搞剧团工作，演出田汉《回春之曲》、于伶《杏花春雨江南》等。
抗战结束，由于内战开始，益封即辞职回安庆闲住。失业三年，生活十分窘迫。有时也为安庆各剧团作义务导演，如为原野剧团导演高尔基《夜店》，为宜声剧团导演陈其通《炮弹是怎样造成的》，为圣保罗中学学生会救灾义演，导演陈白尘《升官图》等进步话剧。
1948年9月，由于内战形势急转直下，桐城、安庆一带已处于社会动荡状态，益封受“山中来信”嘱托和鼓励，临时单身一人去桐城，就任最后一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此职入夏以来即已空缺），供职三个多月，本着力所能及办点好事，曾亲去当地驻军一七六师保释进步教师唐世煌，千方百计保存县党部历史档案，后在安庆还说服设在安庆的省《皖报》社职工保护好全套印刷设备等。
1949年秋，经原皖西军区二分区行政专员公署副专员张格联系，进安庆师范学校短期教师轮训班学习，后留校工作。1951年“镇反”高潮时，被逮捕判刑。
释放后，1979年经安庆市委统战部安排，参加《汉语大辞典》编写组，1982年6月任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3年1月病逝，终年74岁。安庆市政协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省文史研究馆、安庆地区（市）统战部、政协、党史办有关单位，及生前友好原中央文化部部长黄镇、安全部副部长周宏明、保密局长姚琦（女）等送了花圈、挽联或发来唁电。益封错案，1988年11月经安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撤销原判，予以平反。与此同时，安庆日报刊登了《晚霞如火写春秋》文章，表彰了益封生前为人正直，不畏艰难，追求革命和献身精神。
其妻胡季琏，解放初即在安庆地区糖业烟酒公司工作，会计师，已退休。有一子一女，其子衡生，曾任安庆市政协常委、市体委副主任；女娜娜，安庆地区化肥厂供销科干部、经济师。均住在安庆市。
关于汤家沟暴动情况的回忆【节选】
钱新嘉
1927年，汤家沟有个自卫团，是由商会办的，张子如任团长。张与章逐明为郎舅关系。张子如的思想是倾向革命的。当时，我们有个计划，要把桐城东乡（今属枞阳县）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作为暴动的军事基础力量。
那时，东乡有3个自卫团是比较有名的：一是陶大甩的，在钱家铺一带；二是陶二甩的，在孙家坂一带；三是张子如的，在汤家沟一带。张子如当时策动陶大甩内部的张杏生，把陶大甩杀掉后。带着人和枪（大约2支短枪，3支长枪）来到汤家沟商团。这样一来，陶大甩这个自卫团就搞垮掉了。
陶二甩知道此事，非常气愤，就与张子如打了一仗，这是章礼备亲自指挥的。结果，把陶二甩打败了，并且缴了几支枪，还有一匹马。但是陶二甩的主力没有击溃，隐蔽起来了。在此之前，柏文蔚的第33军派来一个排的兵，号称一个“旅”，就住在汤家沟。有一天晚上，张子如与一个姓钱的带领枪兵，把这个所谓的“旅”包围，并缴了枪械。因以前又打败了陶大甩，这样商团的力量就壮大了，改为“桐城东乡人民自卫团”。
不久，该团接受唐生智暂编第8师（师长曙东）的收编，被改编为独立营，营长张子如，副营长金大林（金与章礼备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金系非党同志，正准备到任），下设3个连，第1连连长钱xx，第2连连长张杏生，第3连连长章礼备。第3连下有3个排，我任第1排排长，第2排排长吴克振，第3排排长刘牧村。第3连完全是由我党组织所控制。
我们第一步措施：准备先由我带领一班人住在娘娘庙（距汤家沟五里地），我党领导的革命者大约有10余人加入这个班。
在实施这个计划时，章宣德反对。章说：难道我们到张子如团防当兵吗?所以这件事就搁下来了。在未正式进入编制前，吴克振负责青年图书馆（在汤家沟第四高等小学内）。图书馆内收集了很多革命籍。
在这时，由原汤沟警察所所长黄堃勾结汤家沟地方若干绅士向伪省府告张子如，此状告赢了。陈调元就派他的特务团乘专轮到桂家坝。夜间在桂家坝登陆，急行军到汤家沟，包围了张子如的自卫团，全部缴了自卫团的枪械，第1连连长当场牺牲，第2连连长张杏生逃走了；张子如与一位姓都的嵇查被逮捕。
后来，特务团又派人到汤家沟第四高等小学去逮捕吴克振，并将周申如（支持张子如的）所开的周福昌布店抄了。这都是夜间的事。到拂晓时，我们组织上知道此情况，就设法把吴克振保释出来。张子如与都xx被押送到安庆城去了（后张子如在安庆被杀害了）。
其实这次暴动，我们并不准备以汤家沟为基地。因为，该地区在军事上很容易被敌人包围。如果暴动条件成熟，我们准备以方家仓后山区为根据地，逐步向横埠、陈湖方向发展。
当时赵耀华，钱邦文曾到汤家沟，每次到我家（钱家坝上），由章逐明引见赵和张子如谈过话的。
1982年10月17日于安庆
关于梅城暴动情况的回忆
钱新嘉
1927年11月上旬，中共怀宁临时县委派章礼备（章向顶）章鸾祥、钱邦文、赵跃华（赵煜）、钱新嘉、吴克振等6人到潜山准备参加农民暴动。当时的钱邦文和赵跃华是党员，章礼备和章鸾祥是团员。11月22日，赵跃华、钱邦文介绍钱新嘉、吴克振入党。6个人住在潜山城里周家祠堂。
在“一二·七”起义前，潜山县召开了国民党代表大会，怀宁县委派去的6个人以外县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党的“八七”会议后，凡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一律要退出国民党，否则不予共产党员看待，但潜山是特殊情况，没有这样做，这是经怀宁临时县委批准的。在国民党潜山代表大会上，很多人讲了话，但怀宁临委派去的6个人没有接受邀请讲话。国民党潜山县代表大会和潜山的“一二·七”起义，可以说是两回事，开会在前，起义在后，并不是把大会的举行日期作为起义时间。
起义那天，农民以请愿的形式上了街，初步提出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的要求。但反动透顶的县长储乙燃对请愿队伍进行了镇压，并将余大化、柳文杰、范笑山3人逮捕杀害，队被打散。怀宁临委的几个人在事后才得知情况。钱文邦、章鸾祥已在事先就回去了，其余4人在事后回到安庆。
赵跃华、章礼备等向县委汇报了情况，当时县临委书记为姚佐元。县临委又作出了决定，计划举行第二次起义，又派章礼备、吴克振、钱新嘉、操球、储应时到潜山。
我们先到王步文家，当晚由王步文的哥哥打火把送到汪忠天家吃夜饭，我们又连夜到茶园庵，在那里安顿下来（汪忠天在茶园庵被吸收入党）。
在茶园庵，步文同志去开了两次会，第一次是作政治报告，分析了革命形势；第二次是作具体指示，认为潜山的群众斗争情绪涣散，一时无法再举行起义。因此怀宁临委派去的几个人分散活动了。操球回怀宁；储应时回到家乡霍山河、钱新嘉、吴克振、章礼备3人经霍山回到桐城。
1982年10月20日
钱益封（钱新嘉）平反判决书
来源：安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钱新嘉女儿钱娜娜提供）
安徽省安庆地区中级人民刑事判决书
申诉人：胡季琏，女，安庆地区糖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系钱益封之妻子，
被告人：钱益封，男，判刑时四十四岁，汉族，枞阳县汤沟区人。
钱益封因反革命案，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经省人民法院安庆分院以（53）刑初字第54号刑事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申诉人胡季琏提出申诉，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业经再审查明：
原判认定，钱益封一九二七军参加起命，曾任职新桐，桐城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判变不命，向敌入办了目首，尔后，任国天党皖报编辑，皖南游击干训班少校科员，政治大队长，湘赣边区总队部中校指导员，边区司令部第一科中校科长，捷报社主笔，连云港口司令部主任秘书等职务；一九四八年任国民党桐城县党部书记长，并创办民声报，自任社长。
本院认为：原判认定钱益封所任上述职务存在，应予认定；但钱在任反动职务期间无重大罪行，且在解放后已向我人民政府真诚坦白交代，尔后未发现新的罪行；根据当时的法律政策，原判十五年量刑过重，应予改判。据此，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安徽省人民安庆分院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53）号刑初字第54号刑事判决处刑部分；
二、对钱益封免予处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诉状一式两份，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安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XXX
陪审员：XXX
代理审判员：XXX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XXX
作者: 崇让堂 时间: 4 天前
原国军十八军参谋长赵秀昆将军回忆录
赵秀昆《文史资料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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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我考入该校后，编入工兵队，学生共有四五十人，当时北伐初告胜利，学校中政治空气浓厚，国民党、国民党改组派、共产党、第三党都有活动，我当时年龄较小，政治上无定见，出于同学感情和好奇，和各党派同学都有接触，有位安徽籍的同学章鸾翔（知天），是第三党头头章伯均的族弟，为拉我入第三党，曾亲自带我和章伯均相会，但经不住交谊较厚的同学丁楚源的劝说，在一九二八年冬，加入中共地下党活动，丁原是保定育德学生，那时就加入了地下党。地下党在学校内的活动，是秘密传阅党的文件，进行宣传和发展的工作，采取单线联系，入党也没有填表、宣誓等形式。学校的训练，全是采用中央军校（黄埔）的教材和训练方式，要求也很严格。…”
赵秀昆，别字玉峰．陆军少将．一九一四年生。景县赵官寺乡小刘庄人。幼年曾随叔父赵云鹏在北平就学，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后改黄埔七期）毕业，曾参加中共地下党。
（人物生平：赵秀昆，别字玉峰，幼年曾随叔父赵云鹏在北平就学，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后改黄埔七期）毕业，曾参加中共地下党。一九三○年去南京投入国民党军交通兵团。任排、连长，并先后带职考入陆军工兵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后任军令部中校参谋、五十四军上校参谋处长、十八军十八师少将参谋长、军参谋长及十八师副师长。一九四四年冬，奉调到青年军工作，曾任军、师参谋长及整编二〇三师旅长。一九四七年冬，蒋介石曾手令调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召见后他以久离北方以情况不熟为理由坚辞．以后改任第七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兼一○八军副军长。一九四九年十月，调任一一二军军长，兼司令部参谋长，同年十二月随第十五兵团在四川成都附近起义。1948年9月22日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枪击政治部主任事件
（国民革命军）军、师的政治干部，按理都是自成体系，归军委会政治部直接管理，实质上是以贺衷寒等为核心的政工系统。但在第十八军却有些例外：军、师负责的政工干部，大都是由部队保荐，如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裘轸就是未经贺衷寒同意，由陈诚直接委派的。又如第十八师先后两任政治部主任谢宣渠、王景奎，都是霍揆彰先发表然后向军委会政治部请委的。所有这些，贺衷寒等都是怕和陈诚闹摩擦，敢怒不敢言。此外，贺系政工人员也视到十八军工作为畏途，原因是1938年底十八军驻湘西整训时期，曾发生过师长派人枪击政治部主任事件，轰动一时，简述如下： 罗广文就任第十八师代师长后，该师原政治部主任熊贻谋（黄埔六期，湖南人），自恃为贺系老政工，很不买罗的账，因为师部开会时把他的位子列于各处室主任一起，表示不满，拒不参加师部召开的会议，并声言政治部是和师司令部平行的机关，只能通报，不能命令。因而罗有意把他搞走，适当时部队奉命由益阳迁驻常德，罗授意我行军命令不要发给政治部。部队走后两天，政治部才发觉，由后面赶了上来，但熊贻谋却气愤地去长沙九战区长官部告状，并带去一女政工队员姘居。
罗广文得知后，即以熊“弃职潜逃”报请军长霍揆彰法办。霍未加考虑，就批了个“通缉法办”。罗就派了名副官和一个男政工队员去长沙捉拿熊，临行时二人问：如熊拒捕咋整？罗也未加考虑就说：如拒捕就开枪！ 这二人到长沙后找到熊，熊果然大发雷霆，并要动手打那个政工队员，该队员自恃有师长口令，就掏枪向熊连开两枪，当即将熊打成重伤。
此案发生后，引起第九战区全体政工人员的公愤，自动召开大会，陈列血衣，选派代表到重庆上告，通电全国政工人员，要求严惩罗广文。
为此，罗广文派俺（时任十八师参谋长）到长沙活动。当时第九战区长官名义上仍是陈诚，实际上由薛岳代理，战区政治部主任柳克述，原系陈诚的秘书，都不愿此事扩大，从中调停结果：由战区长官部报请给罗广文以“撤职留任”的处分。批示下达后，霍揆彰照顾罗广文的情绪和威信，扣在军部未向下转发。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一辑之《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作者赵秀昆而时任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后在《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中揭示“鄂西大捷”的真相：1943年5月中旬以来，在六、九两战区接合部及六战区正面日寇，调动频繁，制造大举进犯模样，旋即开始向六、九战区接合部津市、澧县进攻，在宜都的日军也进攻长阳。六战区为加强石碑要塞防守，调整部署，把江防总部在江北的阵地划归26集团军，江防总部集中力量防守江南（含长江）阵地，18军18师因此由江北调在石牌右侧，采取纵深配备，加强防守，而以94军牟廷芳部连系18军防守渔洋关、津洋口地区。5月下旬，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突破94军阵地占领渔洋关要隘。六战区以机动部队86军朱鼎卿部（辖67、13师，正在整编，仅各约1个团的实力）、32军宋肯堂部（仅约1个师兵力）向该方面增援，向日寇反击，但未收效，形成全面溃败，18军正面遂失去屏障，完全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自5月25日起，日寇首先向18师阵地进攻，因敌炮火猛烈，18师接防不久，工事构筑不完备，致伤亡甚大，经过几天战斗，该师撤到大朱家坪以南地区，渐危及军指挥所，石碑要塞也形成孤立，日寇并一度突破11师北斗冲阵地，经过反复争夺，并阵亡营长以下官兵数十人，始才敌攻势阻住，但日军有越过石碑迂回三斗坪的势头。六战区后方部队已抽空，直到重庆都无控制兵力和事先有准备的防线，因而重庆极为震动，深惧日寇乘虚入川，蒋及军委会遂决心令18军留下11师固守石碑要塞，作为反攻时支撑，其余部队一律后撤到茅坪、野三关地区组织新的防御，计划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进行反攻。5月30日江防总部接到此命令后，就来不及先向茅坪方向撤走了，18军军部一面做后撤准备，一面规定18师利用夜间向三斗坪方面后撤，一面指导11师如何固守石碑要塞。胡琏一向自吹是靠打仗起家的，接到命令后，写了“遗嘱”，并将钢笔、手表和贵重物品捆作一包，准备送给我于必要时转交给家属，作出“要与阵地共存亡”的架势，但内心却恐惧异常，一天多次打电话给我，借口什么“十一师是辞公（陈诚）的根基，这样使用实在可惜，希望你和军长研究！”言外之意，是想以18师调换11师守要塞，方天既不敢做主，也不容许作这样的调整。胡见此议不成，就又说：“你们撤下去后，可不要忘了十一师啊！不能就这样看着这样牺牲哇！”方天和我安慰他要他坚持固守，上级会考虑该师的命运的。事后听说胡在石碑江边准备了小木船，做了他个人逃命的准备。
18师主力于5月31日拂晓通过军指挥所附近向三斗坪撤退中，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以后，日寇阵地上枪炮声沉寂，经派人侦察，日军已利用夜间撤走了，方天喜出望外。因江防总部在后撤中，电讯不通，就直接电话报告六战区长官部，孙、郭除一面向重庆报捷，一面命令前线各部队停止后撤，各回原防，并嘱18军派人把撤退中的江防总部追回来。这个指示发出不久，在军指挥所左后方枪声大作，方天叫我亲自去看看怎么回事，见罗广文正在一个谷口上发脾气，他说：“接到停止后撤指示后，用号音和传令都制止不住部队行动，这些鬼儿子像丢了魂一样的，我气起来，用轻机枪扫射了他们一阵。”这时部队在山谷内还是乱哄哄的，有的走，有的停，很久才平定下来，事后方天抱怨罗的鲁莽。不久接到友军通报，右翼方面日军也于同夜自动撤走了。
情况报到重庆后，蒋很高兴，亲自指示林蔚打电话给方天，大意说：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老头子很高兴，指示要大加宣传，嘉奖有功将士，并开列报上有功将领姓名，包括参谋长在内。按一般程序上报战报来不及，你们速拟一简要战报用电话直接报到军令部。方天遂令我亲拟战报，并尽量夸张，以后又经过军令部进一步加工，6月3日重庆各报就出现了以“鄂西大捷之经过”为标题的如下报道：
“（中央社讯）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三、第十三、第三四、第三九、第四十、第五八等六个师团为骨干，另附以第十四、第十七独立旅团所编成之第十一军，向我鄂西长江之三峡进犯。其司令官且由汉口移驻宜昌指挥作战，计自上月十八日起敌军向我鄂西开始进犯以来，连日战斗至为猛烈，我军仍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注：并无其事）于要塞完备部队方天、胡琏、罗广文、赵秀昆、王元直、唐肇谟等诸将领，明示其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万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建树奇功。而各将领乃以愿与要塞共存亡，决不辱命，誓报党国之壮语呈复。故五日来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完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之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在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两千三百具，其他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暇统计。此为敌攻击要塞部队第三九、第三四等师团死伤之情形。至其野战部队，则自二十六日以其第三、第十三等师团，则长阳与鸭子口渡过清江河，向我偏岩与天柱山、两河口窜犯以后，我某某部队即于二十七日由五峰、资丘向渔洋关出击，激战两昼夜，卒于二十九日攻克渔洋关~此不仅为巩固我陪都门户，实为我军开辟最后胜利光明之大道，其意义更为重大也。”云云。
以上战报，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信口捏造，把如此惨胜比之谓“斯大林格勒战役”更为可耻。因山地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就18军正面而言，日军至多使用上三四千人兵力，却夸大为两个师团。当然，敌亦不无伤亡，但夸大仅北斗冲一地遗尸就有两千三百具，更不是事实，敌人是进攻，且是自动撤走，阵地上不可能发现遗尸，把敌人伤亡夸大为几万人，更不可能是事实。
蒋的用意，一来是鼓舞军队已经极为低落的士气，更主要的还是夸大战果以乞求美援的作用。实际上，当时盟军对日联合作战和我解放区军民对日寇的牵掣，日寇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做深入四川的行动。
对“鄂西大捷”国民党大做文章持续达数月之久，并发起全国性的慰劳鄂西将士活动，由国民党元老张继、孔庚分任慰劳团正副团长，在6月26日到恩施六战区长官部慰劳，陈诚也先期赶回恩施接待。由于鄂西大捷，孙连仲、方天、罗广文、胡琏都得到最高级的“青天白日勋章”的奖赏，赵秀昆和各师参谋长也得到最高级的奖章，可谓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
（按：赵秀昆先生别字玉峰，一九一四年生。景县赵官寺乡小刘庄人。幼年曾随叔父赵云鹏在北平就学，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后改黄埔七期）毕业，曾参加中共地下党。一九三○年去南京投入国民党军交通兵团。任排、连长，并先后带职考入陆军工兵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后任军令部中校参谋、五十四军上校参谋处长、十八军十八师少将参谋长、军参谋长及十八师副师长。一九四四年冬，奉调到青年军工作，曾任军、师参谋长及整编二〇三师旅长。一九四七年冬，蒋介石曾手令调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召见后他以久离北方以情况不熟为理由坚辞。以后改任第七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兼一○八军副军长。一九四九年十月，调任一一二军军长，兼司令部参谋长，同年十二月随第十五兵团在四川成都附近起义。参加我军后，长期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战役、战术教授会教员、编写组长、研究员等。并接受军委委托，参加《中国军事史》编写工作。现为安徽省政协常委及安徽省黄埔同学会顾问）
一、家世和出身
我叫赵秀昆，世居河北景县城东北留烟小刘庄（现赵官寺乡小刘庄），祖父赵萌棠原为农村瓦工，兼作农业，子女众多，家境贫寒，父亲赵云程为祖父的长子，壮年时因衣食不给，曾随同乡跑过关东，及至民国初年我四叔云龙、五叔云鹏在北洋军中作了官，寄钱回乡，置地建房，遂称富一乡。当我记事的时候，财产约有房三四十间，田约三百亩，外有梨树一园，约十余亩，此外，还与人合伙，在连镇河东开设商栈，贩运煤、油等杂货，商号名“德胜厚”。祖父先后娶过五个祖母，生六子七女。
父云程一九五四年病故于家乡，时年八十四岁。母周氏，景县八里庄人，在生弟秀岩时，得月子病去世。四叔云龙青年从戎，曾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及陆军大学第六期，曾任安徽督军府参谋、总统府军事处科长及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少将参谋处长、陆军大学少将兵学教官，一九二九年冬在北京因肝疾病逝。五叔云鹏受四叔的提携，也于青年时外出从军，在任段祺瑞边防军第三师连长时，值北洋军阀在北京创办南苑航空学校，得入该校学习，毕业后被选送日本名古屋航空学校深造，因成绩优异，且很干练，在北洋空军中升迁甚快。先后任过南苑航空学校校长，吴佩孚的直军、冯玉祥的国民军航空司令等职；北伐战争结束后，他投向国民党空军，先后任航空署科长及航空委员会参事等职；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空军退出现役，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任河北省及北平市航空学会会长，北平解放前，全家去重庆投靠我生活；西南解放后，由我设法介绍入西南军政大学教导总队学习，一九五○年七月因脑溢血病故。他在北洋空军发迹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景县的亲友故旧，受他援引在空军中工作的，先后有一二百人，略有文化的，学习飞行或任文书、军需等佐属，绝大多数充任机修工人，至今尚有不少人在台湾。小叔云锦，又字世赢，黄埔军校十一期毕业，在国民党军任连、营长及中、上校参谋等职，一九四八年在东北战场中阵亡。
五姑云容原在家乡读书，后考入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就学，约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她在该校接受了先进思想，参加了共产党。次年到北平，入北大旁听并进行党的工作，旋即受党的派遣到苏联求学，从而和家庭断绝往来达三十余年。一九五八年前后，才与家人联系上，知道她长期在苏联工作，担任翻译和中共与苏共的联系。解放战争后期，随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得到党的同意，未再回苏联，现已八十余岁，离职休息，双目已失明。
小姑云贞参加革命后，更名孙素云，抗日战争中，参加县大队抗日武装做妇女工作，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交通部工作，现已离职休息，住在北京。其余各叔、姑均在农村务农。现在我的长辈中，除在北京的五姑云容、小姑云贞外，均已先后去世。 我弟兄姐妹共六人，长兄名秀峰，随四叔云龙在北平读书，中学毕业后，因肺病死于家乡。三个姐姐均无文化，大姐秀敏嫁与同乡空军机械工人刘镜亭，姐夫早已去世，其长子刘毅现为新疆军区后勤部师职干部，幼女刘玉书在江西清江县当医生，她现随幼女生活，年已八十六岁；二姐秀清，嫁在阜城县杨家窖吕家，一直务农，早年寡居，现年八十三岁；弟名秀岩，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三期，在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任连长期间，随军去台湾，曾任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等，现已退休，经营商业，一九八七年九月，秘密回大陆探亲；三姐秀芳，现也在台湾，姐夫田霞飞，河北完县人，为台空军中电讯人员，现已退休。我因幼年丧母，无人照顾，且有五叔云鹏的子女，都更幼小，故在我八岁时，即由其带至北平，有意加以培养，初毕业于北平市十三小学，继先后就读于第三中学及四存中学，一度就读于冯玉祥所办的子弟小学（又名育德中学），因顽皮惰学，不是降级，就是开除，故五叔云鹏愤而将我送入军队。先在山东济南张宗昌部教导团当学兵；张失败后，适北伐军到北平，商震任河北省主席，蒋介石为扩展实力，有意利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底子，命商震在北平办一个黄埔军校北平分校，商原属晋系军人，虽名义上和蒋合作，但暗存戒心，借口如用河北省经费办学，宜用“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名义，目的也在培养个人势力，河北军校于一九二八年在北平黄寺成立，一九四四年蒋介石批准并入黄埔军校七期，校长由商震自兼，教育长先后由方城钺（原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陈之毅担任。政治教官及部分训练干部由南京军校调来，军事教官多为原保定军校的老教官，如邓毓琏、叶秉甲等。学生大队下辖步兵三个大队，炮、工兵各一个大队，大队长、队长多为留日士官学生。
我考入该校后，编入工兵队，学生共有四五十人，当时北伐初告胜利，学校中政治空气浓厚，国民党、国民党改组派、共产党、第三党都有活动，我当时年龄较小，政治上无定见，出于同学感情和好奇，和各党派同学都有接触，有位安徽籍的同学章鸾翔（知天），是第三党头头章伯均的族弟，为拉我入第三党，曾亲自带我和章伯均相会，但经不住交谊较厚的同学丁楚源的劝说，在一九二八年冬，加入中共地下党活动，丁原是保定育德学生，那时就加入了地下党。地下党在学校内的活动，是秘密传阅党的文件，进行宣传和发展的工作，采取单线联系，入党也没有填表、宣誓等形式。学校的训练，全是采用中央军校（黄埔）的教材和训练方式，要求也很严格。
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阎锡山疑忌商震与蒋介石过于接近，将他与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对调，河北军校也随之迁至山西太原，阎命令该校并入山西军官教导团，团长杨澄源为阎的亲信，但河北军校仍以原来各队的建制，继续训练，一九三○年春，该校仍以河北军事政治第二期名义毕业，全部分派在晋、绥各部队中服务。我当时分配在驻天津的傅作义军长的第十军工作，同去的约十人，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三人。到天津后，我们地下党三人，住在一个小旅馆内，先设法与地下组织联系上，请示如何工作，表示不想去傅部报道，因为北平有家，想去北平工作。那位同志听后说：“这很好，你年轻，北平有家，便于掩护，那里正需要人！”于是介绍我到北平西四牌楼附近抚州会馆找杨汝杰联系，杨为江西人，当时公开身份是陆军大学第九期的学员，我四婶母当时住西城北草厂后牛角胡同，因五叔赵云鹏一家已迁往南京，空房租与别人，变成了大杂院，杨汝杰听说后，认为不安全，主张我迁住公寓，以学生身份做掩护，我于是迁往西城祖家街京香春公寓，杨每月给我十块钱，作为生活开支，我和杨汝杰接触的次数不多。每次见面都是事先约定，一是交代任务；二是要我汇报情况。我没有发展组织和进行宣传的任务，主要是送文件和参与一些大学中的集会以了解情况，这期间工作并不紧张，所以经常和堂妹赵秀兰、堂弟赵秀豪来往，他们都是十余岁的学生，日子久了，他们发现我是在搞党的秘密工作，把情况间接传到我五叔赵云鹏耳中，接二连三写信来要我速去南京，并以找对象结婚和找工作相劝，此时我已不归杨汝杰直接领导，而是由新从山东刘珍年部队调来的一个姓刘的军官领导，适时北平白色恐怖很严重，不时有中共地下组织被破坏和多人被捕的情况，我出于胆怯和革命意志不坚定，就请求组织批准到南京去工作，获得同意后，到天津找到同乡周钧海结伴南行，因为当时正值蒋阎冯混战，津浦铁路不通，我们俩同搭海轮到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我五叔赵云鹏处，他这时任军政部航空署军务科科长，正准备参加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参观秋操，劝我说：“干共产党是个人要杀头又要害及全家的事，一定要断掉关系，我这次去日本，设法送你去日本士官学校上学，你今后除亲友之外，不要个人走动……”从此，我的行动都有家人监视，形同软禁。北平地下组织原介绍我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某人接头，我一直没有去，就这样断绝了和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总结参加这一段革命工作是糊里糊涂参加的；糊里糊涂脱离的！ 赵云鹏自日本回国后，说公费留学活动未成，私费又费用太重，无力负担，见我已无留恋地下党之意，遂介绍我去交通兵第二团铁道第二大队任分队长（排长）。这个团团长斯立是浙江东阳人，保定六期，陆大七期毕业，当赵云鹏在边防军任连长时，斯任排长，两人关系很好，拜过把子。因而我以后的升入工兵学校和陆大，都得力于斯立的培养。 我结过两次婚，初字五叔云鹏包办下，与同乡马书润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杭州结婚，马的父亲曾任景县教育会会长，她本人正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生有振伦、振纲两子。因长期感情不合，经人调解，于一九三九年离婚，但解放前孩子教育、生活费仍由我负担；新中国成立后孩子已成家立业，就断绝了一切往来。一九四二年元月，我在十八军参谋长任内，与徐裕惠结婚，她祖籍安徽怀宁，其父徐辛柏在北洋军阀时期，数任山东几县县长，故出生在山东，新中国成立后徐毕业于南京财经学校（一九五二年），并在南京无线电厂工作多年，后因子女多，退职在家，主持家务，教育子女，里外操持，我工作上略有成就，得其力为多，故婚后数十年，情感甚笃，子女七人，长女赵梅、长子赵炎、次子赵鑫、次女赵平、三女赵莉、三子赵森、幼子赵磊，现都已成家立业，各有满意的小家庭和工作。
二、两次升学和加入复兴社
我到交通兵团任职时，部队正在河南归德附近参与讨阎冯大战，不久战争结束，随军迁往安徽蚌埠训练，旋该团成立铁道干部教练队，我升任中尉区队附，曾去浙江某县招收学兵，因为副团长兼队长钱宗陶是这个县的人，为了照顾他的家乡人，招了三四十人回来，这批人后来多成为交通兵部队的初级干部，有的也被派往军校、航校，如吴加叶在军校毕业后，又升到陆大学习，去台湾后曾任师长；陈翰邦曾在航校毕业，任飞行员多年，去台湾后，任空军总部第一署副署长等，教练队共分三区队，每区队百余人，年余结业，办了一期就结束了。
1932年末，我在该队任职期间，国民党政府仿照日本军事制，创建各兵种专科学校，工兵学校校址在南京光华门外，目的是培训中级工兵科军官，学制一年，由部队保送军校工兵科出身又有一年以上队职经理的在职军官带职入校，我因属嫡系直属部队且有团长斯立的私人照顾，得以和同事谢惟善、黎玉絮三人入该校第一期学习，学校编制不大，校长为蒋介石自兼，下设教育长为林柏森（中将）、研究委员为邓位仁（少将），并设教务、总务器械等管理机构，设员额不等，另设学员队，其队长为上校级；下设三区队，区队长为少校（上尉）级，区队下为三个班，每班十余人，班长由学员中选充，入训学员不过百余人，学员规定都须住校，但有寒暑假，可以返回部队或自行旅游，学习课程以技术学习为主，理论次之，课程中有应用战术、筑城、架桥、爆破、测绘等作业，学校中设有各类教官（上校以上），助教若干。第一期时，战术课系由学校聘任陆大研究院中将主任张亮清及辎重兵学校教育长李国良兼任（战术教官），指导应用战术。我颇得其力，为我不久能考入陆大打下基础。我们在工校学习期间，正值蒋介石创建复兴社，组织所谓死党为其效命，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社会上仍有流传，有的谓之“兰衣社”，我发现其痕迹是在１９３２年下半年工校学习期间，因为同来学习的谢、黎两人，原来每在假期，都是共同行动，进城游玩吃喝，很少单独行动，后来每到假日他俩各以不同的理由，有意回避我，不久又发现他们经常利用课间去找筑城教官黄德馨等和同学中某些人接触频繁，行动有点诡秘，我就把社会上流传的“兰衣社”联系起来，怀疑起他们，当时在我的心里，是忌妒和羡慕，嫉恨谢、黎这样“好事”不该把我甩掉；羡慕的是他们能参加核心组织，自己轮不上。有一次，我和正在陆大十一期学习的堂妹夫李昆冈谈起这件事，他认为谢、黎参加的可能是复兴社活动，并告诉我最核心的组织曾叫过“力行社”，没有“兰衣社”的名称，并自称是力行社的成员，并说：“你如果想参加复兴社，我可以想法介绍。”
工校学习结束后，我回团调任铁道部第二大队第五队上尉队附，部队正在河南明港，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进犯大别山苏区，铺设明港到河南潢川的轻便铁路。谢、黎则留在工校工作，因交通兵第二团需要人，我另介绍了工校同学王元直、何允谋等到该团任职，部队在河南约半年，１９３４年夏初，复调回安徽蚌埠整训，同年末，陆军大学十三期开始选考，我又和同事王镇、张祖正、彭邦机报了名，经过初试、复试、四个人都被录取，当时每个步兵师只能选送一人，而交通兵二团一个团就录取四人，这是很令人注目的。原因一是中央直属部队，名额宽些；二是后方部队较为安全，备课方便；三是清一色军校出身，素质要好一些，特别其中象王镇等人，多系军校六期交通兵科出身，该科多为高中毕业生，文化水平较好。陆大的初试，一般部队，由军、师或所在的行营办理，多系走走过场，流于形式，但中央直属机关、部队的初试，则由参谋本部统一办理，其程序规模都与复试相同，因而它们初试能录取的，复试大部能录取。陆大考试的科目和程序，大体是：首先身体健康，身体不合格的，就刷掉不准参加考试；其次笔试，先为普通学科，包括党义、国文、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和英、德、法、日任选一种外文；次为军事学科包括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筑城学等所谓“四大教程”；笔试之后，还有口试，口试除注意仪表、语言外，还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等常识，口试后，还有实兵指挥一项，这是防止冒用文凭，军佐属来考陆大而设的，其方法是以实兵一排，由考试官宣布科目，应考者进行以口令指挥并纠正动作。因为我只读过两年中学，又是不用功的学生，所以普通学科除党义、作文外，大部分等于交白卷，但军事学科我保持年轻记忆力好，死背硬记，我都得到高分，口试、应用战术按照规定双倍记分，由于在工校学过应用战术作业，所以这两门我也得到高分，平均下来，仍在中等水平，因而得以录取。国民党军队当时已很重学历，所以流传“黄马褂（黄埔）、绿（陆之谐音）袍子（陆大）缺一不可”，所以考取陆大，就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气概，我那时年仅二十二岁，为同期中最年幼的，陆大课堂座位次序，是按年龄，我列在最后，因而和我同座的有蒋介石特准入校旁听的黄埔一期出身的张弥川、陈明仁、唐云山等人。全期共一百零八人，军衔由上尉至中将，年龄自二十二到四十岁左右，陆大的学制为三年，主要课程为战术、战史、军制、参谋业务、情报、筑城等课目，其中战术为最基本课目，授课方法为想定作业和现地作业，每年照例要实地作业一至二次，分别进行师、军战术作业，每次时间十天到半月不等，外出之时，火车一般是专列，并自带马匹。此外，还要自选外语一门，我选修的为日语，但由于不重视，不用心，三年之后，仍无阅读能力，学校还规定骑术、国术等课，但认真学的人很少，一般学科中有政治、经济两门，由颇有威名的隆孟武、马寅初两教授担任，为学员们所欢迎。
工兵学校也系蒋介石兼校长，从入校到毕业，蒋介石没有露过面，陆大则不同，蒋介石也是自兼校长，第十期毕业，十三期入学的典礼同时举行，蒋介石亲自主持，讲了话并聚餐，在校中停留半日，以后又多次召集陆大全体学员到军校礼堂举行总理纪念周，听他的讲话，说明他对陆大的重视。陆大实际负责人为教育长杨杰，他出身士官，又进过日本陆大，为国民党军中有名的理论家，其为人较正直，敢说敢讲，人称之为“杨大炮”，不为蒋介石所喜，始终未被重用，最后以反蒋被特务杀害。陆军大学沿清末创办时的期次，传为正统，一至三期为清朝所办，设在河北保定；四至八期为北洋各系军阀政府续办；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后，接办第九期及特别班第一期，两班毕业后，迁校于南京，招收第十期，并定制每年一期，学校的编制，渐次充实，我在校时该校编制情况大致如下：
----校长
----教育长
——国民党特别党部
——教务处（设少将参谋以及少数处员处理事务，有中校～中将各类兵教官数十人，并聘有俄（白俄）、德、法籍教官数人及兼课教官若干）
——编译处（设处长及美、德、法、苏、日语翻译官）
——骑术处（设少将处长一人，上、中校二人及管理马匹人员若干）
——副官处（设上校处长一人，各阶副官、军需若干，负责总务、财务等）
——兵学研究院（设中将主任一人，上，中校研究员十余人，选本校毕业生，培养为兵学教官）
——医务室（设上校主任一人，军医、护士数人）
——印刷所
——学员——第十二期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第十五期
特别班第二、三期学员各期都不设专职管理人员，仅指定学员一人为学员长，维持课堂秩序。对学员的管理，非常松弛，大部分带有家属。学校不设学生宿舍，自行租住民房、公寓或旅栈，因而有的用功的埋头读书，不用功的利用课余吃喝玩乐，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所有学员，对战术这门主课较为重视没有缺课的，有些课因为教官不好，学员就任意缺席，学校难以制止。所以学员中常以“这课上了几成座”以评价教官好坏。陆大三年学习，我属于不用功的一个，惟长于交往，搞了些政治和社会活动。
学校中最活跃的政治活动，是复信社在陆大中大量吸收成员。我们同期中旁听生冷欣，系黄埔一期生，是该社的头头之一，所以这期的复兴社活动更为活跃。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之交的一个星期日，同学焦志坚实现通知我在当日上午八时到明瓦廊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去开会。届时，先发给两大张铅印表格，即时填写，内容除一般项目外，有“对领袖（蒋介石）信仰的程度”“有什么专长”“平时爱读的书籍”“耐寒、耐暑的能力”“有什么嗜好”“能否服从社的纪律”等等。表收齐后就开宣誓大会，这次大会由刘健群主持，参加宣誓的共一二百人，多为各军事学校学员生，也有部分军政机关职员，宣誓后交费两元，换取一个“厚生消费合作社”的社员证以代替复兴社的社员证。宣誓几天后，接到通知到十一期彭士量同学家开会，他是小组长，我编在他的小组，不久又改编在十二期朱侠同学的小组，都仅开过一二次会，改编入本期的小组，小组长先后为林为周、澄靖，小组会每周一次，内容多为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吸取对象等等。我五叔赵云鹏和杂牌军队的军长庞炳勋都想通过参加复兴社，但没有实现。
1936年“双十二事件”（即西安事变）后，是复兴社最活跃的阶段，营救蒋介石和在学校中监视杂牌军队同学是主要任务，东北军籍同学都因而被拘留起来，知道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才得释放。因为我和桂系同学海兢强、孙国铨比较接近，在此期间，曾受命监视他们言行。此外，还参加了复兴社举办的“赴难大会”，大会由贺衷寒主持，他在讲话中诬蔑双十二事变是共产党发起的，号召加强团结，准备赴难，情绪狂热，这是我经历的复兴社活动的高潮。抗日战争开始后，听说汪精卫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反对这种秘密组织，蒋介石不得已宣布将复兴社解散。
陆大当时还有青帮活动，源起是国术教官杨某（河北人）宣传张树声在青帮中辈分很高，且张在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张曾为帮办，有一定声望，特别是蒋介石特准他在军、政人员中收徒，以用各种方法团结力量，为蒋介石政府尽力，我出于好奇，和同期同学焦志坚、方仲吾、胡素等人拜张为徒，有一晚，在方仲吾家举行拜师仪式，张要求行叩头礼，我们勉强答应，当跪拜时，不禁笑出声来，张认为不严肃，训斥了一通，以后听说加入帮会是被人鄙视的，就断绝了往来，也从未利用它做过任何活动。此外，我还参加了河北同乡会活动，和特二期同学楚溪春同选为该会理事，借此认识了河北籍的张继、张之江等头面人物，我还和同乡侯绍文、付和平负责会刊的编辑、出版，但由于经费困难，没有办几期就停刊了。 这一时期，我感觉是蒋介石政府威信较高的阶段，如“双十二事变”，在其统治区内，城乡军民，确实如丧考妣，极为不安，蒋平安离开西安，消息传到南京，群众涌向街头，鸣放鞭炮，集结游行庆祝，原因是蒋介石的****宣传欺骗了人民，其通知区政治、经济较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所改进，人民生活略有改善之故。蒋介石被迫进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后由于四大家族借抗战发国难财，想尽方法压榨人民，政治上仍坚决****，貌合而神离，以致政治日益腐朽，措施乖张，逐渐丧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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