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吴氏

标题: 吴令华：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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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崇让堂    时间: 4 天前
标题: 吴令华：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


吴其昌(1904—1944)，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1932年至1944年先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

2004年是父亲吴其昌的百年诞辰，也值他辞世60周年。他以海陬一贫困失学少年，坚持顽强自学，寻访名师，最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门下，终成中国古史领域的专家。他在学术上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令学人无不为英才早逝而扼腕叹息。

父亲自幼酷爱读书，幼受教于桐城派古文家张树森（仲梧）先生，被称为张先生的三位古文高足之一。另两位是：父亲的表兄徐志摩、许国葆。

张先生不仅给父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还灌输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20多年后，他犹念念不忘张先生授课的情景：“童子智虚心白，端坐竦听先师述讲甲午韩藩丧师、台疆胁割之痛，左宝贵、邓世昌之义烈，刘永福、唐景崧之孤忠，聂士成、马玉昆之壮勇，气荡肠回，热泪横决。我先师继复讲述戊戌以来先觉先烈流血抛头，成仁取义之壮行，则二三小子又复沸血潮动，厉尺以当匕首，齿啮唇而思挺起…我先师植志之深，感人之力，似可以武湘贤左罗之前踪……”（《先师海宁张仲梧先生遗稿序》）。

因家贫，12岁丧母，16岁丧父，父亲小学毕业后即辍学，但他不肯与其他少年一样去学“生意”，便自己在乡里中借书读，从字纸篓里拣书看，还鼓励弟世昌不可因学徒而放弃读书，将来会帮其继续学业。17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从太仓唐文治（蔚芝）先生治宋明理学，甚得唐先生关爱。父亲在馆中年最少而学甚勤，每值休假，必怀炊饼进入各公私图书馆，终日不出，三年如一日。寒暑假复至富阳请益于夏灵峰先生，与学友赴苏州受教于曹叔彦先生。他的博闻强记，才思敏捷，与王蘧常（瑗仲）、唐兰（立厂），被合称为“国专三杰”。唐文治先生尝戏改杜诗赠之曰：“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吾能拔尔郁塞磊落之奇才。”

在无锡国专，他养成严谨的学术品格，不盲从前人权威的结论。为研究宋明理学，他认真考证宋人著作的作者、年代、讹乱变化等等。如程明道的《定性书》，朱熹定为程二十二三岁时在鄠县作，于是千年来无人再深加考辨。父亲作《明道先生定性书年代考证》，考定此书为明道27岁时作。王蘧常曾笑他“理学而尚考据，自君始”。但他始终认为：作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将史料作精密的考定，否则扑风捉影，高谈玄虚，必堕入“瞽说”“枵谈”之流。在无锡国专，他已写出程明道、程伊川年谱及朱子著述考等初稿各若干卷。重辑张载《崇文集》四卷。1923年10月，《学衡》22期发表了父亲第一篇学术论文《朱子传经史略》，约2万字，时年19岁。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被录取者皆一时国学俊彦。父亲以第二名之学力考入为第一届研究生。第一名是河南刘盼遂，第二届第一名河南谢国桢，第二名浙江刘节，于是研究院流传“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父亲从海宁王国维（静安）先生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学，新会梁启超（任公）先生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梁先生指定父亲与姚名达、周传儒三人负责记录其讲词；而王先生的满口海宁土话，全班也只有父亲一人能完全听懂。有这样两则类似的故事：其一，谢国桢问父亲：“王先生讲课常说‘呒啥’，这‘呒啥’是什么意思？”父亲答：“没什么。”谢又问：“‘呒啥’怎么讲？”父亲仍答：“没什么。”最后谢急了：“我问的是‘呒啥’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父亲也笑了说：“‘呒啥’就是‘没什么’。”其二，陆侃如问父亲：“王先生说‘格口强’是什么意思？”父亲答：“什么。”反复多次，如前。这是我与表兄徐璇分别回忆父亲所讲，不知是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还是两件事。因此，二先生的讲稿（如梁先生之《读书法》《读书示例—荀子》《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王先生讲的古史新证、尚书、仪礼、古金文字等）多由父亲记录整理发表。

在清华，父亲贪婪地吮吸每一位大师的学术乳汁，如婴儿依于母怀。时人说，王国维的学问，吴其昌得之最多。又据我表兄徐璇教授的回忆，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也曾听老教授说：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先生的文心。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空气十分浓郁，同学思想极为活跃，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学术创获，极需充足的发表园地。入学不久，父亲即和同学汪吟龙、刘盼遂、闻惕、高亨、杜纲百等创办《实学》杂志，于1926年4月面世。一群穷学生，为办杂志，典贷倾囊付梓。以至进城办事无钱买车票，只得步行。至夜，无处投宿，数人蜷缩于会馆小屋中。将晓，共搜囊得铜币数枚，至城根下买烤红薯，味甘如醴，情暖似火，其患难相共创业如此。

父亲笔耕勤奋，在《清华学报》《清华周刊》《实学》《国学论丛》《国学年刊》上常见他的论文，如《两宋历朔天文学考》、《三统历简谱》、《经义述闻志疑》、《象形古义考》、《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宋三京图考》、《宋之地理学史》、《朱子著述考（佚书考）》《香校辑宋儒佚书序目》等，还写了不少理学考证的文章，如《伊川先生颜子所好何学论及上仁宗皇帝书年代考证》《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七卷跋尾》《嘉兴沈氏日本长尾氏所藏朱子论语注稿三种跋尾》等。清华园里三年，是父亲感到最温馨的日子。

梁先生去世后，安葬西山，父亲在代表研究院同学会写的《祭梁启超文》中细述三年受业的感受，致祭日期是1929年9月9日：“忆我初来，稚态未。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拨（泼？）渖疾书，一文万字。古杰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有晚风，往往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治考证，得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视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清华园内如沐春风的师生情谊，跃然纸上。数年后，父亲从武汉重到北平，过王国维、梁启超旧居，有诗：“三年请业此淹留，二老凋零忽十秋。感激深于羊别驾，哀歌陨泪过西洲。”感情之深，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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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修业期限本为一年，但良好的学术氛围使许多学生不愿离去，继续留校深造，父亲也是其中之一。后来王国维先生自沉，梁先生染疴，邀父亲去协助办理文案，父亲也为了便于就近请益，随梁到津，并经梁师推荐在南开大学任教，但每逢陈寅恪等名师授课，必乘火车回校随班听课不辍。奔波于平津道上，父亲的学术研究向多方面拓展，创获颇丰，除继续宋代哲学著作考证外，还写了有关古代历朔、地理、声韵、制度等方面的文章：如古星经跋尾、汉魏刊石跋尾、《殷周之际年历推证》《新城博士周初年代之商兑》《古彝籀历》《渐西村舍丛书本卫藏通志跋尾》《印度释名》《说椐声例》《先秦入声的收声问题》《来纽明纽古复辅音通转考》《矢彝考释》《中国家族制度中子孙观念之起源》等。其中或纠前贤之讹谬，或网师辈王国维、罗振玉之疏漏，有同道之间的商榷辩驳，有个人研究之心得创见，许多文章得到梁启超、罗振玉、陈寅恪先生的赞赏。

据《学人魂－陈寅恪传》，陈寅恪先生曾写信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推荐父亲，信曰：“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才生……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钦佩，而近况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此信首先体现了陈先生奖掖后进之高风，亦说明父亲学术造诣之深。后来，父亲回到清华历史系，讲授中国文化史等课。

当年的父亲，瘦削的面庞，挺拔的身材，倔强的头发根根冲天竖立，身着一袭半旧长衫，戴黑边近视眼镜，一口浙江官话，一付老学究样。因在全校联欢会上演唱《道情》而被戏称为“研究院，三宗宝，高叟（高亨）杨妃（杨世恩）吴其老”之一的他，却是同学会的活跃分子。他连任研究院同学会副干事，兼任校学生会评议部副职。

当时研究院发生过两件事：一是1926年1月5日，校务会议通过提议，要改变研究院性质，缩小范围，当即遭梁启超、吴宓坚决反对。３月８日，学校又公布校改组委员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取消研究院，遂引起轩然大波。同学会干事杜纲百和父亲代表同学会立即做出反应，发表《否认清华改组委员会破坏研究院宣言》及《研究院同学致教职员全体大会公函》，请求复议，维持研究院独立存在。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研究院又陆续招了三届学生。另一件事在1927年秋，校长曹云祥贿买研究生王某反对外交部聘梁启超先生为庚款董事会董事。事泄，研究院同学大哗，向当局控告，最终导致曹引咎辞职。戴家祥叔叔说：“我那时身为研究院同学会的文书，负责草拟呈控公文，这不能不归功于子馨（父亲字）那字斟句酌的负责精神。”

父亲还主持编辑了《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梁启超先生题笺，师生均有照片，首刊王国维导师遗像、手迹，同学各缀小传。父亲亲自撰写了刘盼遂、程憬、王庸、周传儒、方壮猷、闻惕、汪吟龙、刘节、郑宗、侯、陈邦炜、戴家祥、吴金鼎、全哲、颜虚心、陶国贤、杜纲百的小传十余篇，文字或文或白，口吻亦庄亦谐，读来饶有趣味。卷前收入父亲等记录之梁先生邀同学作北海之游时关于做人做学问的长篇谈话。这是1927年夏天的事。这本设计印刷精美、蓝布烫金封面的小书，现存世绝鲜。据研究梁启超的夏晓虹女士告我，她曾遍查清华、北大及国家图书馆，均未找见。我还幸而保有此可能的孤本。

中国百年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爱国主义”是萦绕父亲心中的情结，循环于全身，沸腾于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使他走出书斋，投入爱国活动；又拿起笔，写下救国文章。1926年，北平学生因抗议日本等八国要求北洋政府撤出大沽口军备的无理通谍，举行“三·一八”请愿游行。父亲举大旗行进于队前，到段琪瑞执政府门前，军警开枪，子弹从耳边飞过，急匍匐在地，越墙而走，得免于难。清华大学一年级生韦杰三下腹部被枪伤四孔，三日后去世。父亲极度哀伤，代表全校未死同学，作《祭韦杰三烈士文》。数月后，大学部学生、学生会评议部长何鸿烈也因受伤不治去世，父亲又写了《何君一公哀辞》。惨案发生后，父亲连夜撰成《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2.8万字，发表于《清华学报》3卷2号，是研究中国古代学生运动的最早之作。

对于新文化运动，父亲一直看作是民族希望之所在。1930年12月，是胡适40寿辰，父亲发信致贺，表示：“我以为一种政治运动，纵是‘涵盖一世’的功业，也不过涵盖一世而已，只有文化运动是百世的……我相信不是整个新文化产生，中国的乱源是永远不会消灭，五四运动，才是新文化的种子的□甲，像五四运动那样的运动，不断的努力继续五十年或一百年，真正的中国的第四次的新文化产生，中国或者有最后的希望……现在似乎刚开头而便夭折……因这样的文化运动，而先生被人嫉妒放逐，我们真的十二分的为先生致贺，等先生五十初度，或者在海外或者在狱中的时候，我们以我们的热血当一个圣冕来献给先生。” 并撰寿联：“加紧继续千百世以后的文化运动；切莫误会四十岁便过了青年时期。”

1931年的“九· 一八”事变后，叔叔吴世昌在燕京大学首先贴出东北沦亡的大字报，被选为燕大学生抗日会第一任主席。当得知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粮尽弹绝，处境危急，父亲痛心疾首，为逼当局抗日，他们决定和母亲诸湘一行三人于11月20日到张学良官邸绝食请愿，提出急调大军支援及拒绝巴黎和会调解等三项要求。见张学良做不了主，又忍饥连夜赶赴南京见蒋介石。得蒋肯定答复后，到中山陵发表《昭告总理文》并恢复进食，共计绝食84小时。为声援父亲，清华大学组织学生请愿团200余人于24日赴南京。此事经报章披露，成为著名的“绝食哭陵”事件，全民对此反应强烈，各地抗日请愿活动风起云涌。

次年，父亲遭解聘，旋被武汉大学聘为教授，离开了他心爱的古都，南浮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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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清华，父亲仍以清华的精神激励自己，我幼时常听他在书房轻声而坚定地唱清华校歌：“自强，自强，行健不息当自强！”他认为，中国古史过去建立在“古经籍”基础上，因典籍多经秦汉间人篡改伪造，不足征信，故主张在新出土之彝器文物上，重建中国古史统系。此阶段他的研究重点放在先秦史料疏证方面，写下《丛碎甲骨金文中所涵殷历推证》《驳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年代》《金文历朔疏证》《金文氏族疏证》《金文世族谱》《金文名象疏证－兵器篇》《殷墟书契解诂》《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殷代人祭考》等著作。

同时，他的心一刻也未曾忘记民族安危，在1936年的《燕京杂诗》中，前二首云：“行到芦沟画角哀，贞元朝士我重来。无人解识遗山恨，葵麦青青绕燕台。”（自注：“芦沟桥车中望见异族军队。”）“芳树轻尘旧御街，明灯如雪拟秦淮。人人尽道江南好，慢把神京投虎豺。”（自注：“御河桥夜行望见东交民巷异族军队。”）在叙述《金文世族谱》撰写过程时，自称：“前后四年之间，于禹域神州行将碎沦之日，冥心孤索我羲黄神胄之种姓族源，苦懑烦悲，不可忍堪。‘金文世族谱’乎，我乃自比于屈子哀郢，韩非孤愤之笺注也。”“他不停为宣传抗日奔走呼号、讲演撰文，如：《开国的士风与亡国的士风》《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国治学的态度》《民族复兴的自信力》《开国建国的根本精神》《文人对于国家的责任》《历史上国难的教训》（此文后有武昌止止堂主人自费印刷，广为传布）等。终因积劳成疾，于1937年春患急性肋膜炎住院。

抗日军兴，父亲兴奋异常，不顾病躯初痊，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我曾在父亲遗稿中发现一电报稿，要求携妻率女上前线杀敌，不记得是发给谁的。据戴家祥先生回忆：那是打给冯治安部的。

武大西迁四川乐山，父亲又兼任历史系主任，工作繁忙，气候潮湿，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从1939年起，即断续咯血。但他从不肯稍加懈怠，常说：“不至抗战胜利之日，决不休假，”“前方战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他除继续进行《中国田制史》《群史食货志校勘记》《王会篇国名补疏》等写作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以史为鉴”的研究上，将历史研究与抗日形势结合，如《历代边政借鉴》《民族盛衰的史例观》《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蛮族侵略历史性的比较》《民族盛衰的关键和我们救国的态度》《春秋的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一千年来民族文化盛衰之症结》《中日战争的一个历史看法》等，还筹划成立东亚史研究会。

1944年2月23日，父亲逝世于乐山，临终前一月，还一口气完成了《梁启超》上半部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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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带着诸多遗憾走的，他拟革新中国古史研究的课题没有完成，“东亚史研究会”尚未建立，留下了 “金文方国疏证”“习语疏证”“职官疏证”“礼制疏证”“华族亚细亚国群史表及考证”等未成稿盈尺。他没能看到抗战的胜利，胸中热血始终在沸腾 ，癸未除夕(1944年1月24日)还赋诗：“儿女欢喜迎好春，梦粱旧事酒边温。笙歌匝地哀黄竹，灯火盈城忆白门。血肉长城连海漠，冕旒盟约灿天阍。七年此夕团栾饮，手植榴花已见孙。”一个月后，父亲走了。重庆《新华日报》发布消息，并加编者按对这位爱国学人的早逝表示哀悼。

2003.10.16于北京



作者吴令华（女） 为北京市总工会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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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崇让堂    时间: 4 天前
蔡登山：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吴其昌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浙江嘉兴海宁县硖石镇人。著名历史学家。其弟吴世昌是著名红学家。吴其昌“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十二岁丧母，十六岁丧父，生活艰困，刻苦好学，家愈贫而学愈力。

一九二一年，十七岁的吴其昌进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研治经学及宋明理学，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以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每值休假，必怀炊饼进入各公私图书馆，终日不出，三年如一日。在无锡国专时，慨国事日非，曾上书政府，洋洋数千言。唐文治大为激赏，改杜甫诗赞之曰：“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郁塞磊落之奇才。”一九二三年十月，在《学衡》杂志二十二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朱子传经史略》，约二万字，时年才十九岁。同年在广西容县中学任教，并扶助弟妹求学。后转至天津周家做西席。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研究院首次招生，此次招生共录取学生三十三名，吴其昌以第二名考入为第一届研究生，第一名是刘盼遂。

吴其昌此前已撰成《明道程子年谱》、《伊川程子年谱》、《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辑佚》等初稿，故择定“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由梁启超担任指导教授。于专题研究之外，吴其昌也选修了王国维先后开设的“古史新证”、《尚书》、“古金文字”等课程，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钻研不辍，时有著作发表，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其间吴其昌还和几位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实学社”，并创办《实学》月刊，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该刊共出版六期，每期都有吴其昌的文章。

清华国学院

后来梁启超邀吴其昌去天津协助办理文案，自此时起，吴其昌一直追随梁启超左右，直至梁启超易簀。同时在一九二八年，因梁启超的举荐，吴其昌受聘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由此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启超病逝，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出自其手的祭文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一九三○年吴其昌即离开南开，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文化史等课。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当国难日深之际，吴其昌抱着书生救国、义无反顾的决心，毅然于1931年11月廿日，与其妻子诸湘和在燕京大学求学的弟弟吴世昌一同绝食，要求抗日。

一九三二年起，吴其昌转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一九三六年八月考入武大史学系的马同勋回忆吴其昌授课的情景说：“先生每次讲课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专题讲演，主题鲜明，逻辑严谨，语言考究，又不失风趣。古代文字学、宋明理学、佛教与禅宗均为义理难解的课程，经过先生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解，旁征博引、风趣幽默的阐述，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引回历史长河，大有亲临其境之感，至今记忆犹新。听先生授业真是比沐浴春风而有过之。”

抗战军兴，吴其昌随校迁至四川乐山，旋兼历史系主任，繁忙的工作，清贫的生活，当地气候又潮湿，吴其昌的身体完全垮了，从1939年起，即断续咯血。但仍白天扶杖上课，深夜支头撰文。一九四四年因肺痨咯血病逝。临终前一月，应约着手写《梁启超传》，仅完成上卷而卒，年仅四十岁。

吴其昌一生爱国，一九二六年参加“三一八”学运大游行，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惨案发生时，枪弹从他耳旁飞过，当即扑倒在地，方免于难。“九一八”事变后，与夫人诸湘、弟吴世昌乘车南下，谒中山陵痛哭，通电绝食，要求抗日，朝野震动，传为爱国壮举。抗战开始，其昌患肺病、咯血，仍以国难当头为念，坚持讲课、写作不辍。

读书治学，吴其昌的风骨同样为人钦敬。他在《治学的态度和救国的态度》一文中表示：治学要有贡献生命的诚恳。“我以为‘诚恳’，是一切学问的根本态度。无论哪一种学问，我都情愿用我的生命去换这种学问，我就把我整个‘身’和‘心’贡献给一种学问，我就拼命做这一种学问，我就真用我的生命去换这一种学问。”吴其昌在国学上的成就为学界共认，两百万字的著述造诣极深，几近金字塔之巅。

吴其昌在甲骨、金文等方面颇有建树，当时国内学界最有希望传承王国维学术命脉的就是吴其昌了，他的《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是继王国维考证的基础上，揭示了王先生未发现的许多问题，其中有龟契与经典传说密合，而王未及勘者；有龟契所著殷先公之名，经典早佚，王补未全者；有经典中殷先公先王名号，王未发现者。吴其昌也认定经典中某些人名号系卜辞误文，对王已考定之名号而未明其故者，亦有补考。吴其昌主张在新出土之彝器文物上，重建中国古史统系。因此，他做了大量的疏证工作。从甲骨龟片、出土彝器的文字考释，如《殷墟书契解诂》、《矢彝考释》；旁及上古音韵学的探求，如《说据樻声例》、《 先秦入声的收声问题》、《来纽明纽古复辅音通转考》；进而考察殷周时代的社会、文化、制度状况。更进一步专为金文做系列的疏证，包括历朔疏证，氏族疏证，名象疏证，方国疏证等。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工程！

一九三六年，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在所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曾为他立传。他生平著述颇丰，治学范围广博，除前所述外，于训诂、音韵、校勘、农田制度等亦有研究。主要著作有《朱子著述考》、《殷墟书契解诂》、《宋元明清学术史》、《金文世族谱》、《三统历简谱》、《北宋以前中国田制史》以及时论、杂文集《子馨文存》等。

二００九年由吴其昌之女吴令华主编的皇皇五卷本《吴其昌文集》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 因其中都是专书，非一般读者所能阅读，因此我根据《子馨文存》删去有关时事方面的文章，再增补一些较具可读性而具史料价值的，而编成《吴其昌文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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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文存

《吴其昌文存》书中开卷收录《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祭梁启超先生文》、《祭梁启超先生文》、《〈 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为其追随梁、王二师所记，他们的言传身教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却长久地存留在吴其昌的记忆中，甚至形塑了其一生品格。

而在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的前夜，吴其昌和赵万里还在王国维家中叙谈，岂知第二天却闻噩耗，吴其昌是最早赶赴颐和园的，当时他“不禁大恸”，与相继赶来的清华师生相互唏嘘不止。此后在王国维逝世的周年，他还撰写了《王观堂先生学述》、《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等文。十余年后，他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中，充满感情地追忆这一段师生情缘，至今读来仍令人神往：

时梁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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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对于清华国学院的这两位导师，吴其昌是永难忘怀的，十年后他还写有清华园过梁、王二先师故宅诗：“三年请业此淹留，二老凋零忽十秋，感激深于羊别驾，哀歌陨涕过西洲。” 师门恩义，可以想见。

而《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剪影》一文，乃是1927年夏，学生会筹印《清华同学录》，由时任学生会副干事之吴其昌主编。除刊有师长、同学之照片、地址外，每位学生有一篇小传，多倩同学为之，亦有自述或知心代笔者。其中由吴其昌执笔者十三篇，分别是：刘盼遂、程憬、王庸、周传儒、方壮猷、闻惕、汪吟龙、侯堮、陈邦炜、戴家祥、颜虚心、陶国贤、杜纲百的小传，并在刘节、郑宗棨、吴金鼎、全哲四篇小传后加上跋语，而这些“同学少年多不贱”，日后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上都各有建树。这些小传，在今日视之，竟是不可多得之珍贵史料，何况其文笔粲然，栩栩如生者！

吴其昌另一个重点是对宋明哲学史，作了大量的史料考证，他对朱熹的学说作出评价，指出其“格物穷理”之说，具有实验的精神，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在本书中特别收录《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和《朱子治学方法考》可说是其代表性的论文。 而《诸子今笺序》一文是吴其昌在1933年为研究院同学高亨的《诸子今笺》所写的序，序中 指出：“中华民族近古一千年来先哲学风之因革转变之动力是‘求真’。”常有学者认为中国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精神，甚至以为这是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因，吴其昌的看法则刚好相反。他阐述中国学术“求真”的优良传统，看来乃是学术史研究的要务。

《赵望云先生画理序》、《关山月先生漓江图长卷跋》、《绘画三昧说》凸显吴其昌在绘画收藏及鉴赏上有其极高的品味，他说：“昔在故都，流连低徊于故宫博物院之锺粹宫内，得熟览晋唐五代宋元明珍奇神品，此外欧美日本平津沪港所影印之自晋以来名迹，寒斋所藏，截至元画为止，亦有近二千帧。”文中所说再再都非空泛之言，而是行家之语！

吴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他说：“志摩，本名章垿，字幼申，‘志摩’是他自己不经父母同意而‘乱取’的别号。‘算不得数的’。我们硖石人的经典，凡是不经父母同意，而小官自己乱来的，都是算不得数的——这就叫做‘呒淘成’。幼申和陆小妹（硖石人永不知道陆小曼）结婚，那真是‘呒淘成’极了，当然更算不得数。”当徐志摩空中罹难后，他正在绝食中，哀痛不已，写了《志摩在家乡》一文以念。“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十分，车过济南党家庄开山脚下，凭吊志摩表兄殉难处，时全家三人绝食第四十六小时。 其昌记。这一行歪歪斜斜的蓝色字，到现在还记在一张破敝的《大公报》报沿上。我们相信这一行字，长长久久不致于磨灭。”

吴其昌晚年，他的研究转向结合抗战形势，“以史为鉴”，侧重于边政史及东亚史，民族的融合演变，为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他还呼吁大学历史系设“东亚史”课程，并筹划成立东亚史研究会。民国以前早已有筹边的政论文章，但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九一八事变后，学者们开始注意边疆问题的研究，并向国人介绍边疆情况，来唤醒国人的民族危机感。抗战爆发后，政府西迁，对于边疆研究尤其重视。吴其昌先后发表《秦以前华族与边裔民族关系的借鉴》、《两汉边政的借鉴》、《魏晋六朝边政的借鉴》和《隋唐边政之借鉴》诸文。吴其昌原本是要写成《历代边政借鉴》一书的，上述这四篇论文，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可惜后来因吴氏逝世而未竟全功！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陈寅恪曾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推荐吴其昌任教，推荐信曰：“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才生……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以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称为“教授中之教授”的陈寅恪都如此赞许，可见其学识之一斑！

而其女儿吴令华在总结吴其昌的学术成就说：“以他短短不满四十年的生命，从十九岁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算起，治学生涯最多二十一年，后七年又值国家危难关头，个人疾病缠身，而坚持完成了古文字、古音韵、上古社会政治、田制史、历代边政、地理、宋元明清哲学史等论著一百八十余万字，抗日救国文章数十万字。其勤其力，可以想见。”确是不凡！

【本文作者蔡登山为著名文史作家、出版人，著作有《往事已苍老》《多少往事堪重数》《声色晚清》等；编著有《徐志摩情书集》《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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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崇让堂    时间: 4 天前
吴其昌：贡献生命的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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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

在短短四十年的一生中，为学，他给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国学研究遗产，这些成果的范围之广、价值之高令人惊叹；为人，他虽是一介书生，却在九一八事变后，绝食请愿，不惧牺牲，热忱的爱国之心令人感佩；为师，他劳心劳力，去世前经常拖着孱弱的病体站在讲台上，学生、亲友劝他注意休养，他说，“国难深重，前方战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于讲坛”，无私奉献之情令人敬服。

从父母早亡的贫困学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

吴其昌，字子馨，号正厂，1904年生于浙江海宁。为诗人徐志摩的表弟。只是，论家境，吴远不及徐。他自幼酷爱阅读，“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其）为神童”，曾与徐志摩一同受教于桐城派古文家张树森。不幸的是，吴其昌十二岁丧母，十六岁丧父，生活十分困苦，小学毕业后即辍学了。然而他不肯与其他少年一样去学“生意”，便自己在乡里间借书读。

1921年，十七岁的吴其昌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跟随太仓人唐文治研究宋明理学，学业表现十分出色，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吴其昌报名应考。此次招生共录取学生三十三名，他以第二名考中，第一名是河南人刘盼遂。后来研究院第二届招生考试时，第一名是河南人谢国桢，第二名是浙江人刘节，“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因此在研究院流传开来。

是年9月9日，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到校任教。各位教授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吴其昌择定“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便由梁启超担任指导教授。早在1918年，徐志摩就已经成为梁启超的弟子，这对表兄弟又一次成了师兄弟。

自1925年11月起，吴其昌开始记录和整理梁启超在清华的讲稿，其中不少经他整理的篇目后来都成为梁的代表性文章。可以说，二人的师生缘对双方的学术生命而言，都极其珍贵且意义深远。

同时，吴其昌选修了王国维开设的“尚书”“古金文字”等课程。王国维也是海宁人，他的满口方言全班只有吴其昌能完全听懂。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研究生毕业，吴其昌因成绩名列前茅得以申请留校一年继续研究宋代学术史。他的同学、之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方壮猷称其“从海宁王观堂（即王国维）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复从新会梁饮冰（即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备受二先生之奖掖”。

陈寅恪也曾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推荐吴其昌，信中有言：“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钦佩，而近况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学识渊博如陈寅恪，对他褒扬至此，可见吴其昌之才。

1928年，在梁启超的举荐下，吴其昌受聘于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由此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坛。1929年，梁启超骤然病逝，吴其昌代表清华国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香山墓前致辞。祭文满含对导师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感人肺腑。在梁逝世后的第二年，吴其昌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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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

位卑未敢忘忧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其昌与妻子诸湘以及弟弟、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一同绝食，要求国民政府积极抗日。他们一路从北平到南京，先后向张学良、蒋介石请愿，得到蒋的肯定答复后，哭谒中山陵。吴其昌与妻、弟三人至此才恢复进食，共计绝食八十四小时。此事震动全国，响应他们的声援、请愿活动此起彼伏，民众抗日救亡的激情进一步高涨。

南下途中，滞留天津车站的吴其昌在报纸上看到徐志摩因空难身亡的消息，哀痛不已。他在《志摩在家乡》一文中写道：“‘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十分，车过济南党家庄开山脚下，凭吊志摩表兄殉难处，时全家三人绝食第四十六小时。其昌记。’这一行歪歪斜斜的蓝色字，到现在还记在一张破敝的《大公报》报沿上。我们相信这一行字，长长久久不致于磨灭。”

然而，“合门绝食”的吴其昌很快被清华大学借故解聘，旋赴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1932年，吴其昌偕妻子来到美丽的珞珈山。在武大，他主要讲授《古代文字学》《商周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宋元明清学术史》等课程。此外他还撰文、著书、做报告，继续为救国呐喊、呼号，终因积劳成疾，于1937年春患急性肋膜炎住院。吴其昌于病中赋诗道：“寂寞帘扉起暮埃，江城迢递卧荒莱。离离瘦骨媚孤影，劳劳人间滋百哀。忧国不辞身独瘠，忆辽常梦鹤重还。何须金篦苦针灸，沸血胸中自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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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手稿《金文世族谱》

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西迁四川，吴其昌夫妇带着女儿吴令华来到美丽幽静的小城乐山。凌云寺的大佛，乌尤寺的绿荫，使喜爱文物和旅游的吴其昌恋恋不舍。1939年8月19日，日寇轰炸乐山。吴其昌正在重庆开会。一颗炸弹落在吴家后院外，弹片飞进屋内，幸未伤人。吴其昌自渝回来，不问家中有无损失，只问朋友谁家遭难。听说叶圣陶家房子被烧，叶母差点逃不出去，吴其昌顾不上吃饭，赶到叶家慰问。轰炸之后，吴其昌和其他教授一起，在乡下租了间房子躲警报。那里驻有一支新兵部队，正进行上前线前的训练。乡下写作条件差，吴其昌有空就去和战士聊天，给他们上历史课，鼓励他们英勇杀敌。

1939年秋，吴其昌陪故宫博物院的马衡院长第二次上峨眉山，回来即开始咯血，时轻时重，迁延不断。1941年又兼任历史系主任，工作忙碌异常，四川气候潮湿，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但仍白天拄杖上课，深夜埋头撰文。除了继续中国田制史、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以及《逸周书·王会篇》的国名补疏等研究外，他将治学旨趣与时局结合起来，以古鉴今，写下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蛮族侵略历史性的比较》《民族盛衰的关键和我们救国的态度》《一千年来民族文化盛衰之症结》《中日战争的一个历史看法》等文章，充分彰显了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此外，他还筹划成立东亚史研究会。

吴其昌全力投入繁忙的抗日救国宣传中。“他到处讲演，对青年学生讲，对抗日军官讲，对大小官员讲；讲日寇对我侵略的历史，讲历史上的国难教训，讲抗日必胜的信心，讲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讲国民特别是‘士’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于抗日战士，吴其昌往往敬重有加。据吴令华说，“有一次，爸爸带回一个小伙子，说是在浙江同乡会上认识的，是个空军，负伤来到乐山；又说是南洋华侨，在此举目无亲，衣食无着。爸爸敬爱抗日英雄，就将他带到家里，为他租旅店，送衣被，管饭食，还给钱，并叫妈妈和我常去照顾他。最后发现那人是个骗子，卷钱物逃跑了。妈妈埋怨爸爸轻信，爸爸却说：下回遇到抗日将士落难，我还要帮”。

战事胶着，内政腐败，吴其昌感时伤乱，义愤填膺。他盼望中兴，却屡屡失望，心志难酬，医食无保，在诗词中不时流露出悲苦之音。

壬午除夕

腊鼓梅花岁又新，偶因儿女觉春温。

匈奴未灭家徒在，饥溺同深耻不贫。

心事无穷搔短发，万方多难看浮云。

明年四十惊无闻，髀肉抚摩负此身。

身染严重肺病，却生活窘迫的吴其昌曾参加乐山嘉峨师管区主办的“中国之命运读书心得”征文比赛，以求薄酬。有人议论：一位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竟投稿一个师管区征文得奖，太降格了！有人背后还讲他是穷极无聊，更多师生却深表同情。他确实很穷，且贫病交加，一筹莫展。应约征文，降格以求，总还是凭劳动所得的正当收入。

亲友劝他保重身体，吴其昌说：“不至抗战胜利之日，决不休假。”陈寅恪自香港脱险平安抵达广西桂林后，来信婉言劝道：“尊恙想是过劳所致，不知能稍休养否？念念。”但他仍不肯稍加懈怠，数年中发表有关宋元明清学术史、古史国名考证、古音韵学、历代边政借鉴、民族抗御外侮史鉴，及纪念梁启超、王国维等师友的论文三十余万字，还写下宣传长期抗战、鼓舞士气的时论文章，共百余篇二十余万字。他还重编高中教科书，又打算编一部《抗日英雄贤豪传》，搜集了许多资料。每到假期，帮父亲抄稿就成了女儿的一项任务。吴令华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我至今犹记得：在西川偏僻小城的深夜里，宁静安谧，只闻大渡河水奔腾不息，汹涌澎湃，只见爸爸书房里一灯如豆，荧荧闪烁，爸爸独自边咯血边扶头撰文，直到天明。”

1943年春夏之交，吴其昌带病到重庆开历史学会及史地教育委员会会议，归途即感不适，到家大口咯血，但仍坚持授课。是年11月，冯玉祥到乐山为抗战募捐，给吴其昌送药，并要求他作文宣传。吴其昌又带病写了几幅金文书法作品，参加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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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与其弟吴世昌（1942年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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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摄于重庆（1943年春）

半部《梁启超传》成遗著

1943年末，重庆胜利出版社为发扬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特邀吴其昌承担《梁启超》一题的撰著。既感师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己任，吴其昌因此不顾病势沉重，欣然应允。吴其昌自述：

受命奋兴，时病正烈，学校正课，至请长假，而犹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规画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其事至苦，……近两月来，几于日夜赶撰此稿，朋友劝阻而不果。

12月中旬，他开始著《梁启超传》一书，从搜集史料，规划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至1944年1月19日完成上半部，共三章五万余字。蒿目时艰，吴其昌炽热的救国情怀在《梁启超传》一书中展露无遗。完稿不久后的一天，吴其昌照常拖着病体走上讲台，课还没上完，就突然吐血不止。当时已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学生马同勋，急忙将老师背回家。进入2月份，吴其昌完全卧床了，最后昏迷不醒。

2月23日凌晨，吴其昌忽然清醒，大声说：“快快做饭，我吃了要去开会。”夫人问：“去哪里开会？”他拉过夫人的手放在额上，说：“这里——学堂里。”随即又昏过去。早上六时许，吴其昌永远离开了人间。

国民党中央社首先发表了吴其昌逝世的消息，随后重庆《新华日报》转载了中央社电讯，对这位爱国学人的早逝表示哀悼，并加编者按语：“（吴其昌教授）对本国史造诣很深，深得学生敬爱，吴先生贫苦力学，平易近人，富于爱国思想，……学人逝世，极堪哀悼！”

吴其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梁启超传》“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虽仅成上部，仍足以显现其学术精神。他自认“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虽片言只字，未敢稍苟”，写作也“正因负责、确实、认真三义坚守不渝之故，乃至误期”。该书出版时已成其遗著。因此，书稿印行时，也与同一系列的其他作品不同，为表哀悼，出版社以“胜利出版社编审组”为名特别在卷首附上了《作者小传》。

1945年孟夏，陈寅恪作文评价《梁启超传》：“子馨此书，叙戊戌政变，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子馨撰此传时，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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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梁启超传》

贡献生命的诚恳

武大学子王禹生在《嘉乐弦歌忆旧》中说，“战时教授均极清苦，吴师（即吴其昌）身长消瘦，经常穿一身蓝布长衫，吴师的课不论冬夏都是排在下午第一二节——因为上午是吴师念书的时间。授课时精神、声音、情感，可以使全班学生全神贯注，黑板字写得细小秀致。课后同学都不忍擦掉。”

马同勋1936年8月考入武大史学系，1942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在吴其昌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中度过了最为珍贵而充实的八个春秋，是直接受教于吴其昌时间最长的门生。六十多年后，马同勋每每忆及老家大庭中央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大学时代的恩师吴其昌就如影随形地浮现在眼前。抗日战争期间，学习条件极差，没有教材，没有讲义，全靠课堂记笔记获得知识。吴其昌讲课时非常生动和精辟，操一口浙江口音，担心自己讲的话学生不一定能完全听得懂，所以每次下课时，都要将所有同学的笔记本收上去，带回去一一批改、更正后，再发还给学生，每节课均是如此。后来，吴其昌发现马同勋的笔记比较全面，就只把他一人的笔记本收回去细改，作为模板，叫其他同学对照马同勋的笔记订正修改。

马同勋回忆，“先生每次讲课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专题讲演，主题鲜明，逻辑严谨，语言考究，又不失风趣。古代文字学、宋明理学、佛教与禅宗均为义理难解的课程，经过先生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解，旁征博引、风趣幽默的阐述，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引回历史长河，大有亲临其境之感，至今记忆犹新。听先生授业真是比淋浴春风而有过之……每逢讲到西晋、北宋、明代亡国之痛时，先生惋惜悲愤之余，总是结合抗日战争现实谆谆教诲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上课时，先生曾领导我们高唱岳飞的《满江红》和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大讲岳飞、文天祥的抗敌入侵事迹以激励我们的爱国热情。在先生的教育影响下，全班十一位同学中，有七人奔赴抗日前线，二人为国捐躯。”“先生有时讲着讲着就会咯出一口血来，同学们劝他早点回去休息，先生却说：战士死在疆场，教授要死在讲堂，我已活了四十岁，如加倍努力，不就等于活了八十岁吗？稍事休息后，先生又振作起来，继续上课，我常常是噙着泪听先生讲课，受先生精神的鼓舞，愈加勤奋。”

学生于极荣在吴其昌去世之前，曾经见过老师一面，“某日上午，予赴文庙图书馆借书，十一时许事毕返舍。当行至图书馆对面过道时，突见先生徘徊于教室外之走廊间。是日春风骀荡，天气温暖，而先生犹着棉袍黑褂，戴暖帽，围围巾，扶手杖，形容憔悴。踽踽独行，似有所思，亦似有所寻。予一见之下，不禁骇然。心念先生卧病已久，何故独自来校，徘徊于教室之前。于是趋前搀扶，问以何事来此。先生答云：自入春卧病以还，久已不见诸君，心常耿耿。今日精神稍佳，故来探视。予聆闻之余，颇觉不祥，当劝先生勿以此为念。适历史系有二三同学从走廊前经过，于是相偕护送先生返家，不数日先生即与世长辞。”

求学路上的诸位师长是如何爱护、培养自己的，吴其昌便同样那般对待他的学生。而面对女儿，他的一言一行就是最好的教育。吴令华在《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一书中说：“父母亲没有亲生儿女。在血统上，他是我的舅父。我是两岁多来到他的膝下，受他抚育。十年多的光景，父母亲给了我全部的爱。……耳濡目染父亲的‘身教’，在我心中深深埋下的是‘爱国’的种子，养成的是酷爱读书的习惯。说到‘言教’，我记忆最清楚的是八个字：‘做事负责，不要撒谎’。”

“贡献生命的诚恳”，是吴其昌在武大的一次讲演中提出的。他说：“‘诚恳’，是一切一切学问的根本态度。无论那一种学问，我都情愿用我的生命去换这种学问，我就把我整个‘身’和‘心’贡献给这一种学问，我就拼命去做这一种学问，我就真用我的生命去换这一种学问。立了这样一个诚恳真挚忠实的宏愿，学问决计不会不造到最高一层……做学问第一个根本态度，应该如此。不但做学问，而且同样适用到做人。”

“诚恳”的吴其昌是带着诸多遗憾走的。他才刚刚四十岁，正是学术创研的丰收年华，他拟革新中国古史研究的课题没有完成，“东亚史研究会”尚未建立……最重要的是，吴其昌没能看到抗战的胜利，没能等到杜甫“漫卷诗书”“白日放歌”“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日子。尽管他的生命是短暂的，有着诸多遗憾，但他贡献生命的诚恳这一风范将永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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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16日，武大请乐山县政府为已故教授吴其昌灵柩运回浙江海宁老家发给护照的公函（今存于乐山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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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县政府为吴其昌灵柩回浙所发的护照（乐山市档案馆存）

（原文载《名人传记》2023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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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崇让堂    时间: 4 天前
吴其昌的表兄：徐志摩 以及林徽因 陆小曼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便是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的首尾两句（康桥指的是‌英国剑桥的音译旧称，“康桥”是英文"Cambridge"，是剑桥大学所在地）‌。‌‌

吴其昌的祖母与徐志摩的祖母是亲姐妹。吴其昌说："徐志摩的诗，已经普遍到天涯海角，徐志摩的散文……不在他的诗之下……徐志摩少年之擅长桐城古文的这个秘密，恐怕由我造孽，刚才揭开的吧。"话里话外都是对徐志摩的敬佩。

徐志摩，原名徐章垿（垿，发音为序，意思是古代天子、诸侯宴会时放置酒杯的土台），字槱森（槱，发音为酉，指聚积木柴），1897年1月15日出生于浙江嘉兴海宁硖石古镇的望族世家。徐家世代经商，父亲徐申如是清末民初知名实业家，创办钱庄、绸布商号，是远近闻名的硖石首富，素有“浙江张謇”之称。优渥开明的家境，为徐志摩自幼求学问道提供了绝佳根基。作为徐家长孙独子，他自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素有“神童”美誉。

徐志摩早年求学于硖石开智学堂，师从桐城派古文名家张树森。张树森学识渊博、精通古文义法，被乡人称作“两脚书橱”，门下桃李斐然，其中以徐志摩、许国葆、吴其昌三人最为出众，并称师门三杰。相较于后来深耕史学、名重学界的吴其昌，少年徐志摩的古文造诣更为灵动超群，深得师门精髓，尤擅龙门骈文与庄子散文，年少便被前辈大儒梁启超赞许、为康有为赏识。

1910年，徐志摩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与郁达夫、厉麟似同窗。在校期间，他早早展露文学天赋，在校刊发表人生首篇文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倡导文学济世，同时涉猎自然科学，文风开阔、视野多元，为日后融通文理、兼贯中西埋下伏笔。

少年时期的徐志摩，不止精通文墨，更胸怀热血家国情怀。十四岁时，他写下《论哥舒翰潼关之败》，行文严谨磅礴、说理通透透彻，尽显远超同龄人的史学眼界与思辨能力。

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十四岁的徐志摩在日记里写下："不禁为我义气之同胞哭，为全国同胞悲痛"，其中一首诗是这样的："小丑亡，大汉昌。天生老子来主张，双手扭转南北极，两脚踏破东西洋，白铁有灵剑比光，杀尽胡儿复祖邦。一杯酒，洒大荒。" "进进进，家破国亡不堪问，生斯世兮男儿幸，手执大刀兮誓将敌杀尽，尽尽尽，也难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恨，进进进。追追追，血溅战衣金刀挥，头可断兮决不归，誓将江山一鼓夺回，追追追。死死死，不死疆场男儿耻，抛却美妻及爱子，披衣上马去如矢，不得自由毋宁死，死死死。"这些诗句像"白铁有灵剑比光，杀尽胡儿复祖邦"、"不死疆场男儿耻"等，充满了热血豪情。这打破了世人对其“天生浪漫”的单一印象。

1915年，徐志摩从浙江一中毕业，开启了辗转多校的求学之路，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深耕法学、政治学，兼修日文、法文，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学识体系愈发广博。求学北大期间，他拜入梁启超门下，行隆重拜师礼，深得恩师治学精髓与家国情怀，师徒二人亦师亦友，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格局与价值追求。彼时的他亲历军阀混战、民生疾苦，深感社会沉疴，立志远赴重洋，探寻救国济世的真理。

1918年8月，已经成为梁启超弟子的徐志摩赴美留学。在太平洋的轮船上，他给送行的南洋中学亲友写了一封信："时乎!时乎!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勿以地大物博，妄自夸诞，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夫朝野之醉生梦死，固足自亡绝，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徐志摩满怀凄怆，不觉其言之冗而气之激，瞻彼弁髦，怒如捣兮，有不得不一吐其愚以商榷于我诸先进之前也。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惬烟幅幅，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幸而有成，亦所以答诸先生期望之心于万一也。"这封信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一个热血青年的家国情怀，既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又有奋发图强的决心。

在美国，他入读克拉克大学专攻银行学，天资卓绝、勤学不辍，仅十个月便顺利毕业，斩获学士学位与一等荣誉奖。不甘固步自封的他，同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系，广泛研习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积累了深厚的社科理论功底。

在美国留学期间，徐志摩曾深入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他回忆道："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斯（即马克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即罗伯特·欧文）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这题目够我的发泄了：我立定主意研究社会主义。"

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知识界普遍对苏俄革命充满浪漫想象，但真正静下心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人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区分马克思前后期思想差异了。徐志摩在这方面可谓独树一帜，也因此被中国留学生们戏称为"鲍雪微克"（即布尔什维克）。

徐志摩厌倦了美国社会的功利物质之风，又倾心于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思想，1921年，徐志摩横渡大西洋远赴英国，经著名作家狄更生引荐，以特别生身份进入剑桥大学深造，研究政治经济学。两年剑桥岁月，是他人生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英伦的自由学风、泰晤士河畔的诗意风光，加之欧美浪漫主义、唯美派文学的熏陶，彻底唤醒了他的诗心，彻底奠定了其浪漫纯粹、灵动唯美的诗歌风格。他广泛结交西方名士，博览世界文学经典，从雪莱、拜伦的诗作中汲取养分，完成了从济世学子到浪漫诗人的蜕变。

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拥有极强的跨文化适应力，在中西文化隔阂深重的民国年代，他自如融入英国知识界，深得西方学者认可。哲学大师罗素，在80多岁高龄时仍专门撰文提及这位中国年轻人，称他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中国籍大学肄业生，也是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的诗人"。

1922年，徐志摩学成归国，自此深耕文坛、执教杏坛，开启了属于他的文学黄金时代。他笔耕不辍，在各大报刊发表大量诗文，文风清新灵动、意境悠远，迅速在民国文坛崭露头角。

1923年，他创立新月社，取泰戈尔诗集《新月》之名，凝聚了一批追求唯美诗风、规范新诗格律的文人雅士，成为新月诗派的核心奠基人。新月社的成立，终结了早期新诗散漫无章的乱象，为中国现代新诗确立了格律之美、意境之美、形式之美。此后十余年间，徐志摩身兼文人与学者双重身份，辗转多所高校执教。

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专职翻译；

1925年3月，徐志摩赴英国拜访泰戈尔，途中特意在莫斯科停留三天。这次实地考察彻底改变了他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写道："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

他亲眼目睹了革命后的俄国：旧日的贵族社会已化为灰烬，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肃杀景象。在参观列宁遗体时，一个地球模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这个场景让他深感震撼："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节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莫斯科之行让徐志摩开始反思暴力革命的意义。他认为现代化应该通过渐进改良来实现，而不是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他呼吁道："不要因为崇拜俄国革命精神而立即跳到中国亦应得跟他们走路的结论，也不要因为不赞成中国行共产制而至于抹煞俄国革命不可磨灭的精神与教训。"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早有类似见解，波德莱尔在《恶之花》及散文随笔中，提出“革命往往以崇高之名制造新的残暴”。他看透激进革命的悖论：革命者自诩为正义、解放者，却会为了所谓 “终极美好”，默许、制造暴力与屠杀，以善的名义制造恶。而比徐志摩小两岁的哈耶克也曾引用荷尔德林的名言：总是试图将人间变成天堂的愿望，终将把人间变成地狱。徐志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对苏俄革命充满热情的氛围中，通过亲身观察得出这些冷静思考的。徐志摩得出了“理想天堂与现实血海”的判断：过度激进的救世理想、以暴力强行改造社会，最终会酿成巨大灾难。 “为造天堂必先趟血海” 。徐志摩主张：社会改造不能迷信暴力革命，不能为终极理想容忍血海牺牲，主张渐进改良。

当然，徐志摩也肯定了俄国革命“彻底破旧、革新社会”的勇气。俄国革命以极强的魄力打破旧制度、旧秩序，敢于推翻腐朽固化的旧社会体系，拥有“改造时代、拯救底层、重塑社会公平”的宏大理想与革命魄力。徐志摩认可其 “救世向善、追求人类平等解放” 的初心与理想高度。同时，徐志摩也认同俄国革命“敢于牺牲、改天换地”的时代担当。革命者以决绝姿态投身社会变革，拥有为大众福祉挺身而出、不惧牺牲的革命精神，这种“突破旧弊、奋勇革新的时代精神”，是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力量，具备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1926年执教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南京大学，主编《晨报·诗镌》，联合闻一多等人完善新格律诗理论，正式确立新月诗派的文坛地位；

1930年，应胡适之邀重回北大任教，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深耕文学教育、培育文坛后辈。

在文学创作上，徐志摩佳作频出、著述等身，留下了诸多传世经典。诗歌领域，《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雪花的快乐》《偶然》等名篇流传至今，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想象奇绝，将浪漫主义诗风推向极致；《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四部诗集，完整见证了他的创作蜕变，成为现代新诗的典范之作。散文领域，《我所知道的康桥》《自剖》《翡冷翠山居闲话》文笔空灵、情思真挚，成就不输诗歌，自成一派清雅风骨。同时，他深耕翻译领域，译介伏尔泰、曼斯菲尔德等西方名家作品，为中西文学交流搭建了重要桥梁。

世人谈及徐志摩，总绕不开他跌宕辗转的情感际遇。他一生追逐自由与真爱，性情纯粹热烈，却也因此饱受争议，被后世冠以“浪漫才子”的标签，亦有诸多褒贬之声。三段情缘，映照出他理想主义的人生底色，也写尽了民国文人的情爱浮沉。

1915年，徐志摩遵从家庭安排，与富商之女张幼仪包办婚姻。这段无爱的封建婚姻，始终隔阂深重。徐志摩嫌弃旧式婚姻的桎梏，视张幼仪为“乡下土包子”，婚后冷漠疏离。即便张幼仪贤良坚韧、隐忍包容，远赴异国追随，产后独自求生、自强不息，创业兴学、侍奉公婆、抚育幼子，甚至晚年倾力整理《徐志摩全集》，依旧未能换来半生温情。这场婚姻最终以和平离婚落幕，成为民国最早的自由离婚案例之一，是时代桎梏下的一场人生遗憾。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孩子名为徐积锴 (1918年一2007年)，是一名诗人、散文家。徐积锴与张粹文育有一子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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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仪

留英期间，徐志摩与才情卓绝的林徽因相遇相知，一见倾心。林徽因的灵动通透、清雅聪慧，契合了他对理想伴侣的所有想象，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他为林徽因写下无数深情诗作，期许相守一生，奈何缘分浅薄。林徽因理智清醒，最终选择梁思成，二人止于知己、各赴前程。这段纯粹澄澈、无疾而终的情愫，成为徐志摩一生的白月光，也留下了民国文坛最动人的诗意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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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

归国之后，徐志摩与明艳热烈的陆小曼相知相恋。陆小曼灵动娇憨、风华绝代，二人冲破世俗非议、家族阻力，毅然结合，成为民国自由恋爱的典范。婚后初期，二人缱绻情深、诗意相伴，徐志摩写下《爱眉小札》，字字炽热、句句深情。但婚后生活渐归琐碎，陆小曼奢靡贪玩、体弱多病，加之与徐家隔阂渐深、家境断绝，徐志摩为养家糊口，常年奔波于京沪两地，辗转多校授课、熬夜撰文译书，常年劳碌不休，身心俱疲，这段冲破世俗的爱情，最终在烟火琐碎中满目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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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陆小曼

一生追逐诗意与自由的徐志摩，终以一场猝不及防的离别，定格了短暂的人生。1931年11月19日，三十四岁的徐志摩为赶赴北平参加林徽因的建筑艺术演讲会，徐志摩搭乘“济南号”邮政飞机北上。途中大雾弥漫、航向难辨，飞机降低高度时不幸触山坠毁，机上三人全部遇难，徐志摩年仅34岁。一代诗魂，骤然陨落，举国文坛为之痛惜。蔡元培为其题写挽联，盛赞其一生言行皆诗、风骨天成。

徐志摩遇难后，吴其昌专门写下《志摩在家乡》一文悼念，文中还提及“徐志摩”这个号并非他早年自取。

徐志摩离世后，新月派日渐式微，1933年《新月》杂志停刊，一个诗意蓬勃的文学时代缓缓落幕。而陆小曼余生闭门谢客、潜心整理徐志摩遗作，耗费数十年心血保全其诗文，让万千佳作得以传世。

纵观徐志摩的一生，世人多铭记其浪漫诗文与情爱轶事，却往往忽略其深厚的国学根基、赤诚的家国情怀与融通中西的学术格局。他是天赋异禀的国学神童，是心怀家国的热血青年，是开拓新诗范式的文坛宗师，是贯通中西的文化使者。他以纯粹的理想主义对抗世俗庸常，以诗意笔墨点亮民国文坛，为中国现代新诗的格律化、审美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徐志摩用三十四年滚烫一生，诠释了浪漫与赤诚、理想与坚守，那些跨越百年的诗文，依旧温柔、依旧热烈，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不褪色的诗意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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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关于徐志摩的名字，有一种说法，名字是他父亲取的：相传徐志摩周岁时，一位法号“志恢”的和尚摸了他的头，预言他将来必成大器。1918年他赴美留学前，父亲徐申如想起这段往事，为他改名“志摩”，取“被志恢和尚摸过头”之意，寄托望子成龙的心愿。‌‌而徐志摩的嫡孙徐善曾在传记《志在摩登》中提出，“志摩”是徐志摩少年时自己取的笔名，意为追求摩登与文明。他早在杭州府中学堂读书时（约14岁），就已在文章中以“志摩”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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