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 吴振鹏

崇让堂

安徽安庆 大龙山镇 雨花烈士 吴振鹏 上海工人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

吴振鹏，字季冰，化名吴静生，吴振鹏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镇，1906年12月，吴振鹏呱呱坠地了。父亲作为中国近代的产业工人，虽拼命劳作，但难以维持一家三口的温饱。吴振鹏出世不久，父母就因贫病交困先后撒手离去，他被送进安庆市西门外的孤儿院，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1922年秋，年满16岁的吴振鹏因学业优秀，被保送到位于安庆的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吴振鹏将课余时间全部用在阅读进步书刊上。1923年秋，他由同学杨兆成等介绍，经青年团安庆地委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吴振鹏参加领导了安庆各校5000多学生举行的反对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声讨“猪仔议员”的游行大示威，并带领同学们捣毁参与贿选的安庆籍“猪仔议员”张伯衍的住宅。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振鹏参与薛卓汉等组织领导的安庆五卅惨案后援会的工作，发动了安庆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的大规模反帝游行示威。1925年秋，吴振鹏从省立一师毕业。安庆地方党团组织根据他的表现和革命发展的需要，将他送往上海大学深造。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被反动当局查封，中共中央遂将各地派来上海大学学习的学生分往上海各工厂从事工人运动，从斗争实践中学习。吴振鹏被派往工人集中的引翔港。他欣然接受组织安排换上工人服装，到一家纺织厂做工。



在纺织厂里，他和工人兄弟一起干活，每天在极其简陋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十几个小时，更谈不上安全保障。工人们还经常遭受工头的任意辱骂和殴打，甚至开除。耳闻目睹工人们在资本家压迫下的非人生活，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他也深感震惊。心思细腻、勤于笔耕的他把自己几个月做苦工的亲身经历和实际感受，为了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对工人残酷的压榨和迫害，吴振鹏以纪实小说的形式把工厂的情况记录下来，取名《端午节》，投往《中国青年》周刊。这篇凝聚着工人血泪和吴振鹏的心血的小说刊出后，社会反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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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庆 吴振鹏烈士生平纪念馆
吴振鹏的小说《端午节》节选

“明天不准停工。”

这是端午节的前一天。在下午将要放工的时候，C厂一间机器隆隆的屋子外面，庄严的写字间的对面墙上一个叫工人发抖的布告处，张贴了这样一张新的布告。

拿着血汗去竞换工银的工人，经过长时间劳作之后，面色都呈现银灰如死的惨容，凝滞无光的双目更是冷涩不堪。他们疲乏不支的躯体，一个个都被棉花灰襄着，远看去就好像都穿了白花飞絮的花衣。

悲鸣的汽笛第三次拉放之后，这些流血冒汗的动物（从他们的生活状况上想，根本就不能说是“人”)都陆续从花絮飞舞、浊气蒸发的车间（工人工作的地方）里面没精打采地很狼狈地走出。出了车间，首先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就是厂主新贴的赫赫布告，在“不准停工”的字样之前，放工的伴侣们都不知不觉地呆立着。

一些教育权在先天就被褫夺了的工人，张望了一会儿，不觉就一致发出了“又是什么”的疑问。少数略微认得几个字的看后，即垂头丧气地发出了微微的叹息，从幽怨不平的叹息声中，可以听出“明天一不准停一工”的断句。探看亲友、打牌、休息的幻想和计划，都在这“明天一不准停工”的断续声中化为轻烟一缥缈而不可触摸了。

这些被榨取了血汗的工人，现在心坎里都起了异样的感触。他们失望而又沉默地经过管门的挨次严厉的搜索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暗淡而又简陋，且不经风雨的贫民窟里去了。

“隆隆…”“隆…隆…隆…”常动不息的机器，仍旧不断地旋转着。

“鸣一”早晨第一次的汽笛响了，提了饭篮，拿了衣包，一个个工人依然照例陆续走进那数千劳动者的总压榨机关内去拼滴血汗。

花絮依旧飞舞着，浊气依旧蒸发着，机器依旧转动着…这正是“不准停”的“明天”一旧历端午节。又是汽笛一声，上午十二时放工的信号悲鸣了。

车间里的机器不停地转动，花絮不停地飞舞，工人们在车轮转动花絮飞舞中，各自拿了饭篮，在机器旁的气管中吸取那黄色的带有强性锈质的蒸汽水，将饭泡热，用他们的午餐。花絮不时地落入碗内，随之就进了他们的口腔：纱头不时地断脱，饭碗便时常离开手而去从事工作。一这是每日的经常情形：不过在今天，各车间里都似乎表现出一种异样的哀怨、悲愤、沉闷、凄惨的情景来。

沉默着…只有机器的转动声…

一张字数较多的公告，又出现在黑色的魔鬼似的牌子上了：

“王阿三、张小毛、李定国、胡小妹、余国香朱长富、卫炳生、刘阿桂、张翠芝等九、,不服命令，擅自停工，着即开除，以警将来，此布。”

第三次汽笛鸣咽了，工人们机械似的又走出车间，拥挤到黑牌子旁边张望。只有“唉…唉…”“王阿三、张小毛…开除了”“开除了九个”的低微叹息声，

在死的沉默中颤动着…

一切依然继续着一飞絮的白花，出门时严密的搜索，疲乏躯体的挣扎…

(选自吴振鹏《端午节》，有删改)

文章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纱厂工人如同牛马般的劳动及窘困的生活，和富绅商贾花天酒地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青年》第124期刊登了这篇小说，编辑部还写了编者按，向青年和读者推荐。


1926年初春，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24期上，登载了小说《端午节》。作者以自己当时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做苦工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工人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和恶劣的环境中，每天做工十几个小时，遭受着非人的对待，控诉资本家对工人的迫害和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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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灯》杂志上，吴振鹏写过《蒋介石还没有反动?》《杨花水性的姑娘》《红灯之下的蒋介石》等文章。这使蒋介石、朱培德恼羞成怒，遂于7月公开查封《红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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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1933年的日本军方报告中的吴振鹏王履冰夫妇的名字。

由于吴振鹏积极扎实、独具才能的工作，1926年5月，他担任共青团上海曹家渡部委会书记；6月至9月，任引翔港部委会书记。当时在上海沪东、沪西青年工人中，提起吴振鹏，没有不知晓的，他被誉为上海青年工人运动“四大金刚”之一。同年，吴振鹏转为中共党员。
1927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挑选一批优秀共青团干部到江西工作，吴振鹏被派往九江，于2月担任共青团九江地委书记。他还奉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的领导工作，联合九江地区所有革命力量，发展了九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也因此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死对头和眼中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九江市党部被右派分子捣毁，吴振鹏首当其冲，被蒋介石雇佣的青红帮流氓殴伤。

5月，已经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的吴振鹏前往武汉，出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及中央局成员。

8月12日，团中央召开部分中央委员会议，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研究团的工作。会上，吴振鹏仍任团中央委员。

1928年5月，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吴振鹏，受命在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共青团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兼上海市）委书记。7月，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他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

同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团中央的指示，吴振鹏领导发动了以上海青年工人为主体的9月总同盟罢工。从8月底起，他陆续组织各区的团员深入到工厂集中区如杨树浦、引翔港、沪西等地，举行青工集会，发表鼓动演说，明确斗争纲领和口号，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9月2日是国际青年节。这天清晨，在吴振鹏的领导下，上海各工厂的青年工人统一行动，举行总罢工。各工厂区内，贴满标语、漫画。9时半，以青年工人为主体的大示威在漫天的传单和响亮的口号声中进行。南京路附近的浙江路至福建路一带，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整个上海为之震动。帝国主义巡捕、反动军警凶残地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甚至动用装甲车来阻止游行队伍。在吴振鹏的指挥下，工人们毫不畏惧，勇敢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游行队伍一直冲向外滩，继续进行集会。

这次总同盟罢工一直持续到9月9日，是上海工人阶级一次大规模的斗争。吴振鹏在秘密出版的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国际青年日的上海青年工人》一文，高度评价上海青年工人的斗争勇气和毅力。吴振鹏被誉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

由于长期艰难的地下工作、敌人的加害和困苦的生活，吴振鹏的肺结核病加重了，但他的革命干劲和工作热情没有丝毫减弱。他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等地，指导江苏地区的革命青年运动。1929年7月，他还以团中央代表身份前往香港指导工作，并参加了香港青年工人代表大会。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但党内“左”倾冒险错误也在滋长。为实行全国总暴动冒险计划，1930年8月上旬，由党、团中央及全国总工会联合组成了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吴振鹏任委员，并任由团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的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他参加了中央总行委的领导工作。这期间，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以及《列宁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指导全国青年运动的文章。

早在7月，中央军事部常务委员曾中生就被派到南京负责指挥暴动。接着，吴振鹏被派到南京督战。曾中生经过调查了解，认为南京不具备暴动条件，开始曾遭到吴振鹏的批评。但是筹划8月1日和月底两次南京暴动，均未发动起来，而南京一批党员干部却因此被捕牺牲。

10月初，吴振鹏任中共江南省委委员、常委。在上海的江南省委管理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党的组织和工作。他抱病加倍努力工作，着手恢复组织。

1931年下半年，继续在上海从事青年工作的吴振鹏，由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组织上将他调离团的领导岗位，让他一边休养治病，一边仍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担任巡视工作。只要病情稍缓，他就不停息自己的工作。1933年初，他还带病到安徽、江苏一带巡视。

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5月17日深夜，吴振鹏在上海市法租界贝勒路的家中被捕。巡捕和反动军警在他家搜出了大批中共党团刊物、文件，旋即将他押往法租界巡捕房关押。

在法租界的法庭上，吴振鹏与法官展开了机智的斗争。他自称是因病休学的圣约翰大学学生，名叫吴静生，所搜文件等均为一朋友寄存家中的；同时，他坚持本案应在租界内审判。但由于几名叛徒当庭指认，法官仍判决将他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审理，不久，又以重大案件为由，将吴振鹏解送南京。

在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里，吴振鹏以重病之躯，与敌人作最后的斗争。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已完全暴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依然双目炯炯，对反动法官任何形式的审讯都不予理睬。敌人让无耻的叛徒前来劝降，他义正词严予以斥责。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一句口供。

敌人的酷刑和恶劣的囚禁生活，使吴振鹏已到晚期的肺结核病雪上加霜。入狱不久，在6月的一天，他坚强平静地合上了双眼。

家 书

亲爱的孩子

你好!

我在给你写信，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

也许这封信你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些种种对你的不公，也是爸爸不愿意看到的。孩子，爸爸是爱你的，但为了天下劳苦大众和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爸爸可能无法等你了！我相信你长大了会明白爸爸的割舍内心！

孩子，请你记住：你爸爸是中国共产党人，是将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作为自己的毕生信仰，为之奋斗终生，并甘愿为这份崇高信仰牺牲 自己一切的人！

亲爱的孩子，感谢你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勇敢地来到这个不平的世间， 用你的美丽延续父亲执着的灵魂，演绎一段没有结尾的生命传奇，并在将来的成长中自觉地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来验证生命的承诺!

当你有一天真正长大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感知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父亲就站在你身后时刻在为你鼓劲，为你祝福 ……

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成长，永远幸福快乐!

你未曾见面的爸爸：吴振鹏

1933年6月13日凌晨

这是1933年吴振鹏牺牲前一天晚上拼尽全身力气写给其未出世孩子的一封家信。

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极不平凡，正如信中所写，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 和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敢于同一切反动派斗争的一生，是“将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作为自己的毕生信仰，为之奋斗“的一生。   

就在写完这封家书的第二天， 27 岁的吴振鹏又被拖进了审讯室， 在这次严刑逼供后，他再也没能醒来。家人赎回了他的遗体，在他贴身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这封沾满 鲜血的家书。就在父亲英勇就义的 23 天后，王行出生了。

为了确保她的安全，王行一出生便被送往她的母亲王履冰的家乡重庆，由舅舅、姨母抚养。回溯童年记忆，王行就是那个一直渴 望见到父亲的孩子 ：“一岁多能够走路的时候，我看到别人都是爸爸

妈妈带着孩子。我就问他们，我的爸爸到哪去了。 我就傻傻地，经常搬一个小板凳坐在那个门口，等爸爸回来。”

终于，在王行 3 岁那年的一个清明节，她的姨 母和舅父带她来到雨花台郊外，指着一个被荒草淹没的孤坟对她说 ：“小鹏(王行的小名)，快跪下， 你的爸爸就躺在这里面。”

“我边哭边扑在那个坟头上，高声地哭喊，爸 爸你怎么躺在这里啊 …… 爸爸你和我一起 回家 吧……”王行回忆着。时至今日，每每看到电视剧里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画面时，她都会很伤心，仿佛看到了89年前，父亲在监狱里最后的时刻。

直到 1985 年，52 岁的王行才第一次看到父亲  在狱中拍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那个无数次在脑海里模糊的父亲的面庞终于有了清晰的模样。“南京党史办的同志是(20世纪) 八十年代才找到我的，就带来了这张照片，和我做梦想的几乎差不多，在我想象中间， 他是一个很英俊， 很儒雅的一个共产党人。” 王行擦拭着父亲的照片说。

1950 年 11 月，17 岁的王行从原西南团校毕业 后，先后在共青团乐山地委、乐山地委宣传部工作。1957 年 2 月起调任乐山三中校长，从此开启了自己的教育生涯，直到 1985 年退休。退休后，王行投身关心下一代事业，担任乐山市教育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市老教师文艺宣传队队长。宣传队的首场演出是她自编自演的怀念父亲吴振鹏烈士的配乐诗朗诵《三张特殊照片》。“

王行教育自己的 3 个儿子，要像外公那样，做有远大理想的人，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王行的二儿子黄品沅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后来成为著名影视演员，以饰演革命英雄人物著称。他从小就听王行讲外公吴振鹏的故事，也曾与母亲同读外公留下的那封绝笔信。他担任了雨花台红色文化志愿者，向更多人传递雨花台烈士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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