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伯噽为镜：反谎言与破伪饰的时代警醒

崇让堂

吴文化的爱好者以及吴氏族人对吴祖泰伯至德谦逊之精神无不耳熟能详并推崇备至，吴祖泰伯是句吴古国的开创者，而近七百年的句吴古国的倾覆者，吴文化的爱好者以及吴氏族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春秋末期的吴国太宰伯噽。

伯噽用一生演绎了谎言的破坏力。这位凭借天花乱坠的甜言蜜语获得吴王夫差宠信的权臣，在吴越争霸的关键时刻，贪恋金钱，收受越国重金贿赂，编造 “伍子胥通敌” 的谎言，最终促使夫差赐死忠臣。当越国大军攻破吴都时，伯噽的谎言如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不仅让一代霸主身死国灭，更在历史长河中刻下 “奸佞误国” 的血色注脚。这类故意散布谎言者，本质上都是毫无担当的流氓 —— 他们用虚妄的言辞绑架他人的判断，用卑劣的手段窃取现实的利益，却从不对自己掀起的风浪承担半分责任。

故意说谎从来不是孤立的言语失误，而是权力场域中最危险的病毒。伯噽的谎言绝非简单的口舌之快，而是精心设计的认知操控：他利用夫差的骄傲心理，将越国的臣服包装成 “天意归吴” 的假象，将伍子胥的忠谏曲解为 “挟私怨乱政” 的妄言。这种有预谋的欺骗，如同在堤坝上凿出的暗洞，表面波澜不惊，内里却在悄然瓦解整个国家的防御体系。历史反复证明，当谎言成为权力的工具，个体的良知会被碾压，群体的判断力会被侵蚀，最终导向系统性的崩塌。

反谎言的本质，是对生存根基的捍卫。伍子胥临终前 “悬目于东门” 的悲愤，不仅是个人的冤屈控诉，更是对整个吴国命运的泣血警示。他的抗争告诉我们：反对谎言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在挽救那些尚未被蒙蔽的心灵，在守护那些可能被葬送的未来。面对伯噽式的欺骗，沉默即是纵容，退让等于同谋。就像免疫系统对病毒的清除，社会必须建立起对谎言的即时反应机制 —— 这种反应不需要温文尔雅的客套，而需要刺破伪装的勇气。

有位老宗长原为党校校长，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座佑铭，曾撰文《吴国王陵区，不容抹黑！》一文。文中指出：《元和姓纂》压根就没讲泰伯在梅里建立勾吴国。某一吴氏族人却毫无顾忌地说，泰伯在梅里建立勾吴国是《元和姓纂》明确记载的。捕风捉影，子虚乌有。这位老宗长还指出：“糜豹序”的落款时间是“东汉永兴二年三月”，东汉的概念是唐代时才有人提出的，汉代时根本没有“东汉”这个概念。实际上直到西晋之时，张璠《后汉纪》仍然使用“后汉”指代刘秀政权。而且，唐代陆广微《吴地记》载：泰伯“卒葬梅里(又名番丽，今横山)。”根本没提泰伯庙。某一吴氏族人却改成：“东汉（《吴地记》载“泰伯庙在梅里平墟，汉桓帝永兴二年建），墓葬形制（土墩墓）与商周时期太湖流域的贵族葬制一致。”他把唐代的著作说成是东汉著作。《越绝书》载：“传闻越王子孙，在丹阳皋乡，更姓梅，梅里是也。”是说梅里在丹阳皋乡。某一吴氏族人却改成：“《越绝书》等地方文献进一步细化，明确将梅里（无锡）作为泰伯“筑城立国”的起点”。这一吴氏族人不仅通篇随意篡改，而且是故意篡改，胡编乱造，欺骗其它吴氏族人。人们说，欺骗是最恶毒的种子。这一吴氏族人的故意之举，对于其他被骗的吴氏族人来说，可谓恶毒之极。

大家都知道，吴祖泰伯的侄子周文王姬昌所创的《周易》，对“谦”德极为欣赏，六十四卦之中，唯独谦卦六爻皆吉，谦德可谓上上大吉。但是，过度的谦虚则是虚伪，这与说谎者无异。

在谎言面前放下过度的谦虚，恰是对真理的敬畏。伍子胥若在进谏时顾虑 “冒犯君威” 的谦辞，伯噽的谗言只会更肆无忌惮；若群臣在朝堂上忌惮 “越职言事” 的规矩，吴国的覆灭只会来得更早。这里的 “放下谦虚”，绝非狂妄自大的张扬，而是打破 “明哲保身” 的桎梏，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当谎言披着 “忠言” 的外衣招摇过市，当欺骗以 “大局” 为借口横行无忌，唯有掷地有声的反驳、毫不退让的坚守，才能撕开虚伪的假面。

伯噽最终被勾践诛杀时，或许才明白：谎言的受益者永远只有谎言本身，而散布谎言者必受天遣。那些在历史中留下英名的抗争者，早已用行动证明：反谎言的勇气，从来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文明存续最珍贵的基因。在当下这个信息纷杂的时代，伯噽的故事依然在敲响警钟 —— 对谎言的纵容，就是对未来的背叛；而敢于戳破虚妄的锋芒，恰是守护正义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