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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名熙祚，字梅村，民国十年辛酉十月初四辰时（1921年10月4日）生于安徽省会安庆，为近代著名实业先驱、财经实干官僚，被誉为“台湾加工出口区之父”。
吴梅村的先祖吴紫卿，先以武秀才入清朝淮军，累次晋升成为千总，之后从政，先后任江西都昌巡检，江西建昌县丞，江宁发审局委员，后因太常卿袁昶一案，弃官归乡，兴办实业，在宣城、芜湖、望江等地垦荒、开采煤矿，虽事业受挫仍潜心教子，笃守家风。
吴梅村的父亲吴天铎肄业于江淮大学，儒雅通达，为民国安庆商界核心领袖、安徽商会五常委之一，经商有道、家业殷实，置李鸿章家族公馆百余间。母亲刘氏，出身桐城石塘书香望族，当地素有“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之美誉，刘氏知书达礼、勤俭宽厚、贤良端方。吴氏父辈九兄妹，七男二女，三伯、七叔皆为大学教授，四伯与父亲从商立业，一门才俊、文武兼修。吴梅村为家中长子，自幼浸润书香，家教严谨、品行端方，年少便展露过人天资。
少年吴梅村聪慧过人、品学兼优，启蒙于安庆高中实验小学，后入省立高级中学。在校期间课业冠绝同窗，期期考试名列榜首，曾当选“白日青天市小市长”，屡次斩获校际演讲比赛冠军。他多才多艺，登台演奏国乐、编排短剧，文体兼修，常年担任篮球队长，是师生公认的青年领袖，年少便胸怀家国、志存高远。
抗战烽火骤起，山河破碎，安徽各地中学奉命合并为临时中学，后经民国教育部批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鼎力支持，全省数千学子南迁组建国立第八中学，保存江南文脉、培育救国英才。吴梅村随校流亡，出任学生大队长，与同乡学子徒步千里，辗转安庆、武汉、长沙，最终抵达湘西沅陵、洪江等地。流亡途中弦歌不辍，他与同窗宣家玲携手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街头剧，创办壁报、教唱抗日歌曲、巡回宣讲救国大义，以少年热血鼓舞后方民心、提振抗战士气。
国立八中英才辈出，校友中涌现出朱镕基、史学大家唐德刚、中科院院士刘赓麟、工程院院士肖纪美、《联合报》社长刘昌平等数百位各界栋梁，盛名卓著。
后因为与校内教官意见相左，吴梅村转学到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也是流亡的安徽师生组成，校址在江津德感坝至善图书馆，今江津二中），全程依靠学校贷金完成学业。虽身处战乱、物资匮乏、颠沛流离，却始终安贫乐道、勤学不辍，坚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初心，以学业报国、以热血赴山河。据记载，国立九中在抗战时期被誉为“模范国立中学”。走出10余位院士，两弹元勋邓稼先也在其列。
国立九中毕业后，他以顶尖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求学于抗战西迁四川乐山的流亡学府。
1938年，武汉大学为避战火、保全文脉，决议西迁乐山，开启八年流亡办学岁月。彼时校舍散落乐山文庙、李公祠、三育学校、龙神祠各处，形成“校在城中，城在校中”的独特格局。全校师生在日军轰炸、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中坚守治学，建成中国首个电离层实验室、完成首部汉语宇宙射线专著，学术水准获英国学者李约瑟盛赞，可与西南联大比肩。八年办学期间，百余师生贫病殉学、为国捐躯，历史学家吴其昌彼时亦任教武大、执掌历史系，以身许学、鞠躬尽瘁。
身处乱世学府，吴梅村深受武大坚毅笃行、救国兴学的校风熏陶，扎实习得电机工程专业本领，锤炼出务实坚韧、公而忘私的品格，为日后深耕实业、经略经济筑牢根基。
抗战流亡岁月，亦是吴梅村结缘相守、成就家室之始。其夫人宣家玲，号瑶琪，1922年11月1日生于安庆书香门第，先后毕业于国立第十六中学、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获学士学位。二人少年相识、流亡相伴，同为抗日宣传志士，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大学期间同在乐山求学，相互扶持、砥砺前行。
在武汉大学就读期间，吴梅村宣家玲二人在重庆南温泉，由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亲自证婚，缔结连理。历经抗战烽火、内战颠沛，二人相濡以沫、初心不改，婚后育有四子一女，子孙满堂、学有所成，多定居台湾、美国，皆为同辈翘楚。
1943年，吴梅村以优异成绩从武汉大学电机系毕业，凭借扎实的工科功底，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破格招录，投身后方民族工业建设，成为抗战实业救国的中坚力量。彼时中国近代电工产业近乎空白，1936年资源委员会筹建中央电工器材厂，原址湖南湘潭，抗战爆发后迁址云南昆明马街（今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615号），1939年建成投产，诞生中国第一根裸铜导线，开创国产电线电缆自主生产历史，被誉为“中国电线电缆工业的摇篮”。1939至1945年，该厂累计生产各类电线电缆4330吨，支撑全国半数军需民用，为抗战胜利与民族工业突围立下汗马功劳，现存厂房仍保留1942年日军轰炸痕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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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昆明的中央电工器材一厂图片
入职资源委员会后，吴梅村历任中央电工器材厂技术员、昆明技术室工程师，扎根战火一线生产车间，深耕电工技术研发、设备调试与量产落地。在敌机频袭、设备简陋、物资紧缺的绝境中，他与同仁攻坚克难、坚守生产，保障军工物资持续供给。此后辗转桂林、重庆、南京各地履职，积累了扎实的工业生产、厂区管理、实业运营经验，从基层技术人员稳步成长为兼具技术素养、管理能力、大局视野的复合型实业人才。抗战胜利后，随工厂回迁南京复建复工。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受总厂厂长恽震指派，吴梅村奉命赴台拓展业务，担任驻台代表、办事处主任，开拓电工器材产销布局，业绩卓著。后因原厂业务调整，转入台湾经济部材料供应处任工程师，勤勉务实、恪尽职守，深得当局器重。
1953年，台湾启动四年经济建设计划，行政院设立经济安定委员会（经安会），统筹美援分配、物价稳定、产业规划、外资审核，为当时台湾最高财经统筹机构，吴梅村被延揽入核心团队，出任专门委员，全力投身战后工业复苏与产业布局。
随着美国恢复对台援助，经安会改组为美援运用委员会，吴梅村续任专门委员，深耕美援统筹、资金调配、产业投资规划。1959年，当局设立工业发展投资研究小组，他出任组长，系统调研优化投资环境、规范民间与侨外投资秩序，积累了独一无二的外资引进与产业规划经验，成为台湾近代引进外资第一人。他率先引入美国通用电子器材公司等一百三十余家外资企业入台设厂，带动全球电子产业集群落地，让电子资讯产业跃升为台湾第一大出口产业，奠定台湾消费电子工业根基，开创台湾科技产业迭代升级的全新格局。
美国对台援助终止前夕，美援会改组为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经合会），新设投资业务处，吴梅村擢升处长，执掌全台产业投资审核、外商准入规则制定与重大园区规划。1965年，他牵头研议、顶层设计，力排众议选定高雄荒芜滩涂，填土拓地、开荒建园，推动台湾颁布《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正式确立全球首创的加工出口区制度。1966年，全球首个加工出口区——高雄加工出口区正式揭牌营运，吴梅村出任首任管理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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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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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创之初，百废待兴、制度空白、毫无先例可循。吴梅村以远见卓识与雷霆实干，亲自草拟四十六条管理法令与作业条例，简化外资流程、优化营商体系、搭建保税通关、外商配套、外销结算全链条制度。他为官敢言敢为，向上为园区争取十三项自主管理权，突破行政桎梏；向下体恤民生、勤勉尽责，常年深夜驱车巡查园区、督导建设、落实政令。他首创“员工、投资者、税收三方兼顾”的分配理念，完善劳工保障体系，普及工会建设，开办园区俱乐部、文体展览、研习培训，专门兴建女工宿舍，全方位调动劳资双方积极性，开创良性产业生态。1971年，他继续主导扩容，建成楠梓加工出口区，后续台中加工出口区相继落地，构建起台湾外向型经济核心矩阵。
七年深耕经营，加工出口区彻底盘活台湾外销产业，大幅增加就业、扩大出口、稳定税收，推动台湾经济实现跨越式腾飞。该模式成效卓著、全球瞩目，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外向化的经典范本。韩国、越南专程聘请其赴海外规划园区建设，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国派员赴台考察学习，纷纷效仿落地加工出口区制度，深刻影响了战后亚洲经济发展格局。
为打通国际经贸通道、链接全球资本，1974年吴梅村出任台湾驻美投资贸易服务处主任，常驻美国华盛顿，专职对接美方政企机构、统筹海外外资引进、双边贸易谈判与国际市场拓展，为台湾产业深度接轨全球经济搭建核心桥梁。
台美外交局势突变、关系断交后，经贸工作陷入空前被动与艰难，他临危受命，再兼北美协会经济组组长之职，常年往返奔波于华盛顿与纽约两地，日夜操劳、周旋斡旋，在外交低谷期竭力稳住台美经贸基本盘，持续为台湾引资拓市、积蓄产业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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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一：蒋经国 后排右一：吴梅村
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与卓越的政绩，他最终升任台湾“经济部常务次长”，作为经济部二号文官，统筹工业、外贸、投资、中小企业发展全板块政策，深度参与台湾轻工业升级、出口导向经济体系成型，成为战后台湾经济起飞阶段的关键操盘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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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多数强硬官僚，吴梅村为人谦和包容、务实低调，秉持“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办公室常年悬挂郑板桥“难得糊涂”匾额。他为官不尚空论、重落地、善协调，既能在顶层制定产业制度，也能直面厂商诉求、简化行政流程，因此在工商界人缘深厚、口碑极佳。其执政思路清晰前瞻：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园区制度降低创业成本、以外销加工带动产业迭代，精准契合海岛型经济体的发展路径，是台湾“加工出口经济模式”的重要设计者与实践者。
长期积劳履职，让吴梅村身心俱损，1986年10月6日，他因肝癌病逝，终年66岁。其逝世牵动各界，治丧期间，一百五十余名外国代表、台湾政要、工商企业家及数千民众前往灵堂吊唁，追悼会因各界缅怀一再延期，足见其崇高声望与广泛影响力。台湾《中央日报》高度赞誉其功绩，正式尊称他为“加工出口区之父”。为永久纪念其开拓之功，当局在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区专门修建“梅村园”，使其功业与精神长存后世。
纵观一生，吴梅村兼具工科技术底色、国际经贸视野与行政实干能力，是近代少见的“技术+财经+涉外”复合型官员。从抗战大后方的民族电工工业建设，到渡海深耕台湾财经、开创全球加工出口区范式，他以踏实深耕推动产业从无到有、从内向到外向的历史性转型。他所搭建的园区管理制度、外资引进模式、外销工业体系，不仅成就了台湾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也为后世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范本，是近代中国工业化与对外开放进程中值得铭记的实干先驱。
有趣的是，在海峡对岸，另一位吴氏族人 - 吴南生，同样是开创了华人区域“特区经济”。吴梅村在台湾缔造全球首个加工出口区，奠定台湾经济起飞根基；十多年之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广东首创“经济特区”概念，1979年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会议上说：“中央决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广东也要跟上，汕头这个地方就很好。万一办不成，失败了，影响也不会太大。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实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了。”后来，在厦门，珠海，深圳都建立了经济特区落地，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大幕。虽然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经济特区不断扩张，一些问题也开始显现：投机、腐败、贫富差距……这些都给了反对者一个攻击点。吴南生主办经济特区，不是没有拥护，却也并非一路鲜花。吴南生在晚年，对这些问题不是没看到，他也曾在一些内部场合提醒过：改革不能只看GDP，还要注意社会公平、法治建设、文化教育等等。但那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操盘者，更多是一个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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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出版的《安庆历代名人》 关于吴梅村的介绍
1987 - 吳梅村先生紀念集
梅村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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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先生墓园
蔡登山：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吴其昌
吴令华：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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