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教授 近代史学大家 吴其昌

崇让堂

杏坛燃赤血 笔墨寄山河  国立武汉大学教授 近代史学大家 吴其昌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出生于浙江嘉兴海宁的城关-硖石古镇，是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他出身寒微却天资卓绝，师承学界泰斗，深耕文史沃土；他心怀家国大义，乱世挺身救国，病躯坚守杏坛，以四十载短暂而滚烫的一生，诠释了近代学人“治学报国、至死方休”的风骨，其“战士当死于沙场，教授当死于讲堂”的铮铮誓言，也成为武汉大学精神传承中熠熠生辉的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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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字子馨，1904年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幼年父母双亡，家境清贫，他凭借惊人的毅力刻苦自学，之后与著名诗人徐志摩（徐志摩有五位著名的表弟：金庸、蒋复聪、吴其昌、吴世昌、陈从周。徐志摩姑父的堂弟是蒋百里）一同受教于桐城派古文家张树森（字仲梧），深耕古文义法，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

张树森与吴其昌是同乡，除吴其昌外，张树森另两位高足，是吴其昌的表兄、诗人‌徐志摩‌以及许国葆。张树森不仅给吴其昌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还向他灌输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多年后吴其昌仍清楚记得老师讲述甲午战争、左宝贵、邓世昌等忠烈事迹时的情景，深受感动。‌‌

1921年，17岁的吴其昌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国学大师唐文治，潜心钻研宋明理学。他治学勤勉、悟性超群，学识精进飞速，与同窗王蘧常、唐兰齐名，被学界誉为“国专三杰”，年少便扬名江南学界。

为精进学术、拓宽视野，1925年，吴其昌远赴北平，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研究生，跻身近代最高学术殿堂。在清华求学期间，他得遇两大史学泰斗，开启了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他师从王国维专攻甲骨金文与上古古史，承袭王氏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追随梁启超研习文化学术史与宋史，习得梁氏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梁启超的著名学生还有：蔡锷、张君劢、蒋百里、徐志摩）。两大宗师的言传身教，让他兼取两家之长，既精于古文字考据的严谨，又通于学术思想史的宏阔，深得两位大师器重，被视作传承王国维学术命脉的核心人选，学界亦评价其“治学承王国维衣钵，行文秉梁启超文心”。

自青年治学伊始，吴其昌毕生深耕上古史、甲骨金文、宋明理学、边疆史地等诸多领域，恪守“二重证据法”，以考古实物印证文献典籍，考据严谨、立论公允，在近代文史研究领域建树卓著，成果丰硕。1933年至1944年十余年间，他笔耕不辍，累计完成学术论著超180万字，涵盖文字学、音韵学、史学、思想史等多个学科，著作等身、惠及学界。

在古文字与上古史研究领域，吴其昌是近代甲骨金文研究的中坚学者。他潜心考释殷商、两周金文典籍，著有《殷墟书契解诂》《金文历朔疏证》《金文世族谱》《金文氏族疏证》等经典著作。他突破传统考据局限，将出土金石文物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精准考订殷商官制体系、农业发展模式与社会经济形态，厘清上古氏族脉络与历朔礼制，填补了上古史研究的诸多空白，为后世先秦史、古文字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他视野宏阔、溯源通变，撰写《宋元明清学术史》《北宋以前中国田制史》等重磅著作。他系统梳理宋元明清数百年学术流变脉络，厘清各学派传承脉络与思想内核，更率先深入探究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末清初思想家的学说，挖掘其思想中蕴含的近代民主萌芽，打通传统儒学与近代思想的关联，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

晚年抱病撰写的《梁启超传》，更是其传世经典之作。为还原恩师一生治学与报国历程，他穷尽史料、严谨考证，秉持客观公允的治学态度，真实勾勒出梁启超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与治学初心。全书史料详实、立论公允、评价中肯，摒弃主观臆断，成为学界公认的梁启超传记权威版本，至今仍是研究梁启超思想与近代学术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身为学者，吴其昌深耕书斋、潜心治学；身为国人，他心怀家国、勇担大义，始终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危亡紧密相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山河沦陷、国难当头，一向潜心治学、不问世事的吴其昌悲愤填膺，毅然走出书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携手妻子诸湘、弟弟吴世昌，从北平奔赴南京，沿途持续绝食八十四小时，以文人最刚烈的方式请愿抗日、呼吁救国。此举赤诚悲壮、震动全国，让世人看见近代知识分子不避危难、以身许国的铁血担当。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夏大地战火纷飞，学界辗转流离。1938年，吴其昌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时办学与治学生涯。彼时的乐山物资匮乏、环境恶劣，加之常年忧国劳形、伏案著书，他早已患上严重肺病，时常咯血、身体孱弱，饱受病痛折磨。但他从未有一刻懈怠教职、荒废治学，始终坚守武大讲坛与书桌，践行学人使命。

病躯缠身的他，始终恪守初心、履职尽责。白天，他拖着虚弱的身体，拄杖缓步走向课堂，为学子讲授文史典籍、传递家国信念，从未缺课、从未敷衍；深夜，万籁俱寂之时，他强忍病痛煎熬，伏案埋首著述，在昏黄灯火下笔耕不辍，在乱世之中为文脉存续竭尽所能。面对战火飘摇与病痛缠身的双重磨难，他立下振聋发聩的誓言：“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这句质朴而铿锵的话语，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凝练出乱世学人的责任与担当，成为武汉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久收录于校史展陈，多年后仍被校方在开学典礼上援引，激励一代代武大学子笃行致远、心怀家国。

长年积劳与顽疾，彻底耗尽了他的身体。即便生命步入倒计时，吴其昌依旧未停下治学的脚步，将余生最后的时光尽数倾注于《梁启超传》的撰写之中。他感念恩师栽培，亦希望通过梳理梁启超的一生，传承近代学人救国济世的精神，于是抱病伏案、字字斟酌，在病痛的煎熬中坚持撰稿。1944年2月，在离世前一个月，他仍笔耕不辍，最终完成《梁启超传》上半部。遗憾的是，山河未复、战乱未平，他终是没能写完整部著作，也没能亲眼见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带着满腹遗憾与未竟之志，永远定格在了治学报国的路上。

1944年2月23日，吴其昌于四川乐山溘然长逝，年仅四十岁。四十载人生，短暂却厚重，清贫却滚烫。

纵观吴其昌的一生，始于寒门苦读，成于名师教诲，忠于治学报国。在学术上，他承王国维、梁启超两大宗师之学，贯通古文字学、上古史、思想史多领域，以百万字著述夯实近代文史研究根基，治学严谨、造诣深厚，是近代学界不可多得的全能型文史大家；在风骨上，他以文人之躯担家国之责，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乱世之中坚守杏坛，以生命践行“教授当死于讲堂”的毕生誓言。

他褪去文人柔弱的刻板印象，既有伏案研经的沉静深耕，亦有挺身而出的家国热血。半生治学，守护华夏千年文脉；毕生许国，诠释学人赤子初心。斯人虽逝，文脉永续，风骨长存。吴其昌的学术成果泽被后世，其笃学精进、赤诚报国、鞠躬尽瘁的精神，早已融入武汉大学的精神血脉，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谱系中，永不褪色的璀璨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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