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雍公 与 吴宣公 以及人口增长

崇让堂

仲雍公 与 吴宣公  以及人口增长

在商朝第二十七任君主武乙时期，古公亶父带着泰伯、仲雍、季历，以及数千部众，从豳地迁徒到岐山，名为避开戎狄，实际上是在做一件极富开拓精神的事情。然而，从豳地到岐山周原，毕竟只是向南迁徒了不足一百公里，戎狄的威胁其实并没有彻底排除。可以想像，极富开拓精神的古公亶父到了岐山之后，不可能会善罢甘休，在立足岐山周原的同时，古公亶父必定会继续发扬开拓精神，以寻求更宜居、更安全、更可靠的新天地，
或许就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同样极富开拓精神的泰伯仲雍被派遣出来，为了部族的安全与发展，继续向南以及向东南，寻求新的天地。
最终，泰伯仲雍在荆蛮之地，得到千余家荆蛮之人的拥戴，建立了句吴。
史书记载，泰伯无子，仲雍有二子：季简、居简。史书记载季简之子是叔达，在叔达的儿子之中，周章和虞仲分别被封为吴国的国君和虞国的国君。然而，史书并没有记述仲雍的长子季简除了叔达之外，还有多少子女，史书也没有记载仲雍的次子居简有多少子女，史书没有记载，并不表示这些子女不存在，也就是说，仲雍公的第三代（也就是仲雍的孙辈）有多少人，史书中没有记载，到了仲雍公的第四代，叔达之子之中，周章和虞仲分别被封为吴国的国君和虞国的国君，但史书中同样没有说明，叔达除了周章和虞仲之外，还有多少子女，同样是，没有记载并非表明这些子女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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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仲雍公的第三代、第四代共有多少人，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是并不妨碍人们通过类比与对比，来对此加以探索。有一个非常适宜的比较对象，就是仲雍公的第69世孙（季札公的第53世孙）吴宣公。
吴越王钱镠将苏州泰伯庙从阊门之西移到阊门之东的22年之后，吴宣公以皇亲国戚的资历，自然是带着大量的财富，与自己的三个儿子和孙辈，从五代十国之中的蜀国迁徒到五代十国之中的吴国，在吴国的南部-江西临川石井居住。这一行为，与古公亶父类似，名义上看上去是为了避祸，实际上是一件极富开拓精神的事情。
而且，与古公亶父更类似的是，与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与次子仲雍一样，吴宣公的儿孙同样极富开拓精神，又继续向南寻求更适宜、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就这样，吴宣公的儿孙们不断地开拓，不断地进取，不停地获得生存空间。据家谱的可靠记载，吴宣公的第三代（孙辈）有18人，第四代（曾孙辈）有77人，第五代（玄孙辈）有360多人。这些人都是有名字可考，是真实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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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比仲雍，泰伯仲雍也是以皇亲国戚的资历，带着大量财富，包括一些随从，以开拓之精神，不断地寻求生存空间。虽然仲雍公的第二代是季简与居简二人，与吴宣公有三个儿子略有差别，但是，仲雍公的第三代，也就是叔达那一代，即使没有吴宣公的第三代有18人之多，但是仲雍公的第三代，也就是叔达的兄弟及堂兄弟这一代，也应该有10人左右。到了仲雍公的第四代，也就是周章虞仲这一代，即使没有吴宣公的第四代77人之多，但是仲雍公的第四代，也应该有四五十人左右。
此后，仲雍公的第四代（曾孙辈）周章与虞仲得到周武王的加封（从镇江大港的考古来判断，是得到了周康王的加封），实力更加强大，由此可见，仲雍公的第五代，也就是比周章和虞仲晚一辈的人，也就是与周章之子熊遂同一辈的仲雍公后裔，即使没有吴宣公的第五代有360多人，起码也有二百人左右，也就是说，熊遂的兄弟，堂兄弟，远房堂兄弟，应该有二百人左右，而且，这些兄弟，堂兄弟，远房堂兄弟，都在五服以内，都可以算是亲戚，并不是外人，虽然这里有的兄弟或堂兄弟得到分封，是贵族，有的兄弟或堂兄弟没得到分封，是平民，但他们都是亲戚，都是皇亲国戚。如同《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这并不奇怪。刘备虽然号称是中山靖王之后，是皇亲国戚，是金枝玉叶，但也只能靠织席贩履来谋生（以编织草席、贩卖草鞋为生）。
泰伯仲雍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有千余家荆蛮之人（假设每家5人，有5000人）聚集在姬姓的泰伯仲雍身边（这个集团此时姬姓人口是2/5000），但是到了周章这一代（仲雍公第四代）以及熊遂这一代（仲雍公第五代），仲雍后裔的人口数量在荆蛮之人的人口之中的比例已经显著提高，姬姓人口应该从2/5000上升到200/5000。即使算开拓精神相对而言不够旺盛的荆蛮人口数量也有增加，可以计为200/7000至8000，姬姓人口的比例也大为增加。
以此继续，仲雍的第六代就当有千人左右，也就是说句吴的第七个国君柯相的兄弟、堂兄弟、远房堂兄弟等等，大约在一千个左右、而句吴的第八个国君强鸠夷（仲雍公的第七代）、兄弟、堂兄弟、远房堂兄弟，大约在三四千个左右，到了仲雍公第八代余桥疑吾（句吴国第九个国君），兄弟、堂兄弟、远房堂兄弟，应当更多。

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没有如此夸张，但是，从吴宣公家族的发展来看，句吴国姬姓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是非常可信的。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些后代都具有极强的开拓进取的精神，而后才会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以容纳增长的人口。在地广人稀的古代，这种情况的发生，外部条件是具备的。
不过，在人口爆炸的现代，受生存空间的限制，人口的增长必然会缓慢下来。但是在两三千年的古代，具有开拓精神的族群，如果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开拓精神，随着生存空间的扩展，其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吴宣公的后裔人口发展，就是可靠的、可信的真实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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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公迁岐与吴宣徙赣：吴氏早期人口增长探析

商朝第二十七位君主武乙在位时，古公亶父携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率领数千部族民众，从豳地迁徙至岐山。此举名义上是为躲避戎狄侵扰，实则是一次极具开拓精神的战略转移。不过，从豳地到岐山周原，向南迁徙的距离尚不足一百公里，戎狄带来的威胁并未因此彻底消除。

可以想见，胸怀开拓之志的古公亶父抵达岐山后，绝不会就此止步。在立足周原的同时，他必然会继续秉持开拓精神，为部族探寻更宜居、更安稳、更可靠的新家园。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同样富有开拓气魄的泰伯、仲雍受命出发。为了部族的安全与发展，二人继续向南方及东南方向开拓，寻找新的生存天地。最终，泰伯、仲雍在荆蛮之地获得千余家当地民众的拥戴，建立了句吴政权。

据史书记载，泰伯没有子嗣，仲雍则有季简、居简二子。书中记季简之子为叔达，叔达的两个儿子周章与虞仲，后来分别受封，成为吴国与虞国的国君。然而，史书并未记载季简除叔达之外还有多少子女，也未提及仲雍次子居简的子嗣情况。没有记载，并不代表这些人不存在，也就是说，仲雍第三代（孙辈）的具体人数，史书并无记录。到仲雍第四代，叔达之子周章、虞仲虽分别受封吴、虞二国，但史书同样未说明叔达除二人外还有多少子女，同理，无记载并不等于不存在。

虽然仲雍第三代、第四代的总人数不见于史籍，但我们仍可通过类比对照的方式进行探索。一个十分合适的参照对象，便是仲雍第六十九世孙、季札第五十三世孙 —— 吴宣公。

吴越王钱镠将苏州泰伯庙从阊门西迁至阊门东的二十二年后，身为皇亲国戚的吴宣公，携带大量家产，偕同三子及一众孙辈，从五代十国时期的蜀国迁居至吴国，在吴国南部的江西临川石井定居。这一行径与古公亶父颇为相似：表面上是避祸远走，实则同样是一场充满开拓精神的迁徙。

更与古公亶父一脉相承的是，如同泰伯、仲雍一般，吴宣公的子孙亦颇具开拓之志，继续向南拓展，寻求更适宜、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在不断开拓进取的过程中，吴氏子孙持续获得新的生存领地。据家谱可靠记载，吴宣公第三代孙辈有十八人，第四代曾孙辈有七十七人，第五代玄孙辈多达三百六十余人，均有名可考，真实可信。

以此比照仲雍一支，泰伯、仲雍同样以皇亲身份，携带资财与随从，凭借开拓精神不断拓展生存空间。仲雍第二代仅有季简、居简二人，与吴宣公有三子略有不同，但其第三代即叔达同辈族人，即便不及吴宣公第三代十八人之众，数量也应在十人左右。到仲雍第四代，即周章、虞仲一辈，即便达不到吴宣公第四代七十七人的规模，人数也应在四五十人上下。

此后，仲雍第四代的周章与虞仲获周武王册封（据镇江大港考古发现，实际应为周康王时期加封），部族实力进一步增强。由此推之，仲雍第五代，即与周章之子熊遂同辈的后裔，即便不及吴宣公第五代三百六十余人，至少也应有二百人左右。也就是说，熊遂的兄弟、堂兄弟乃至远房堂兄弟，总数约在二百人，且均在五服亲缘之内，同属姬周宗亲。这些同族之人，有的受封得爵、身为贵族，有的未获分封、沦为平民，但彼此仍为血亲宗亲，同属皇亲国戚。正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所言 “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此种情形实属正常。刘备虽自称中山靖王之后，身为皇亲贵胄，早年也只能以织席贩履为生。

泰伯、仲雍初到荆蛮时，有千余家当地民众归附，若按每家五人计算，约有五千人聚集在二人身边，此时姬姓族人在这一群体中所占比例极低。但发展到周章一代（仲雍第四代）与熊遂一代（仲雍第五代）时，仲雍后裔在当地人口中的占比已明显提升，姬姓人口比例从最初的微末水平大幅上升。即便计入荆蛮土著人口同样有所增长的因素，姬姓宗亲的人口比重也已显著提高。

依此趋势推算，仲雍第六代后裔人数应可达千人左右，即吴国第七位国君柯相的兄弟、堂兄弟及远房堂亲，总数约在千人上下；到仲雍第七代，即吴国第八位国君强鸠夷一辈，同族人数约在三四千人；至仲雍第八代，吴国第九位国君余桥疑吾之时，同族人口规模只会更为庞大。

实际情况或许不会如此夸张，但参照吴宣公家族的繁衍发展，句吴政权内姬姓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完全可信的。前提是这些后裔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从而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在地广人稀的上古时代，这样的外部条件是完全具备的。

反观人口密集的现代社会，受生存空间所限，人口增速自然会放缓。但在两三千年之前，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族群，只要能始终保持昂扬的进取之志，伴随生存空间的持续拓展，人口实现快速增长并非难事。吴宣公后裔的人口发展轨迹，便是真实可信的有力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