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宜夨□考释
宜夨□考释
唐兰
(故官博物院)
一、释文
佳三月辰才丁未□省斌王
成王伐商□，浩省东或□，
王卜于室入土，南□。王令
虞□夨曰:“□夨于室。”易疍
鬯一□，商鬲一□，□弓，一，□矢百，
旅弓十，旅矢千。易土: 氏川
□口，□口百又口，氏宅邑□
又五，□□百又丗。易才室
王人田又七生。易奠七白，
氏□□又五十夫。易□庶人
六百又□六夫。室厌矢□
王休，乍虞公父丁□彝。
第一行“省”字下半清晰可辨, “省”上当缺“王”字，详下。
第三行“王卜于宜人土，南□”，“入土南”三字很清晰。“南”下一字，各家都释“鄉”，文字残损，只右旁卩形明显，由文义推测，应该是“卿”字，就是宜子鼎“迨西方的迨字。王卜人土于宜，因之在迨南方时，令夨侯于宜。
第四行“虞”字，各家都释成“虔”，如果是虔，下半应该从文。这个字上从虍，下从夨，夨字头向左倾，头部中间为锈隔断，但笔画还很清楚。从夨虍声，应该是虞字的早期写法。
“易疍一□”，疍字所从的□豈字。
第五行“□弓一，□矢百”，应该读为“□弓一，矢百”，也就是乡(彤)弓和乡(彤)矢。殷铭的范把□□两字排颠倒了，所以错成了“□弓”和“□矢”。
第六行“氏川三百□”，郭沫若先生认为川就是甽，同畎，是对的。但“川”字在这里应该是名词而不是数量词。禹贡:“岱畎丝泉”,“羽畎夏翟”。广雅释山: “畎谷也”。释名释山: “山下根之受雷处曰甽，甽吮也，吮得山之肥润也"。这里的“川”，应指山下肥沃的土地，如散盤“湿田壮田”之类。“三百”下可能是“田”字。
第七行“氏宅邑卅又五”，是说所居住的有三十五个邑。
第九行“易才宜王人□又七生”,“生”郭沫若读为“姓”，并说所缺当是十字，是对的。左傅定公四年传说成王分给唐叔的有“怀姓九宗”，可证。
锡奠七白、氏□□又五十夫，应当是千又五十夫，孟鼎所赐奴隶，一比是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和这一切同，另一批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和下节易宜庶人六百又口六夫相近，可以互证。□读如庐，□曹鼎作，师汤父鼎作，均从□从虍，诗公划:“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是言言，于是语语”。毛传:“庐寄也”。从文义说、“庐旅”跟“处处”、“言言”、“语语”是一样的，可以写作“庐庐”或“旅旅””管子小匡: “狄人攻卫，卫人出旅于曹”，齐语作“卫人出庐于曹”。左传闵公二年传: “立戴公以店于曹”。可见庐旅相通。诗信南山: “中田有庐”。左传襄公二十年传: “庐井有伍”。汉书食货志: “在野曰庐”。可见庐在田野。易剥卦: “小人剥庐”。左传襄公十七年传: “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可见庐是小人所住的。这种小人可以称为“旅”，也可以称为庐”。汉书鲍宣传: “苍头庐儿，皆用致富”。汉代的庐已从田舍引申为值宿的庐，但“庐儿”还是奴隶的名称。这里所说“易奠七白，氏□千又五十夫”，是指由郑地的七伯所率领的旅寄在宜地的农业奴隶。
二、簋的时代、地域、作者、及其历史价值
宜夨簋的形制的特点，是四耳而不垂耳。商器往往不垂珥，但大丰殷已经垂珥了。宜夨簋不会比大丰殷(武王时)还早，但从它的形制、花纹，簋铭的文体书法来看，都应该在西周初期。
铭文说:“□省斌王成王伐商图,□省东或图”,“省”字是动词,“图”字是图象,国语周语:“省其典图刑法”,文例相同。“省”既是动词,上面所缺的应该是主词,应该是人称。根据下文“王卜”和“王令”,这里应该是“王省”。周王麸钟:“王肇□省文武董疆土”文例也相近。这里所说的王既然可以省武王成王的伐商图,显然已居成王以后。西周初年,王号是可以生称的，但郴能有两个王号同时生称,在成王时,武王已死,如果说武王成王连书时,成王可以是生称,那就成为一个死了的王和一个活着的王连着说了,这在文例上是不应该有的。小孟鼎说“岽周王、武王、成王”,作册大鼎说:“公来盥武王成王异鼎”,都是康王时的铜器,都连说武王成王,可见这是康王时期的特点。在康王以前,只说到“文武”,在康王以后,除了“文武”外,还可以说“成康”,连说武王成王,可以证明这个宜侯夨簋应在康王时期。武字写作斌,跟孟鼎一样;赏锡奴隶也跟孟鼎相近,都可以证明是康王时期的铜器。
铭文说“易才宜王人十又七姓”，这是一个隆重的赏赐。春秋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卫”，僖公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盟于洮”，僖公二十九年:“会王人、晋人、宋人……盟于翟泉”，可见王人跟晋人宋人一样是王国的人。孟鼎作王臣;井厌殷说“易臣三品，州人、重人、晕人”，可见王人就是王臣，并夨簋也是康时期的铜器。
成王封伯禽，赏给他殷民六族，封康叔赏殷民七族，都是殷民，那时刚克殷，不会用王人来作赏赐。但赏盂用王臣，赏矢用王人，这显然是康王时期的特点。左传公二十六年传:“营武王克股，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屏周”。可见西初年有三次大规模的封建，除了武王和成王时以外，还有康王时期。周公的儿子除了伯禽是在成王时就封鲁以外，其他凡、蒋、邢、茅、昨、祭六国，在文献里看不出是什么时候封的。并夨簋明明说“乍周公彝”，可见就是周公儿子邢侯，这个铜器是康王时的，那末，这六国可能都是康王时封的。虞夨矢的封于宜，是这次大封建里面的一件事。铭文说:“王省斌王成王伐商图，□省东或图”，也可以证明这不仅仅是封宜夨矢一件事情。
西周初有三个虞:一个是妫姓的虞，见逸周周书王会解和左传，由于虞胡公满是武王的女婚，后来改封在陈，原来的土地(山西省西南部)改封姬姓，因此，不可能是妫的虞。
还有两个姬姓。史记吴世家:“周武王克股，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仲，列为诸”。汉书地理志:"太伯初奔荆蛮……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谓之虞”。根据史记汉书，好像一个是吴，一个是虞，或者两个都是吴而后来才把“北吴”叫成“虞”。这是不对的。左传公六年传:“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逸周书世俘解:“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可见仲雍又叫虞仲、虞公，那末，南方的吴，本来应该是“虞”，北方的虞、本来可以称为“北虞”。春秋时期，北方的称为“虞”，南方的，因为方言的缘放,称为“工□”、“攻敔”、“攻吴”(称为邗，是所指地名不同，像魏的又称梁，与吴无关)，古书称为“句吴”，一般只称“吴”，实际“吴”与“虞”是一样的。
殷铭说“作虞公父丁□□”，应当是姬姓的虞公，但据史记，不论周章或虞仲都是仲雍的曾孙，所以这个虞公不是仲雍。据周公的后世，代代都称为周公，那条虞公父丁可能是史记的叔达，是周章和虞仲的父亲。
虞侯矢一定是姬姓之虞，但他也不能是北虞，铭文说到“东或”和“南卿”，都说明这一点。这个簋出土在丹徒，它在春秋时是“朱方”，正是吴国的地域。皇览所说太伯的坟墓在无锡梅里，在它的东南;后来给吴国吞并了的邘国，在它的对面，长江北岸。那末，簋名所说的“宜”，可能就在丹徒或其附近地区。
虞侯夨的爵是侯，又改封为宜侯，也可以说明他不是“北虞”。过去历史家对周初的两个“虞仲”是不能解释的，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说是祖孙同号。其实虞仲是氏名，太伯是伯，虞仲是仲，跟号伯、号仲、号季一样，仲的子孙永远可以称为虞仲。周初封虞仲于北虞，是作为线内的诸侯来封的，跟周公的子孙，世代称为周公一样，虞公的子孙，世代称为虞公，春秋僖公五年“晋人执虞公”，还称为公可证。但四方的诸候就不一样了，伯禽是鲁公，他的子孙却只是鲁侯，晏侯、齐侯等都只称侯，所以虞侯夨的父亲是公而他本人是侯，他的改封为宜候，可能为了和北方的虞有所区别。
由于吴语跟中原不同，人名从来有很多纷歧，例如春秋襄公十二年的“吴子乘”，左传作“寿梦”，世本作“孰姑”，故宫博物院藏有邗王是历埜戈，郭沫若先生认为“是莹”就是“寿梦”是很正确的。那末，虞侯夨应该就是周章，“夨”和“周章”的声母是很接近的。周章在武成之间封为虞侯，隔三十多年到康王时封为宜，他的年龄跟鲁公伯禽大概差不多、他是仲雍的曾孙，伯禽是王季的曾孙，他们是兄弟的关系。
这个古墓是偶然发现的，不仅器铭遭受损坏，出土情况也不清楚。同出的两个盉、两个觥等，可能是同时的，但那个附耳的盘，有蟠蚪纹，只能是春秋早期。有人主张这是两个墓葬的混淆，也有人主张这是春秋时的墓葬，保存着西周初期流传下来的古器，关于这一点还有待于判明。
但无论如何，这个簋的发现，总是十分重要的。它的制作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它是吴国的最早的铜器，而且是在吴地发现的。它记载了周初分配给领主们奴隶和土地，即所谓“受民受疆土”的一些史料，跟孟鼎可以互相比较。过去有些人曾经怀疑吴国不是周的同姓，怀疑周王的势力不能达到吴地等等，由于这个簋的发现，使古书上这一部分的史料复活了。我们希望这个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将提供出更多的新材料来充实这一方面的古代史料。
这个簋的复原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簋的四耳本没有珥，为它加上了珥。铭文经过重新配合，但仍未恰当，第九行的“易”字如果能缀合起来，就可以适合原状。有些文字也还可以把锈去掉。为了使这样重要的资料更加完善，这是值得再加一番工的。
1956年4月于故宫博物院。时正筹备五省重要出土文物展览，这个簋亦将展出。
附记:左传定公四年传说到分伯禽康叔唐叔的事实后说:“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可见康王时还封建诸侯。大概到昭王以后，土地奴隶都已分配出去，封建诸侯就成为极偶然和个别的事情了。
(原发表《考古学报》1952年第2期) |
发表于 2026-1-20 21: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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