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安庆 “六尺巷”典故的反面事例

崇让堂

安庆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桐城的吴家与宰相张英的张家相邻而居，为两家之间的一小块地皮相争，后来电视剧的情节里是说因为一家拿着明朝的地契，一家拿着清朝的地契，从而互不相让，事情传到宰相张英那里，张英写诗给家人，“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张家退让三尺，吴姓也让出三尺。于是，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也成就了六尺巷故事的美谈。

在六尺巷以南60公里处，安徽安庆的“姚家口”，也称姚家山，位于安庆的龙山路与孝肃路的交叉口附近。在过去，姚家口有处规模宏大的老宅子，安庆人称为“姚家口大屋”。

据《寻访安庆人文历史》公众号的“安庆姚家口，一只鸡引发的惊天血案”一文介绍，姚家口大屋主人李昭寿。李昭寿又作兆受、兆寿、长寿，清廷赐名世忠，字松崖，号良臣，所以也称李世忠。李昭寿（李世忠）是河南固始陈淋子镇人。

据介绍，李昭寿早年落魄，多次入狱。咸丰三年（1853年）在霍邱起兵，响应捻军及太平军，第二年被清军打败，受抚于道员何桂珍。咸丰五年（1855年），李昭寿杀何桂珍，归顺太平天国，隶属李秀成麾下，历任七十二检点、殿右拾文将帅、河南省文将帅，负责为太平军联络捻军，屡立战功，但有扰民之弊。咸丰八年（1858年）驻守江北重镇滁州，因与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不和，加上家属被清将胜保绑架并挟为人质，故而投降胜保，倒戈献城，其部众编为“豫胜营”，后累官至钦差帮办安徽军务、办理招安事宜、江南提督、库楚特依巴图鲁，割据滁州一带。同治三年（1864年），在扬州，李昭寿和另一个太平军的叛将陈国瑞因私人纷争而发生冲突，大打出手。两人都被曾国藩惩处，陈国瑞被流放到偏远的黑龙江宁古塔服兵役，于1883年因病去世，时年47岁。而李昭寿也被解职，居于安徽省的省会城市安庆的姚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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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寿（李世忠）的左邻是吴廷鉴（一说是吴廷选）。吴廷鉴旅居安庆，是候缺，职位是通判，正六品，也是李昭寿的河南固始同乡（一说吴廷鉴是湖南人，与左宗棠是老乡），吴廷鉴还把家小包括自己小弟也带了过来。

姚家口大屋里面不仅开有戏园，还设有赌场。 吴家有人在赌场输了钱，愤而指责赌场设局，在牌桌上出老千。赌场设局是一种常态，但在赌场直接戳破，就不是常态了。于是吴家参与赌博的人挨了打。吴廷鉴听了吴家人的哭诉后，吴廷鉴淡淡地说：“人家势大，惹不起的，忍吧。”

光绪初年，安庆城中人家，尤其是深宅大院，基本家家都养有几只鸡。一天，一只鸡从吴家一路摇进了李家。吴家人过来寻鸡，明明看见在李家院落，但李家人不承认。双方由此口角。先开始用嘴，后来升级，手脚并用。李伯琦作《李昭寿叛降始末记》，至此，只简单一句：“昭寿闻而出，嗾家人勿得退让。”只此一句，李家上下瞬间换阴沉嘴脸，暴力闯进吴氏府邸，强入内室将吴廷鉴夫人拖出，丢到姚家口大街上。一路蛮拖，又一路乱捅，堂堂正六品候补通判夫人，被推至姚家口街头，衣不蔽体，肌肤耻露，一脸颜面丢尽。

当晚，吴氏府邸后花园，吴廷鉴夫人用一根绳索结束了生命。事态发展，脱离了李昭寿的掌控。同样，事态发展也脱离了安徽官府的掌控。

吴廷鉴通判一纸诉状，直接上递至安徽巡抚及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此时，在安庆樵楼上题字“白日青天”四个大字的安徽巡抚吴坤修已经离职多年，安徽巡抚是37岁的裕禄。裕禄1869年来安庆，出任安徽布政使兼安徽按察使。到而立之年，又升任安徽巡抚，属于典型少年得志。但在安庆生活了12年，且身居安徽第一高位，面对此案，裕禄觉得从未有过的棘手。

但是，正六品官员夫人，在省城安庆被羞辱致死，不仅安庆，不仅安徽，甚至连京城也冷眼观望，看安徽地方如何处置。安徽布政使卢士杰同样冷眼观望。卢士杰是河南光州人，与李昭寿至少算半个老乡。但李昭寿在安庆，从没有把卢士杰放在眼里，暗地里两人过隙很深。

裕禄上奏文字并没有任何偏袒，“昭寿革职以来，不知歛迹，复以博纂，终酿人命。”虽如此，最后结局用了八个字“罪无可逭，情有可原”。但是，监司大员邓传桢（按网上资料，一说是安徽按察使胡玉坦）上报的奏折，八个字不变，但换了位置，成为“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就是说，虽然从情从理都可以原谅，但其罪之重，实在无法轻恕。 最终，1881年，李昭寿（李世忠）被斩首。姚家口大屋戏剧锣鼓，也由此永久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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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两家人相邻而居，因为一只鸡的缘故而大打出手，并变本加厉，完全没有相让相和的诚意，完全没有六尺巷的仁义精神，最后导致一方出了人命，一方被官方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