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解读

崇让堂

《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解读
陈振康  2023.12.22

一、《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

2023年6月，由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正式出版。报告公布了梅里古镇二期工地考古重大发现，为研究著名历史事件“泰伯奔吴”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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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记述了“梅里”遗址被发现的简要过程：

2018 年夏天，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正在如火如茶推进梅里古镇二期工程，当推土机完成伯渎河两岸的拆迁，在清理了建筑垃圾、硬化地表之后，承载着历史的大量陶片暴露了出来。新吴区文化文物部门及时联系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现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经现场勘察，研究所认为这里最初应该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居住遗址。在梅村街道的大力支持下，考古所向国家文物局正式申请考古发掘执照，由刘宝山为项目领队，李永军同志负责现场具体工作。8月，考古所开始对梅里古镇二期工地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和勘探，陆续发现零星分布的商周时期灰坑、灰沟等遗迹，确定梅里遗址范围主要分布在太伯庙和新友路之间伯渎河两岸区域，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

2018—2019年，考古队对梅里古镇二期工地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和勘探。两年来考古人员作了大量的科学考古工作。《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记述说：考古所经过小范围的试掘和随工清理，在不同遗迹单位中提取了3 个碳样标本，经碳十四测年分别为3540+30 BP、254030 BP、215030 BP，时代早至商晚至春秋战国及以后。梅里遗址前后两次发掘面积共 1630 平方米，共清理了灰坑139个，灰沟20 条，水井 10 个，墙基8 段，柱洞9个出土了大量的印纹硬陶、软陶、夹砂陶和原始青瓷片，主要器型有罐、豆、盘、鼎、釜等，主要纹饰有绳纹、梯格纹、弦纹、网格纹、波折纹、云雷纹、叶脉纹、席纹等。从器型和纹饰上看。部分陶片具有明显的马桥文化晚期特征，部分陶片具有湖熟文化特征。修复商代晚期和西周中晚期标本 100 余件。梅里遗址主要文化内涵为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文物，文化因素包括本地马桥文化和宁镇地区湖熟文化，兼具部分中原文化因素，该类型遗址在本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图片梅里遗址实证了3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梅村地区生活，为泰伯奔吴等文献记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考古研究线索，意义重大。

新吴区及梅村街道在遗址上划出500平方米建成梅里遗址博物馆，于2022年9月开馆。2023年6月《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正式出版，全书30万字，分为四部分：概述、探方的分布及地层堆积、遗迹、遗迹遗物的分期及认识，全面、完整地公布了梅里古镇二期工地考古重大发现。《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是江苏省太湖北部吴越文化探源工程的成果之一，也是无锡市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首部考古成果。梅里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为“泰伯奔吴”历史史实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线索，又为我国运河文化探源工程提供了重要线索，为无锡地域文明研究和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抓手。梅里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 2018 年度江苏省考古发掘和遗产保护奖，梅里遗址博物馆 2022 年被正式纳入国有博物馆序列。

图片二、二重证据法

1、历史文献

《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的中心课题是对无锡梅里遗址出土遗物的分析和研究，同时又进一步地对著名的“泰伯奔吴”的历史史实进行了探索和考证。

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中，记述了有名的史实“泰伯奔吴”：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史记对“泰伯奔吴”的史实记载很清晰了，但一个问题：太伯所奔之荆蛮之地何在？史记中未指名，这为后世的历史、地理学者们带来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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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历史文献中最早涉及此问题的是《左传》，《左传·昭公三十年》 载楚国令尹子西谏楚昭王语:“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这指明了“荆蛮”的大致方向在“海滨”。稍后，《汉书》“卷二十八上 地理志第八上”记载：“吴，故国，周太伯所邑”又具体些了，太伯奔的是“吴地”。之后，《后汉书·第二十二·群国志》中刘昭所注载:“臣昭案: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慕十里有旧宅，井犹存。臣昭以为即宅为置庙。”再进一步了，太伯奔的是“吴地”无锡。东汉《吴越春秋·卷第一吴太伯传》中记载：“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讲到了太伯所建的“太伯城”。《唐·括地志》（初唐全国地理总志）《括地志·苏州卷》载:“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要注意的是，这里不仅指明了太伯奔吴的所在“无锡梅里”，且指明“其城及冢见存。”其城，就是太伯城，其冢即太伯墓，“见存”，在唐代，在李泰主编《括地志》时，城垣和墓都还在。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这以后的宋元明清等历代很多历史文献都记载了对此史实的考证和研究，而都明确同意以上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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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重证据法

以上的论述运用的是我国传统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文献法。在二十世纪初，一个新的历史研究法在我国历史学界崛起，那就是“二重证据法”。20世纪初王国维等提出，考量古代历史文化必须运用地上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二者互相释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此方法被命名“二重证据法”。这一科学方法是中西学术交融和新史料大量发现所激发的产物，很快在我国历史学界得到热烈的响应和认可。二重证据法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检核传承文献的重要准则。传统的经史典籍作为史料记载史实的可信度，是需要检验的。如，甲骨卜辞这样的不同来源的资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二重证据法遂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由二重证据法，学者们还提出，与“纸上之材料”要与“地下发现之新材料”相验证的同时，对“纸上之材料”的怀疑、否定，也必须要由“纸上的历史文献”、“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为根据，以对传世的历史文献、历史科学资料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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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此，历史文献资料中的“太伯奔吴”的史实急需得到“地下材料”的相

应印证。虽然，《括地志·苏州卷》指出“其城及冢见存。”（实物证明），但至今，由于后世的毁坏，此城已全然不见。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无锡有关部门曾对梅村进行过考古发掘，但不见成效，因此学术界对梅村的历史地位异说纷纷可以理解的。

三、《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的成果

1、荆蛮人

（1）“灰坑”“灰沟”。《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报告中说“共清理了灰坑139个，灰沟20 条”。所谓“灰坑”和“灰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生活垃圾堆”。考古遗址中的“灰坑”和“灰沟”意义重大，从中可以看到古人生活的日常用品，以及根据灰坑的厚度可以对该文化综合体存在的年代做出大致的判断。报告中说清理到了灰坑、灰沟，这说明了梅村当时是有人居住。报告中说，又“清理了水井 10 个，墙基8 段，柱洞9个”，这都是当地人的生活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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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碳十四测年分。  报告中说，“在不同遗迹单位中提取了3 个碳样标本，经碳十四测年分别为3540+30 BP、254030 BP、215030 BP，时代早至商晚至春秋战国及以后。”

碳14测年（Carbon-14 dating），又称“碳—14年代测定法”或“放射性碳定年法（Radiocarbon dating）”，是根据碳14的衰变程度来计算出样品的大概年代的一种测量方法，这一原理通常用来测定古生物化石的年代。 1940年代，碳14测年法由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拉得·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发明，威拉得·利比因此获得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

放射性碳定年是考古学一项强大可靠的、广泛适用的技术，极其宝贵。

报告中指出梅里遗址经碳十四测年所测定时代“早至商晚至春秋战国及以后。”这个科学的结论意义重大，因为这进一步指明了，在商晚至春秋梅村当时有人居住。这与《史记》所载的“荆蛮”人是相应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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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土遗物及分析

报告中说：“出土了大量的印纹硬陶、软陶、夹砂陶、原始青瓷片和器型。”

这要从三个方面分析：质地、器型和纹饰。它们都能反映出使用这些器具的人所处的文化类型和年代。

报告中说“部分陶片具有明显的马桥文化晚期特征。”

（1）《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是我国生活在上海马桥地区古人类的文化。马桥文化陶器有三大陶系：夹砂绳纹（或篮纹）“红陶”；呈各种陶色的“印纹陶”（有浅黄、橙紫红、紫褐色），纹饰有脉纹、篮纹、席纹、方格纹、回字纹、云雷纹等；“灰陶、黑衣陶和黄衣灰陶”，纹饰有云雷纹或鱼鸟纹。器型有觚、觯、尊、豆、簋、瓦足盘、袋足盉、澄滤器、鼎足、罐、盆、带圆把的杯和鸭形壶等。陶鸭形壶。如遗址中就出土了一件“陶鸭形壶”这是马桥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无锡许巷曾出土过马桥文化遗物。考古学确定，马桥文化的年代大致与中原的夏和商相当。

报告中指出出土的遗物“部分陶片具有湖熟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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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熟文化》   湖熟文化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分布主要在南京、镇江以及太湖流域。“湖熟文化”主要命名专家曾昭燏先生曾指出，在太湖水系地区，也有许多遗址包含湖熟文化遗存，如无锡市的锡山公园、仙蠡墩、环湖路七号桥等地。考古学确定，湖熟文化上限晚于龙山文化（距今约4350─3950年），下限约相当于商代和西周。

报告中指出“修复商代晚期和西周中晚期标本 100 余件。”

在这里报告十分重要地指出，梅村古时不仅有荆蛮人居住，而年代与“碳14测年”所测一致，是在商周时期。

以上的考证就和《史记》中所载述的“泰伯奔吴”“荆蛮义之”的时代相应证。

（3）中原文化因素

报告中指出“梅里遗址主要文化内涵为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文物，文化因素包括本地马桥文化和宁镇地区湖熟文化，兼具部分中原文化因素。”如遗址中出土的绳纹高和圈点纹陶器是中原地区的特色器物。特别典型醒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陶鬲”，陶鬲是周原地区一种颇具特色的炊具，主要用途是用来煮谷物。2002年，在泰伯的故土陕西岐山也出土了一件陶鬲，与梅里遗址出土的这件陶鬲形制一样。专家们认为：陶鬲很有可能是当时泰伯奔吴所带来。

以上考证表明，梅村古时不仅有荆蛮人居住，且有中原人士。这就和《史记》中所载述的“泰伯奔吴”事件相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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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土文化

报告中指出遗址中出土的遗物中还有一类不属于上面的三类的遗物，如盘形鼎、筒形杯、陶支脚等，在周边文化中少见，应为本地器物。属本土文化。

因此，梅里遗址堆积中至少包含了湖熟文化、马桥文化、中原文化、本土文化4 种文化因素，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种延续。从文化性质上来看，梅里遗址应该是同时吸收了湖熟文化、马桥文化和中原文化因素的一种本土文化。

（5）结论

报告在结语中指出：“此次发掘收获的一批实物资料，其器物群特征及测年结果都说明梅里遗址的年代上限可达商周时期。无论是遗址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还是出土遗存所指示的年代范围，都与‘泰伯居梅里’的记载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大胆推测，梅里遗址的生活人群，可能不完全是土著人群，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迁徙至本地的外来人群，梅里遗址应该与泰伯所居的‘梅里’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梅里遗址就是泰伯城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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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伯渎河

梅里遗址恰巧位于太伯庙前，又恰巧分布在文献中所记载太伯所开的伯渎河两岸，考古队对伯渎河也认真地加以考察和分析。

报告中指出：“伯渎河所在的吴古故水道是吴王夫差为北伐中原所开运河之总称，是以苏州齐门为起点，经漕湖、历无锡、达扬州、抵准河的水上通道。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伯渎河为泰伯所开，西起运河，长八十七里，广十有二丈。”

“地理湖泊方面的专家考察后认为，遗址所处地貌原为高出周边 3 米左右的黄土岗地，适合居住，所以伯渎河应该是人工河道。另据文献记载，在唐代由于伯渎河几乎全部淤积，因此人们曾对伯渎河进行过疏浚，说明伯渎河的开凿早于唐代。梅里遗址有一条西周时期的灰沟直接通往伯渎河，无论这条灰沟当时的作用是生产生活取水还是排水，都说明至少西周时期伯渎河已经存在。”

报告的序言中指出：“梅里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我国运河文化探源工程提供了重要线索，为无锡地域文明研究和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抓手。”

报告指出：“以商周时代遗存为主要内涵的‘梅里遗址’所处的年代跨度包括了文献记载中关于‘太伯奔吴’‘太伯居梅里’等事件所处的时间范围，也是在梅里古镇首次发现该类型遗址，对包括吴文化研究在内的无锡地域文明探源课题意义重大。是梅里古镇最具核心价值的考古遗址。”

报告又意味深长地指出：“伯渎河沿岸除了梅里遗址，还分布有吴家浜、邱承墩、彭祖墩、浜斗上、松墩河等多处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聚落遗址和城址，是当之无愧的吴文化发源地。”这些“当之无愧的吴文化发源地”是历史考古研究的宝藏，是对我国古文明开发研究的宝藏，我们的考古学家们，将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前景将会是更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