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团队：大禹治水不符考古

崇让堂

中山大学团队：大禹治水不符考古


传说（包括数百年后的古书记载）与考古不府，这在古今中外都有，不奇怪，包括长江下游吴地的传说（包括数百年后一千年后的古书记载）与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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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颠覆认知：二里头遗址揭示夏朝可能先立国后编神话，大禹治水或是后世为政权合法性精心编织的史诗序曲。"“大禹治水”这个充满了道德力量和文化感召力的英雄创世神话被精心编织出来并广泛传播开来的。高大的城墙和宏伟的宫殿是硬实力的基石，让国家站稳了脚跟；而感人的传说和开国神话则是软实力的核心，让统治深入人心、流传千古。真正让这些神话历久弥新、甚至能部分经受现代考古科学推敲的，也许并非神话故事本身的绝对真实细节，而是其背后那个强大而持久的早期文明所蕴含的生命力，以及中华文明自身那股善于吸收历史、塑造象征、不断构建自身文化脉络的、犹如“稳稳执笔”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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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那可是我们民族勤劳勇敢的象征。

但是，中山大学郭立新教授和他的团队在2023年底抛出了一个相当有争议的观点：不是先辛苦治水立下大功，然后顺理成章地建国称王；而是很可能“国”先立起来了，后来才给开国之君大禹“量身定制”了一个治水英雄的故事。

这话一说出来，那真是在考古和历史圈子里扔下了一块大石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想想也挺有意思，一边是大家从小听到大的神话传说，另一边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们一铲子一铲子挖出来的“铁证”。

那边挖了这么多年，宫殿的地基、精美的龙形绿松石器件、象征权力等级的青铜礼器出土了不少，可偏偏就是没挖到能匹配“大规模治理滔天洪水”的大沟渠或者相关水利工程的扎实证据。倒是那些宏大的王城遗址，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早期强大王国的轮廓。

神话剧本写的是一出，考古现场挖出的却是另一出大戏，这中间到底是谁在“演”，又是谁在“记”？

1959年，抱着寻找夏文化踪迹的念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踏入了偃师，沿着古老的洛河流域进行踏查。这一趟没白跑，他发现了后来震惊学界的二里头遗址。从1960年开始，对这个遗址的发掘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六十多年的考古接力，成果极其丰硕：清理出的遗迹点超过千处，出土的各种珍贵文物加起来有十几万件之多！

所有这些实物证据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大约距今3800年到3500年前（也就是龙山文化后期到商文化兴起之前的那段关键空白期），在洛河和伊河交汇的这片肥沃土地上，矗立着一个了不起的中心聚落，它的模样可绝不是什么小村庄。考古专家们仔细研究了整个遗址的布局，一个清晰的“宫殿区-作坊区-居民区”三重结构跃然眼前。

尤其是那核心的宫殿区，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夯土宫殿基址，面积动辄上千平方米，建筑讲究轴线对称，等级分明，处处彰显着权力的威严和严密的社会等级秩序。

更别提出土的文物：种类多样、铸造精良的青铜器、用成百上千片绿松石精心镶嵌拼出的龙形器（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现在可是国家博物馆的宝贝）、各种精致的骨器、玉器。

这些都明明白白显示，居住在这里的人群已经掌握了高等级的手工艺技术，物质文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这里无疑是那个时代一个具有强大辐射力的“都城”。

正因为二里头遗址年代、地理位置和展现出的高度社会复杂性都恰好指向了传说中的夏代，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北京大学邹衡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就正式提出“二里头即夏都”的著名论断。

经过后续国家层面的多次大型考古项目，包括规模宏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综合研究和审慎判断，最终官方考古界的主流观点更倾向于将二里头遗址的第一至第三期（文化发展的早期、鼎盛期）视为夏王朝晚期的核心区域，第四期才开始出现商文化的因素。

不过，二里头遗址到目前，还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确凿无疑的文字系统。我们能看到雄伟的宫殿、复杂的社会结构、精美的器物，我们能推断出那已经是一个具备初具国家形态的社会，但我们却无法直接从遗址本身找到“夏朝”或“大禹”的名字刻在哪里。所有的实物证据都在讲述辉煌的存在，却无法“开口”告诉我们当时统治者的具体名号和具体功绩。

这就引出一个核心疑问了：一个自身尚未留下确切文字的政权，它开创时代的故事（比如大禹如何辛辛苦苦、力挽狂澜般地治理大洪水），又是怎么被后人说得那么生动具体、代代相传下来的呢？难道没有文字的朝代，反而能留下最精彩的故事剧本？

因此，中山大学郭立新教授团队提出的“建国顺序反了”的观点就显得颇有道理了。郭立新他们从更宏大的人类社会演进和地理历史变迁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了黄河中下游文明兴替的历史。

他们指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思考方向：文献里浓墨重彩描述的“大禹治水”，有没有可能不是夏朝建立的“序章”，而是成功建国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塑造正统叙事而进行的“后设美化”呢？

传统讲法听着完美：尧舜禅让，禹治水成功，有巨大功劳和威望，所以继承大位称了王，然后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夏朝家天下。但这个逻辑链条里有个挺大的窟窿：证明禹是“因为治水之功而获得王权”的直接证据在哪里？我们依赖的核心文献《尚书》记载了禹治水的功绩，没错，但它成书的时间距离传说中的夏朝少说也隔了一千年以上。

至于更为关键的考古证据链——能把“大禹治水”这个具体事件落实到地层堆积、水患遗迹、大型治水工程遗存上的硬证据，目前一个都没在二里头发现。

郭立新团队给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推演模型：在黄河中下游这样河流众多、既受惠于水利也饱受水患困扰的环境里，早期强大的部族首领（可能被称为“禹”或者别的称号）及其集团，他们要做的工作重点，远不止于临时应急的“堵洪水”或者“疏河道”。他们更核心的任务，很可能是依山靠水，持续不断地调动、组织和管理庞大的人力资源——用今天的话说可能就是早期的“国家建设”行为了。他们需要规划土地分配、指挥修建必要的沟渠保障灌溉和排涝、建立交通和管理系统、维持大型聚落的运作（比如二里头那样的都邑）。这些事情的核心，是建立一套有效的统治秩序和管理体系，本质上是“建制立法、组团定都”的国家形成过程。

这套复杂庞大的集体行动功业，在后来王朝更迭、需要强调自身历史正统性的时代背景下（比如周朝），被史官们提炼、浓缩、浪漫化加工，最终变成了一个单一英雄人物“大禹”力挽狂澜、治理滔天洪水的单一神话传奇故事。于是乎，“大禹治水”这个充满了道德力量和文化感召力的英雄创世神话才被精心编织出来并广泛传播开来的。

政权建立了，根基打稳了，一个光辉的开国叙事才得以播种并深深扎根于文化土壤之中。神话并非必须由当事人记载，也可以是“后来者”基于已有的社会事实、进行文化总结与再创造的产物。

二里头的宏伟宫殿在黄土地上沉默屹立了三千年，是历史事实的见证者；大禹治水的故事被写在纸上广泛传颂了至少两千年，是文化叙事的载体。它们一实一虚之间，隔着的正是这种“历史发生在前，文化总结在后”的时间差和文化加工过程。

这种“后置”的解释模型，也更能解释为什么在河南，大禹的“足迹”和“遗迹”会如此众多，深入人心到几乎成了地方文化认同的核心部分。在河南，你要是没听过几个“禹迹”的故事，估计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了解本地。官方资料（比如2024年的）就提到河南境内与“禹”相关的传说和地名遗迹简直遍地开花，主要集中在三大块：黄河故道那片（巩义到郑州一带）、嵩山伊洛河流域（登封到洛阳这边）、还有桐柏山的淮河源头区域（南阳那儿）。单单登封这一个地方，被记录在案、有名有姓的“禹迹”就能找出七十多处！什么禹祠、据说被大禹劈开治水的石门（禹凿石门）、记载大禹功绩的古碑（禹迹碑）、还有大禹会见诸侯的高台（会禹台），应有尽有。

正因为有着如此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密集的“遗迹点”，登封市早早就被官方命名为“中华大禹文化之乡”，在老百姓心里和官方的定位里，这里就是实打实的“大禹故里”、“禹都所在”。围绕着这个文化认同，地方上的热情从未消退，形成了生动的文化传承活动。每年四月，登封都会热热闹闹地举办“大禹文化节”，仪式感拉满：民众聚在一起诵读记录大禹功德的古代典籍《大禹谟》，举行隆重的“禹祭大典”。那种基于共同信仰和地域自豪感产生的文化热度，让大禹的形象在民间持续鲜活。

更有意思的是，考古出土的“物证”也和这个叙事链交织着。

2002年在河南泌阳县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叫做“遂公盨”。这件国宝的盖子内侧刻有珍贵的铭文，清清楚楚地提到了“大禹治水，东过洛汭”（意思是：大禹治理洪水，向东经过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这可是目前在器物上找到的最早关于“大禹治水”的文字记录！这条铭文的背景特别有意思：它是西周时期的人记载的夏代的事迹（夏事），地点指向伊洛河流域（洛汭），而器物本身则出土于豫南的淮源地区（泌阳）。

一段文字硬生生地跨越了两个朝代（西周记夏）、三个不同的文化地理区域，可见“大禹治水”这个故事在西周时期（距离传说中大禹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很久了）就已经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流传并被统治阶级所认同记录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也有点循环论证意味的文化结构网络：支撑“夏”存在的最核心考古证据（二里头）本身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自证文字；反而是后代（西周）的器物铭文，白纸黑字（青金黑字）地记录了更早（夏代）的传说事迹；而地理空间上（如登封等地）留存下来的众多传说和信仰标记（禹迹），又和文献记录相映成趣，不断印证着神话叙事的空间地理坐标。

民间对“大禹治水”的深厚信仰和对地方“禹都”的自豪感，与国家对早期文明正统叙事的强调，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强化的互动机制。

一方面，大禹治水、开启夏朝的神话不断被讲述，用来强化早期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反过来，地方上基于这种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巨大热情，也为考古寻找夏文化提供着重要的线索指引（比如传说集中的地方自然会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并成为了保护相关历史文化遗产的强大内生动力。

从“禹凿龙门”的艰难险阻，到“会诸侯于涂山”的王者威仪，从传说中大禹奔波各地所用的“乘四载”（指车、船、橇、䩜等交通工具），到描述其辛劳程度、手脚都磨出厚茧的“胼手胝足”，大禹的故事早已成为中原王朝叙事的经典“起点剧本”。

时至今日，这个古老的剧本，不仅有宏大的考古遗址作为其历史的“舞台背景”（二里头的宫殿基址），有跨越千年的珍贵文物作为其叙事的“实物台词”（如遂公盨的铭文），更在亿万普通河南人的口耳相传、祭奠尊崇中不断上演着新的“文化版本”。

因此，回过头再看中山大学郭立新团队那个“反了顺序”的论断，并非天方夜谭或哗众取宠。

它更像是为我们解读这段模糊上古史提供了一把新钥匙：二里头显示出的强大的统治实体可能才是历史的基点；而光芒万丈的“大禹治水”神话，很可能是在政权根基稳固之后，为了构建其合法性、塑造其神圣起源而被精心编织、添加进去的宏大序曲。

高大的城墙和宏伟的宫殿是硬实力的基石，让国家站稳了脚跟；而感人的传说和开国神话则是软实力的核心，让统治深入人心、流传千古。

真正让这些神话历久弥新、甚至能部分经受现代考古科学推敲的，也许并非神话故事本身的绝对真实细节，而是其背后那个强大而持久的早期文明所蕴含的生命力，以及中华文明自身那股善于吸收历史、塑造象征、不断构建自身文化脉络的、犹如“稳稳执笔”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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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良渚文化文化的水利工程大不大，那是5000年前的治水大工程，所以说5000年以来，古代历来有治水的传统。大禹的年代，确实不好定论。我想应该是从良渚走出来的向北开拓的一群人，他们用技术和力量征服了中原人群，被尊为共主。



古代都是部落居住，人烟稀少，几百里一个部落，不存在争夺资源，很少战争，长途奔袭没有一点利益，也没那能力



没有发掘出来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文字，可能那时候还没有甲骨文和铭文这些能保留数千年的文字记载，很有可能当时的文字记载体很容易腐烂，没有保留下来罢了



对。商朝发达的文字系统，肯定不是一天形成的，只不过是商朝有了冶炼青铜的技术，才把文字刻在青铜器上而被后世人发掘发现。周朝是开创了甲骨占卜，才把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留存下来。 夏朝没有文字传世，应该是夏朝的文字刻在了泥板上，或者夏朝没有在墓葬里陪葬文字性物品的习惯。



文明，应该是指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生活方式的总称，包括比动物世界更复杂更高级的社会组织结构。 夏朝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开启国家组织的阶段。 发明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新进步，但并非文明的标志。



为何不是一个后进群体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教训）之后取得统治地位后形成的叙事？历史尤其喜欢调用相似的故事……远古禅让到周代商、秦定天下于一、楚汉之争、唐宋元明清……到北伐、抗日……直至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