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张守节误读《史记》

崇让堂 · 发表于 2025-8-6 19:17:31

为什么说张守节把无锡梅村判定为吴泰伯南迁梅里是误读《史记》

张守节将无锡梅村判定为吴泰伯南迁梅里的结论，本质上是唐代学术资源与方法论局限性的产物。这一误读的核心矛盾在于：《史记》原文未明确梅里的具体位置，而张守节依据后世文献附会地理，忽视了历史地理的动态变迁与出土文献的颠覆性证据。以下从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史记》原文的模糊性与后世附会

《史记・吴太伯世家》仅记载泰伯、仲雍 “奔荆蛮，自号句吴”，并未明确 “梅里” 的具体方位。梅里的具体位置成为后世争议焦点，而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用唐代《括地志》的说法，称 “泰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这一结论存在双重问题：

1.地理附会的时代错位：唐代无锡县的行政区划与先秦 “荆蛮” 地域并无直接关联。泰伯所奔的“荆蛮” 在周代泛指长江中下游未开化地区，而无锡梅村位于太湖流域，属于越国核心区，与《史记》中 “吴在东南，属扬州” 的天文分野记载不符。

2.文献依据的单一性：张守节仅依赖《括地志》，却未对比其他文献。例如，《水经注・淮水》明确记载 “梅里在丹徒县东南”，而《越绝书》提到 “吴古故大冢在阖庐城东门外，名曰梅里”，丹徒与无锡的地理位置差异显著。这种孤立引用导致对梅里方位的误判。

二、考古发现的颠覆性证据

现代考古成果揭示了张守节判定的根本性矛盾：

1.宜侯夨簋的铭文实证：1954 年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宜侯夨簋，铭文记载周康王将虞侯分封至 “宜地”（今镇江丹徒），并赐予 “王人”“甿人” 等人口。结合《史记》中 “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 的记载，学者认为 “宜” 即 “句吴” 的早期封地，而丹徒作为长江渡口，更符合泰伯南迁的战略选择。

2.宁镇地区的考古序列：丹阳葛城遗址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吴国城址，其城墙结构、祭祀遗存与墓葬制度均显示宁镇地区是吴国早期政治中心。例如，葛城遗址出土的青铜戟刺、印纹硬陶与湖熟文化（宁镇地区商周文化）高度吻合，而无锡梅里遗址的文化因素虽包含中原元素，但主体仍属马桥文化（太湖流域本土文化）。这种文化断层表明，泰伯南迁的 “梅里” 更可能位于宁镇而非无锡。

3.陶鬲的双重解读：无锡梅里遗址出土的陶鬲虽与周原地区形制相似，但其共存的湖熟文化陶器（如绳纹鼎、方格纹罐）显示，该遗址实为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点，而非泰伯嫡系的政治中心。相比之下，丹徒大港、谏壁一带出土的青铜器窖藏（如母子墩墓）更具吴国贵族特征，印证了宁镇地区的核心地位。

三、历史地理的动态变迁与文献讹误

张守节的误读源于对历史地理变迁的忽视：

1.地名迁移的复杂性：“梅里” 作为地名可能存在迁移。例如，春秋晚期吴国迁都苏州后，原宁镇地区的 “梅里” 可能被附会到太湖流域。东汉《吴越春秋》记载 “泰伯筑城于梅里平墟”，但该书成书时无锡已属吴地，作者可能将后世地名强加于先秦历史。

2.《括地志》的讹误：张守节引用的《括地志》存在明显错误。例如，该书将 “竭泉山” 误作 “谒泉山”，将汉代 “城固” 误注为唐代 “成固”。这种对古今地名的机械对应，导致其对梅里方位的判定缺乏历史纵深。

3.长江河道的变迁：先秦时期长江主河道位于今南京 — 镇江一线，丹徒作为渡口是沟通南北的关键节点。泰伯若从陕西南迁，更可能选择长江渡口附近的宁镇地区立足，而非深入太湖流域的无锡。

四、学术争议的核心逻辑

当前学术界对梅里方位的争议，本质是文献考据与考古实证的方法论分歧：

1.无锡说的局限性：支持无锡梅村的学者多依赖后世文献（如《吴越春秋》）和民间传说，却无法解释为何吴国早期青铜器、城址均集中于宁镇地区。例如，无锡梅里遗址的规模（6 万平方米）远小于葛城遗址（约 660 米周长），且缺乏高等级墓葬或礼制建筑。

2.宁镇说的合理性：宁镇地区的考古发现（如宜侯夨簋、葛城遗址）与《史记》中 “太伯之犇荆蛮” 的记载形成互证。例如，丹徒烟墩山墓葬群出土的青铜礼器（如伯簋、仲簋）显示，吴国贵族自西周早期便在此活动，其铭文内容与《史记》中仲雍后代的世系高度吻合。

3.西吴说的补充视角：部分学者认为 “梅里” 最初位于陕西宝鸡吴山（西吴），泰伯南迁后将地名带入江南。这种 “地名移植” 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会稽” 从山东迁至浙江），进一步削弱了无锡梅村的唯一性。

结语

张守节的误读本质上是以唐律古、以今度古的学术范式产物。他过度依赖《括地志》的单一文献，忽视了历史地理的动态变迁与考古发现的颠覆性证据。现代研究表明，泰伯南迁的 “梅里” 更可能位于宁镇地区，而无锡梅村的定位是后世附会的结果。这一案例再次印证了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 的重要性 —— 唯有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方能穿透历史迷雾，揭示真相。正如辛德勇所言：“历史研究需要警惕将后世地名强行嵌入先秦语境的陷阱。” 张守节的失误，恰为这一方法论原则提供了鲜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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