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丹阳梅里与无锡梅村：历史渊源及其差异

崇让堂

红颜倾城nh

小丹阳梅里的历史渊源与地理坐标

▣ 古地名探秘

“梅里”的早期记载可追溯至东汉时期的《越绝书》，书中载越王子孙迁居至“丹阳皋乡”，并更姓为“梅”，此处即为“梅里”。 “梅里”的名称来自东汉时期的记载，其地理位置在 南京江宁、安徽当涂、马鞍山交界处的横山。唐代《吴地记》进一步注解，称“梅里”亦名“番丽”，其地理位置在今横山。

▣ 地名变迁之旅

横山一带在商周时期被称为 “番丽”“藩篱”“皋乡”，随着越人的迁居，这里更名为“梅里”。 横山地区曾被称为“番丽”“藩篱”“皋乡”，随着越人迁居，改为“梅里”，是泰伯、仲雍的居住地。战国时期的《世本》记载，“吴孰哉”曾居住在“藩篱”，东汉宋忠注解“孰哉”为仲雍的字，进一步印证了此地为泰伯、仲雍的初居之地。

▣ 考古与地理证据

在横山区域，春秋楚吴战争的遗迹，如《左传》所载楚子重伐吴至衡山的史实，以及石门摩崖石刻等传说，都指向了泰伯在此地建立了防御工事。 春秋时期的战争遗迹和石门摩崖石刻等证明泰伯在此建立了防御工事。同时，屈原的《天问》中“南岳是止”的“南岳”，即指丹阳衡山（横山），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泰伯居住此地是当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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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丹阳梅里与无锡梅村的差异

▣ 误解的起源

在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误将“梅里”定位为无锡东南六十里，这一误解导致后世常常将小丹阳梅里与无锡梅村相混淆。 唐代张守节误将“梅里”定位为无锡东南，导致后世混淆了小丹阳梅里与无锡梅村。

▣ 迁移假说

商周时期，越人因被荆蛮驱逐而迁徙至太湖流域（现今无锡一带），他们将原先居住地的名称 “梅里”带到了新居地，从而形成了无锡的 “梅村”。 商周时期越人迁至太湖流域，将“梅里”名称带至无锡，形成当地的“梅村”。

▣ 考古与文献的矛盾

小丹阳的核心地位：在镇江丹阳，葛城遗址的发现（西周中期）以及烟墩山宜侯夨簋的出土，都证实了宁镇地区是吴国早期的政治中心。 镇江丹阳的考古发现显示其为吴国早期政治中心。然而，无锡地区并未发现早于春秋晚期的都城遗迹。 无锡地区无早于春秋晚期的都城遗迹，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的差异也证明了两地的不同。

▣ 结论

小丹阳梅里实际上是泰伯最初奔走之地（位于现今南京与马鞍山的交界处的横山）。由于唐代的误解以及越人的迁徙，这个地名被误植到了无锡梅村，这两地并非同一地点。 小丹阳梅里是泰伯最初之地，与无锡梅村因唐代误解和越人迁徙而被混淆，宁镇地区是吴文化的发祥地。泰伯让位的决心体现在其无后的史实上，而吴国的王族实际上是仲雍的后代。周章在镇江的封侯，源于西周对江南地区的战略控制。宁镇地区作为吴国早期的政治核心（葛城遗址、宜侯夨簋的出土为证），不仅具有政治上的优势，还占据了地理上的要冲。 宁镇地区是吴文明的发祥地。通过考古实证，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宁镇地区是吴文明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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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吴都朱方的真实历史

沈伯素

      本文概要：《史记》记载泰伯、仲雍“奔荆蛮”，建立吴国，故事广为人知。但是，吴国究竟建在何处，其都城又在哪里，却因一些史家注释的误导，错失了真正的吴国故都朱方。本文以确凿的古籍记载和出土考古为依据，纠正千年重大差错，还吴国故都朱方（镇江古称）的真实情况，并藉此激扬镇江的骄人历史。

      一、史志注释之误导

      过去说起春秋吴国的起源，无论历史学家还是教科书，甚至一些诗词，多指苏南南方的一两个城市。可是，最具权威，也是最早记载吴国起源的《史记》，以及东汉时期主要记载吴越兴衰史的《吴越春秋》，均无这个意思。司马迁在他的巨著中，以《吴太伯世家第一》记载吴国起源，这样写道：“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自号勾吴。荆蛮义之，立为吴泰伯。”稍后东汉的赵晔，在《吴越春秋》里这样写太伯南奔以后的事：“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以上两部权威性著作，均未说到江南南部的城市。

      讲历史离不开地理，一些史家研究吴国历史，对《史记》加以注释，在太伯葬地梅里的地望上做起了文章。最早，三国时期魏国的刘劭、王象等在《皇览》中这样写：“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他们奉文帝敕撰《皇览》，当年魏吴严重对立，刘、王等魏人过江实地考察并无可能，又无从引证，如此具体写梅里的地望，可知只能凭臆想。

但尽管如此，再往后，一些史家注释《史记》时却纷纷不烦转引。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的注释里，说得更具体：“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太伯居梅里，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寿梦居之，号勾吴。”似此再往后，越说越详细、越具体，就把吴都和吴县扯到一起了，把太伯、梅里全和江南南部的两座城市联系上了。又是“名冢”，又是“名著”，历史也就被误导了！于是，南部那两座城市，仅在太湖一侧就建有泰伯墓、泰伯庙多座，还有什么“太伯井”“伯渎河”（夫差挖）等。“解说词”说：泰伯庙初建于东汉永兴二年( 公元154 年)，位于某市的梅村（注意：是“梅村”，而不是梅里），又名“让王庙”。太伯奔吴约为公元前1123 年，建于千年以后的庙宇，说是原泰伯故居（后改建为庙宇）；尤其是，现存规模宏大的泰伯庙，为明清建筑。解说词也说不出这些建筑具体是根据了什么，全都说是“传说”，能有几分可信度？但是，言之凿凿，“定案”一般，竟然就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宜侯夨簋的出土

      研究历史，有一则特别重要的原理：考古发掘的文物，是了解、认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据。后人研究历史，既要从权威的古籍原著中找依据，更要重视考古新发现，从出土文物中找依据。对后人在经典古书上的一些注释，应有必要的辨析和思考，有的仅可作参考。

      1954 年，镇江市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了一件“国之重器”——青铜器“宜侯夨簋”。商周时期，青铜器是显示王侯威严的重器，“九鼎八簋”是诸侯王室的顶级配置。此文物出土，对史学研究起到了震撼作用。现在，此簋常年陈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厅。经郭沫若等诸多名家们考证：宜侯夨簋上刻铸的120 余字，记载了西周康王封夨为宜侯之 事。“夨”是吴国第五代国主周章的“字”。古文字学者唐兰考证，给周章封的“宜”，就在朱方。

      商周人去世，其墓葬都不会距离其生活地太远。泰伯奔吴（“奔荆蛮”）的时间约公元前1123 年，死后葬梅里，说明太伯在梅里建国，生前生活在梅里；其第五代国主周章公元前1050 年前后在位，宜侯夨簋的出土，就是公元前千余年吴都在朱方的铁证！

      宜侯夨簋的出土，大大改变了人们一个重大的历史认知：早期吴都在朱方，绝不是另外的任何城市。

      但是有人对此设疑，说“常熟虞山出现砖砌的‘周章陵墓’，且墓碑上还刻有字。”此说极易否定。因为烟墩山的出土，是周章墓在朱方无可辩驳的依据；常熟的仲雍、周章墓，都建于明朝成化年间，是其子孙出资所建；以后数十代的孙辈，如何知道两千多年前的祖墓在哪里？再说，春秋早期一般都是土墩墓，说“砖砌”墓又有墓碑，则尤其可疑。

      历史学家李学勤在1985 年发表的《宜侯夨簋与吴国》一文指出：“朱方”是商代地名在春秋时期的遗留。《汉书• 地理志》颜师古注：“会稽郡丹徒，即春秋朱方。”研究宜侯夨簋，弄清了以下历史事实：泰伯“奔荆蛮”，建吴国于梅里，稍后迁徙到朱方建都。从近年网络展示的“商朝末年形势图”看，吴国早期的位置在距离太湖较远的沿江一带。

      三、吴都的两次大迁徙

      汉以前有史籍《世本八种》，虽已部分散失，却仍不失为重要历史依据。世人多认为：越早点的史籍内容越可靠，值得人们更加重视。

      《世本·居篇》云：“吴孰居藩篱。”东汉宋衷注：“孰，仲雍字也。”藩篱，亦称番丽。唐人陆广  微《吴地记》注：“梅里又名番丽，今横山”。清人钱大昕经考证，在其《廿二史考异》卷四中云：

      “横山历史上前后曾有梅里、番丽、皋乡等名。”

      关于“孰移丹徒”：太伯和仲雍“奔荆蛮”后，朱方这个美好的地方也被逐渐发现。太伯卒， 葬梅里，仲雍当政（公元前1120 年左右），便从梅里迁到朱方建都。

      梅里迁朱方，由西而东，沿江移动，十分自然。梅里的确切地理位置，是在距句容和江宁都不太远的小丹阳附近。为证明其地理位置，有必要提到历史上的一场“衡山之战”。《左传》载：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鸠兹在今安徽省芜湖东北。南朝梁代的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称：“丹阳县之横山，去鸠兹不远。”（此丹阳俗称“小丹阳”，今苏、皖两省交界东侧。）《太平御览》卷四六引山谦之《丹阳记》云：“丹阳县东十八里有横山……楚子重至于横山是也。”古横、衡兼用，横山即衡山。清人钱大昕在其《廿二史考异》卷四中亦认为，安徽当涂县东北之横山即太伯奔吴所奔之衡山。横山在历史上前后曾有梅里、番丽、皋乡等名。唐陆广微《吴地记》注“梅里”云：“又名番丽，今横山。”以上诸多注释都十分明确：文献中的“太伯葬梅里”，并非葬在无锡梅村，而是葬在小丹阳附近的梅里。

      梅里东南方向的茅山、北面的宁镇山脉和西面的老山、马宁山等诸山环抱，用自然山体作屏障，成为“太伯城”的“外廓”，正好符合《吴越春秋》所说的“外郭三百余里”（郭即廓）。一些注释把梅里的位置说在太湖一侧，这个“三百里”的外廓就无法解释。

      关于“诸樊徙吴”：此事也与前面提到的“吴楚之战”有关。寿梦十六年（公元前570 年），楚军攻吴，其目标正是朱方城，攻至衡山被吴击退。衡山之战后，楚军又曾一度推进到句容一带，离朱方只有几十里，吴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寿梦去世后，诸樊即位为第二十代吴王（吴自寿梦开始称“王”），《史记集解》引《世本》曰“诸樊徙吴”，记的是约公元前559 年，诸樊向南迁都，离开了朱方。

      在后来的余祭三年（公元前545 年），齐相庆封来奔，因为都城已从朱方迁出，吴王才有可能将其作庆封的奉邑，想利用庆封“为吴伺察”（伺察，侦察、警戒的意思）。也正因庆封“为吴伺察”，公元前537 年，楚国合诸侯“伐朱方，诛庆封”。

      近年研究吴国故都者还认为：诸樊南迁后，葛城（今丹阳珥陵）、淹城（今属常州）和木渎（属苏州），都曾经在那以后作过吴国的过渡性都城。

      再后来，到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 年），吴都进一步南迁。此事张澍稡集《世本》这样补注：“诸樊南徙吴。至光（阖闾），使子胥筑闔闾城，都之，今苏州也。”这也就是说，苏州成为吴都，相对较晚，且这段时间仅40 多年。

      四、镇江古史之辉煌

      近年，史家对吴文化起源地进行了大量研究，对镇江大量出土文物进行考古研究确认： 西周前期的吴国青铜器主要在宁镇地区发现，而不是太湖地区。上世纪90 年代初便发现古朱方一带湖熟文化密布：在丹徒范围里，发掘出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吴国文物：癞鼋墩遗址、断山墩遗址、烟袋山遗址等已成为今人旅游点。

      近年的考古发掘还有两件重要的新发现：

      一是1982 年9 月，丹徒县大港公社赵庄大队母子墩出土了500 多件西周早期的硬陶和原始青铜礼器及兵器，其中又有一件特别珍贵的文物——双鸟耳方座簋，簋座上有五个古字“伯乍宝尊彝”。

      有专家明确指出，此簋是周章之子吴侯熊遂（吴国第六代主）的墓葬品。这就更进一步说明早期吴都在朱方的事实。

      二是最近这几年，对孙家村进行了吴国青铜器铸造遗址的考古发掘，去孙家村考古工地现场参观的专家学者络绎不绝。现场具体地点就在大港南，埤城附近。考古人员介绍，通过孙家村这些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铜质兵器制造的遗迹。这进一步证明，国家的“兵工厂”一直设在朱方。如果没有“诸樊南迁”，吴都轮不到别的任何城市。

      从泰伯奔吴（“奔荆蛮”），约公元前1123 年起建立吴国，到吴王夫差败国的公元前473 年为止，吴国前后历经了650 年，有二十代国主的都城都在朱方，多代国主墓葬也都在朱方，一直到吴都南迁以后，“兵工厂”仍在朱方。朱方作为吴都的历史有500 余年。作为古城，则至少繁荣了600 余年。可见，朱方城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地位何其显赫！

      至于说到朱方城的地望：早期的《汉书• 地理志》颜师古注：“会稽郡丹徒，即春秋朱方，”唐代《吴地记》云：“朱方，秦改曰丹徒。”此二言实意丹徒就是朱方。《至顺镇江志》云：“齐庆封宅在城南一里，即今朱方门之外。”唐诗人陆龟蒙在《庆封古井行并序》的序中道：“润之城南一里，则封所居之地，井尚存。”《光绪丹徒县志》云：“今乌风岭上有朱方门旧迹。”在唐宋年代，乌风岭一线为东夹城南垣遗址；镇江市民人所共知，乌风岭旧址就在五条街一侧。依据诸多志书记载综合分析，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朱方、丹徒和镇江不仅是同一地的地名，地望也不能分开，朱方即镇江最早的地名。史事证实：镇江作为城池，在仲雍迁朱方（约公元前1120 年）时即已存在，其古老、悠久和辉煌，是苏南之最，也是惟一，非其他任何城市可比！正是镇江的骄傲！

（作者为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原主任，社科副研究员）

崇让堂

吴国发祥地在江东横山（也就是 丹阳 曲阿 润州 番丽 梅里）
吴国国都迁徙路线可能是： 横山（番丽 梅里 曲阿）- 朱方 -  姑熟 - 葛城 - 姑苏。

苏州为什么叫姑苏  当涂又为什么叫姑孰？

      第一：苏州有一个典雅的别名“姑苏”。相传，在夏代有一位很有名望的谋臣叫胥。胥不仅有才学，而且精通天文地理，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深受舜王的敬重，封他为大臣，并把吴地册封给胥。自后这一地区就以胥为名，称“姑胥”。“姑”的发音为辅音G，这是当地土语的发声词，无意义，常作专用名词的前缀词。姑胥，《国语》、《史记》皆作“姑苏”，有人认为是“后世转音.还有人认为“苏”的原字含“鱼”“禾”，表明此地是鱼米之乡，这都不准确。姑胥又作姑苏，是因为古代吴、楚“胥”“苏”同音，如《左传》所称的楚国大臣申包胥，《战国策》作“勃苏”，就是例证。现在苏州人仍把“髭须”叫作“租苏”，也是古语的遗留。这就是姑苏的由来。

      第二：苏州之叫＂姑苏＂，是和今安徽当涂有关联的．

      我国古代先民一般临水而居。据考，西周时期的吴国政治中心是在长江中下游的江东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附近。这个地区处于楚尾吴头，西边是长江天险，东边有茫茫约3000平方公里的“巨浸”，又称“大泽”（秦朝时期称这片水域为“丹阳湖”）。当涂远古时期并不叫当涂（明朝时政府移民后叫＂当涂＂），而叫“姑熟”。这个“姑熟”本是指长江边的一条支流（又称“姑溪”）。传说，上古时期，有一美丽女子在这条河边落水，不幸身亡，怎么打听，也不知是何人家的女子，所以才有了“姑熟”之名。现在的当涂城仍有一条河叫“姑溪河”。

      由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西边的楚国经常与东边的吴国经常在姑熟地区的长江流域发生拉锯式的战争。在一次战争中，吴国战败了。当时，代表吴国生产力水平的“吴国宝船”（俞煌战船）也被楚国人掳去成为战利品。后来虽然又被吴国王子公子光带领的部队夺回，但吴国从此衰落下来。由于战争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常性的洪水泛滥，吴国人民无法安定生活和发展，加上战争中与楚国战败，吴王决定举国东迁。

      远古时期的人类迁徙主要交通工具是舟、筏之类。吴国人民沿着东边的水路，从当时的丹阳湖流域，迁徙到越国北部的太湖流域，即今天的苏州横山以西、天平山以东地区。他们选择一片和迁徙之前的相似地区筑城，南临太湖水泽，并习惯地将城郭的东部一山称作“姑熟”（即史料中所说的＂姑胥山＂，西部的一山称作“横山”（今当涂丹阳镇东部山区古时即称“横山”，南部就是“丹阳湖”，西临长江就是姑熟城）。安定地发展了好多年，吴国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现在的苏州为中心的吴国政治中心。后来又向南面和越国人战争，有了吴越春秋、伍子胥、西施、干将莫邪等人类文明的传说和记录。当地夷人问起你们是哪里人氏？大家就说“姑熟”，时间久了，受吴地方言的影响，“姑熟”就成了“姑苏”。后来“姑苏”就成了“苏州”的代名词。现在有关史料中的“姑苏山”就是指“姑熟”，“姑胥”则和一个隐居在太湖流域的名叫“胥”的人有关，是后人牵强附会的联想。今天的安徽马鞍山、芜湖附近，尚有“番里”之类的村镇名，就是早期吴国在当涂地区发展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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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发祥地在江东横山

      春秋时期，吴国都城在今天的苏州。自泰伯至阖闾，历经500多年，吴国中心从西北到东南，几经迁徙，阖闾最终定都姑苏。但苏州以前的吴国中心在哪里，一直是史学界的难解之谜。近年来，“无锡说”炒的沸沸扬扬，但仍脱不了时间的局限，缺乏春秋中期以前有力的考古实证。本文通过对史料及江东历史遗迹的挖掘分析，认为江东横山才是吴国最初的发祥地。

      江东横山地处苏皖交界，分属安徽当涂及江苏溧水、江宁三县区。横山因四望皆横而得名，又称衡山、藩篱、吴山等。

      古代，横山周边曾有一个与长江通连的大湖泊叫丹阳湖，范围覆盖今马鞍山、芜湖及南京、宣城等周边地区。长江在此分两支入海：一支由丹阳湖北部牛渚、经瓜洲、到吴淞入海，另一支由丹阳湖中江、经胥溪河、到钱塘入海。横山支脉从多个方向伸向湖心。山水之间，这里留下了包括吴越文明在内的诸多古老文化，更是留下了吴国发祥地的深深印记。

      一、横山地区沿袭下来的许多地名，在提醒人们：

      古老吴国曾由这里发展到以苏州为中心的苏锡常地区

      （一）“姑孰”与“姑苏”

      “姑孰”是历史上有名的江东地名。包括以今日安徽当涂县为代表的马鞍山及芜湖等周边地区。当涂县城又叫“姑孰城”（肇筑于三国、《晋书》中多次提到）。“姑孰”之名，虽然从未作为县以上行政建制名使用过，但她从古至今一直是当涂这块土地的代名词。（如，南北朝“姑孰才子”周兴嗣、明朝“姑孰郡公”陶安、今日当涂“姑孰x氏宗谱”等）

      当涂还有一条发脉于横山、因丹阳湖围垦而形成的姑溪河，其名称也是由“姑孰溪”演变而来。

      就像吴都阖闾城城名是由吴王光的名字命名一样，“姑孰”之名也与吴王有关，是吴王“孰姑”的倒写（如同：海上城市叫“上海”）。据史书记载：吴国创始人之一的仲雍字“孰哉”，其十九世孙吴王寿梦的字就叫“孰姑”。

      在当涂，有“姑孰”之名源自“孰姑”的说法，而“姑孰”与后来作为吴都的“姑苏”读音基本相同，这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偶然巧合。

      （二）“丹阳”、“曲阿”及“润州”

      1、“丹阳”得名源于“丹杨”。

      当涂县丹阳镇（及江宁区横溪镇丹阳街道）是横山周边地区最古老的城镇，秦始皇统一天下就在此设丹阳（杨）县（辖区相当于今南京、马鞍山、芜湖一带），至今仍能找到丹阳城依山傍水、四水环绕的长方（尖）形古城架构。

      丹阳城，自秦朝设县之后一直是郡县置所在，直至唐代才降为镇，清代后期行政分割为南、北二镇，分别由安徽、江苏两省管辖至今，合称小丹阳。（据《至正金陵新志》载：“···丹阳县废而存丹阳镇，但镇江有丹阳县，故亦呼小丹阳，镇江为大丹阳。”）

      “丹阳城”的得名源于横山脚下古泽——丹阳湖。丹阳湖乃我国古代“五湖四海”之五大淡水湖之一（《幼学琼林》称：“饶州之鄱阳、岳州之青草、润州之丹阳、鄂州之洞庭、苏州之太湖，此为天下之五湖”，其中所指“丹阳”，就是指横山脚下之丹阳湖。明代《太平府志》载：丹阳湖“东西七十五里，南北九十里，实太平巨浸也”；清代《太平府志》载：丹阳湖“徽、池、宁国、广德诸溪所汇也······百川汇通为三湖：一石臼、二固城、三丹阳，而丹阳最大，盖总名也”。可见其浩瀚之势），因湖区盛长红杨树而被称作“丹杨”，后来因“杨”、“阳”同音，改称“丹阳”。（或因丹阳城地处丹杨湖北岸，因水北为阳而称“丹阳”。《太平府志》、《江宁县志》中都有“丹阳”源自“丹杨”的相关记载。《三国志》中“陶谦，字恭祖，丹阳人”、“丹杨唐固”，城

      “杨”、“阳”通用，实为同一丹阳——今日当涂丹阳镇仍有陶谦故里及唐固村。）隋朝，为避讳皇姓，彻底改为“丹阳”。至今丹阳湖心（当涂湖阳乡）仍有一棵千年“红杨王”。（湖阳古红杨，又称丹红杨，重阳木 万寿树，据传古称“柯”。吴国国君有柯相、柯卢）

      2、“丹阳”曾叫曲阿。

      “曲阿”，史学界不少人都认为是今江苏丹阳市(大丹阳)的古称。其实，小丹阳及其附近区域，早期就有曲阿之称。

      《三国志·吴书》载：“策舅吴景时为丹阳太守，策乃载母涉曲阿”。《江表传》载：“术知其（孙策）恨，而以刘繇据曲阿…”，又载“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薛)礼据秣陵城、（笮）融屯县南”，策先攻笮融、再攻薛礼，先后夺牛渚、破梅陵，转攻湖熟、江乘。“秣陵”、“牛渚”、“梅陵”、“湖熟”、“江乘”等均为横山、丹阳周边古城镇。由此看来，三国时的“曲阿”就在横山脚下之丹阳。

      晋朝陶渊明写过一首叫《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诗文，诗人从江西顺江而下往南京，经过的曲阿只能是小丹阳，而非大丹阳。可见晋代当涂丹阳仍有“曲阿”之称。

      今日小丹阳古城东五华里外、横山脚下，当涂丹阳镇境内仍有一个高台地村落叫“曲阿坊”。这里有三、四千年以前的新石器遗址，古代与丹阳城隔水相望，俗称河东。

      3、“丹阳”也曾被称为“润州”。

      至今这里还保留润州村、润州酿造厂、润州酱品厂等延续下来的传统地名。

      “丹阳”、“曲阿”，显然与今天苏南的丹阳市同名；“润州”之名，不仅与古镇江同名，还与《吴地记》记载，取润州土筑阖闾城事件中的“润州”同名。

      （三）“梅村”及其他

      1、丹阳湖、太湖流域都有“梅村”。横山脚下、丹阳镇北10华里左右有个村落叫“梅村”（今属江苏南京江宁区，有一大的平墟台地），丹阳镇附近至今也还有梅姓后裔。丹阳“梅村”与今日无锡号称“吴都故里”的“梅村”完全同名。

      2、关于丁令威炼丹遗迹。在有关江苏丹阳市的元代《至顺镇江志》、清代《丹阳县志》中，都记载了丁仙桥、皇塘等一些关于丁令威的地名和传说。这些，更都存在于当涂古今志书和现实中。《江南通志》也载道：“丁令威，辽东人，为泾县令，游姑孰，乐灵墟山泉石幽秀，炼丹于此，丹成，翔虚去。”“

      唐代大诗人李白寻踪丁令威炼丹遗迹至当涂灵墟山，并作《灵墟山》诗一首：“丁令辞世人，坲衣向仙路。伏炼九丹成，方随五云去。松萝蔽幽洞，桃杏深隐处。不知曾化鹤，辽海归几度”。至今当涂灵墟山下仍有道教传人，并有炼丹洞、炼丹溪、八卦圩、丁仙桥等与丁令威有关的传统地名。

      综上所述，江东横山周边沿袭下来的许多地名与苏州等苏南地区地名一致，且横山地区的地名往往更具有原始性。这不得不让人联系起先人——迁徙到一个地方后，将原乡的地名也“移植”过去的习惯。由此看来，古老吴国是由横山（丹阳湖）地区迁往苏州（太湖）地区的。（这也符合中原文明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迁徙路径。）

      二、历史典籍中，可以发现吴国发祥地在横山的文字记载脉络

      《史记》、《吴越春秋》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早在殷商末年，周太王有泰伯、仲雍、季历三个儿子。老三季历的儿子叫姬昌，太王“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期望他成就王业。泰伯、仲雍深知太王意愿，为成全季历，毅然出奔荆蛮，托名因太王生病而采药于衡山；后来季历顺利接位，传位给姬昌，成就了周文王。“荆蛮”，据唐人司马贞《史记索引》载：首 “地在楚越之界”（吴以前，横山——丹阳湖地区系越楚交界处，汉高祖曾先后在此设荆国、吴国，至今当涂有荆山、楚山所在）；而“衡山”，钱大昕《二十四史考异》认为是当涂横山。（今日横山仍可见到题有“衡山”字样的古碑刻）

      又据《吴越春秋》记载，泰伯死后“梅里平墟”。成书于战国的《世本·居篇》记载：“吴孰哉居藩篱，孰姑迁徙句吴”。关于“梅里”和“ 藩篱”，汉代《绝越书》说：“传闻越王子孙在丹阳皋乡，更姓梅，梅里是也”；唐人陆广徽《吴地记》又注：“梅里又名番丽，今横山”。 “番丽”与“ 藩篱”同音，所说的“丹阳”自然包括横山在内，横山脚下旧有“皋乡”，今日仍有梅村、梅姓。

      由此看来，寿梦（字孰姑）迁国都到与国名相同的句吴城之前（约500年），吴国国都一直在藩篱，即江东横山地区。

      三、横山周边的历史遗迹，对吴国发源于横山的可能性给予了印证

      江东横山、丹阳湖地区历史文明久远。横山北部有南京“汤山猿人”，往西跨丹阳湖隔江有“和县猿人”，往丹阳湖南部有芜湖繁昌的“人字洞”猿人，向东沿长江故道可达钱塘。横山脚下以“湖熟文化”（距今三、四千年）为代表的新石器以前古文化遗址随处可见，有的已追溯到六、七千年以前。这里有秣陵关神墩遗址，有陶吴昝繆遗址、陆郞神山头遗址，有方山附近的磨盘山遗址，有黄土圩的釜山遗址，有吴小山附近城子圩的朱方渡遗址，有曲阿坊附近的栗山遗址，有疑似“域门”的横山石门古迹，有疑似古人留下的图腾石刻。衡山脚下、丹阳湖周边还有上百处被称作“王陵墓”、“墟坟堆”（传闻七十二处）、“船墩”的土墩台地。

      当涂素有“吴头楚尾”之称。当涂西南有被称作“楚王城”的鸠兹（故地在今当涂、芜湖交界之黄池镇南）。当涂境内不仅有楚山，还有黄池、黄土圩、城子圩、城子山、荆山、吴小山、后城、朱方渡等一批古老而又与古吴国有联系的地名。当涂丹阳湖地区，解放后仍有穿耳鼻、挂狗牙、鱼骨的荆蛮习俗及用铁石打击取火的习俗，至今仍留有“结草计数”的远古习俗。（老人死后，结草辫焚烧，草辫“结数”与年岁一致）。

      1954年6月，在江苏丹徒县吴王“余昧”墓附近出土的《宜侯夨簋·铭文》中的吴国前期活动地望图形，与丹阳城及梅村的外形附契。打开今日谷歌网地理图形，空中俯视，仍见丹阳镇北平南尖、后有台地（梅村）的地望水系。

      这里还有采石（牛渚）横江渡，为泰伯“南奔”渡江提供了可能（后来伍子胥、项羽等都在此附近过江）。山林江湖之间有林果、禽兽、鱼虾可食（横山附近的新石器遗址中有箭头、削刀、鱼钩、石网坠的发现），为泰伯落脚提供了可能。所有这些，都证明这里文明久远，泰伯在此聚部立国完全有可能。

      四、历史名人的活动，从另一侧面佐证了横山地区在吴国的特殊地位

      （一）、历史上吴楚“衡山之战”、“鹊岸之战”、“长岸之战”等关于吴国早期的著名战事都发生在衡山、丹阳湖地区，现代又在衡山脚下丹阳湖畔的新市镇发现了一把宜侯王剑（宜侯，泰伯、仲雍第四代孙周章），在丹阳湖南部的芜湖市发现了一把通常50厘米的的吴王光剑（近剑柄处阴刻金文“攻吴王光自作用剑以当勇人”）。“楚子重”伐吴、“楚恭王”伐吴、“吴王光”智夺艅艎等战事在此轰轰烈烈，并在吴史中特别明确地加以记载，足见这一地区对吴国的重要。

      （二）、秦始皇南巡“渡梅渚、过丹阳、达钱塘”，祭大禹（见《史记》）；其间，还经过伍子胥开凿的胥溪和太湖流域。但，胥溪、太湖及姑苏都未记载，只载梅渚、丹阳、钱塘。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他寻访吴国故里、越国故都的联想。

      （三）、据江宁《丹阳镇志》载：“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荆国···之后易荆国为吴国，又改吴国为江都国···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于江都国分置丹阳、湖熟、秣陵三侯国。”“丹阳”、“湖熟”、“秣陵”即今当涂、江宁、南京一带。汉高祖在丹阳一带设吴国，辖地仅限于横山周边地区，可见横山地区曾是古吴国的核心所在。

      （四）、孙策因其舅吴景为丹阳太守而来江东，后来被封“吴侯”；孙权又从横山脚下秣陵关移镇石头城建建邺城，创立“东吴”

      （见《三国志》）。可见吴国在此的地位。

      （五）、唐代大诗人李白，多次游历当涂，也曾长住横山、放歌丹阳湖，晚年定居当涂；在横山、丹阳湖一带留下了不少诗篇。其中在横山石门仙人洞，写下了《下途归石门旧居》：“吴山高，越水清······”等诗句。诗人把横山唤作“吴山”，这在他的诗篇中是少有的。

      【参考文献资料】

      1、《史记》

      2、《三国志》

      3、《太平府志》

      4、《当涂县志》

      5、《江宁县志》

      6、《丹阳镇志》

崇让堂

朱同：从天边飘移到镇江的古老地名
很多古老地名，土生土长，深深植根于镇江本土文化。但另一面，镇江自古以来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确有一些古老地名从百里千里外的天边飘移到镇江，落地生根。

这种地名飘移，主要原因是人口群体性迁徙，特别是西晋末、南宋末两次大规模“南渡”。东晋时，北方的徐州空降到镇江而成南徐州（州治在镇江），这是一种亚省级较大层面的飘移，它还捎带着中小层面的地名飘移。比如那些念叨着“生于洛阳，葬于朱方”的新移民（一时占据了镇江城常住居民的大多数），于宋元期间在城内东西干道设大市（必在西）、小市（必在东），便是复制、打印了洛阳古都的城建布局（清代改称大市口、小市口）。又如东晋时山西上党郡避战乱在丹徒南乡建上党侨郡治所（一个移民定居点，后改上党村）；至北宋末，又有汤氏望族汤乔年率众迁来上党，其子弟环菱塘而居。故而今日上党本地人，在口语中将上党说成“上塘”，与其说是方言变异，不如说是当地人对汤氏迁来菱塘周边的一种记忆。

这种复制故乡地名的记忆，对于新移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它可以缓解、平复举家举族迁移的心底伤痛，它要比费翔所唱的“天边飘过故乡的云”更为持久，或者说，这些飘移的地名是一种凝固的“故乡的云”，移民借此寻根，述史，念故园，解乡愁。

除了人口迁徙，还有一些宗教或政治因素催生了地名飘移。

比如南山风景区那座海拔185米的大个子，本名岘山。明代万历二十年在岘山北麓建地藏寺，干脆将地藏菩萨的“老家”——安徽池州的九华山拿来，起初大概有点忸怩，将岘山改称小九华山；到了晚清，索性去掉“小”字，堂而皇之理直气壮称为九华山。这个过程，方志记载得很清楚。

又如城里“小三山”，每个山名都是从天边飘移到镇江落户的，其中日精山（原名商背山）、月华山（原名万岁岭），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老家安徽凤阳故宫东南角、西南角移植而来，方位不变且一字不差。而寿邱山，原来有山无名（文人只好以寺名代山名），直到1012年宋真宗下旨认定山东曲阜寿丘山为黄帝出生地，镇江人立即“抢注”寿丘山为南朝开国皇帝刘裕出生地之山名，稍后再将寿丘山寿邱山。这个时间点，这个脉络也是很清楚的，有北宋名家诗文可证，笔者在本栏《煌煌寿邱，何以立之》一文已有阐明，这里不再赘述。镇江日精、月华、寿邱三山的定名，出于哪位皇帝“恩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镇江王者文化的强势吸纳。

以上是泛泛而言，但如果天边有个地方，其地名不止一个不止两个而是结伴定点空降镇江，那就要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因为这肯定与历史上某个重大事件有关。这个神奇地方究竟在何处？又有哪些古老地名从彼地飘移到镇江？

在研讨镇江一些古老地名飘移的过程中，笔者时常将目光投向西南方100公里开外的一个神奇地方，人称小丹阳（官名丹阳镇）。它的形制很特别：一条巷子将该镇分为南北两片，南片属安徽马鞍山市博望区（旧称当涂县），北片属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两省分治一镇，全国罕见。

据宁镇两地吴文化专家研究，这个小丹阳便是商末周王族泰伯、仲雍出奔江南登陆的首站。再经过几代人近百年辗转，其四世孙周章终于将勾吴的统治中心成功转移到镇江宜地，并接受周天子册封成为宜侯（宜侯即吴王）。学者们还计算过，西周至春秋吴国国都在镇江经营580年之久（此后东迁至常州阖闾、无锡梅里和苏州姑苏加起来不过百年），一些重要地名从小丹阳迁来镇江，当是顺理成章。

先注意一下镇江的横山，它就像一只大蝴蝶落在丁卯东、辛丰北。可是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它都不是“横”的，不仅不“横”，反而有多个谷地深入山中，故而本地人又称为“横山凹”（这个凹，土音读成洼）。这个地名便是从小丹阳北边的横山飘移过来的。而小丹阳之横山，其源可溯及泰伯、仲雍所在的周王族故地陕西横山。在泰伯、仲雍及其王子王孙看来，横山就是故乡，就是圣地，就是可以祭祀列祖列宗的流动平台。镇江横山北麓有个上堭村，上堭即上横（堭、横二字在吴方言读音相同），当为宜人朝拜横山而置。

如果只说横山，尚属孤例，但伴生飘移的地名还有好几个。如十里长山，原本是小丹阳横山一条支脉，又称龙山，这两个地名结伴落户镇江，只不过镇江十里长山在横山西，龙山在横山东，两山夹一山，更显镇江横山在宜地的卓尔不凡。如今新区在横山西麓造园命名为宜园，与横山之名构成绝佳配对。

再说一个大地名：丹阳。秦初在小丹阳地域设丹阳县，隋代升格为丹阳郡，然而唐太宗御笔一挥，废了这个丹阳县丹阳郡，而在镇江地域新设丹阳郡（郡治在镇江），并将曲阿县改名为丹阳县，这是皇帝通过最高权力完成地名飘移的一个典型实例。此后，相对镇江大丹阳，皖苏交界处的丹阳镇就有了小丹阳这一俗称。

朱方，有没有发生飘移呢？可以探讨。多年前，学者裴伟一本正经告诉笔者：朱方在商周早期位于安徽近江苏一侧。裴先生是位精于考证的严肃学者，此论绝非临时起意。笔者也注意到，小丹阳附近城子圩近年确实挖掘出名为“朱方渡”的遗址。从共时角度说，商周-春秋朱方涵盖了从小丹阳到镇江大片地域；从历时角度看，朱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确实由西向东发生了飘移，以至春秋吴国中后期，镇江朱方城成了吴国历史上唯一的县，即司马迁所说的“朱方之县”，唐代镇江人在东门坡坡顶设“朱方门”，在城南设“朱方乡”，是对春秋“朱方之县”的一种追认。

还有一个地面投影不过20平方米的微地名，也放在这里说一说。那是西津渡支撑元代过街石塔的柱形的门楼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昭关”二字。昭关本在小丹阳以西、安徽含山县北门，也就是相传伍子胥为筹划过江而一夜急白了头发的地方，怎么会飘移到镇江西津渡呢？我想除了镇江人崇尚吴文化、追念由楚入吴的大军事家伍子胥这层意思外，还有借伍子胥（民间尊为“涛神”，多次过江化险为夷）保佑过江人平安之意吧。

综上所述，那些飘移到镇江的古老地名，大势是由北向南，从西往东。它们折射出诸如泰伯奔吴、两次“南渡”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反映了镇江地名文化五彩斑斓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