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吴三桂的论文九篇

崇让堂

吴三桂史事新探

朱惠荣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 650091）

刊名：思想战线

时间：2011 年第 3 期 第 37 卷

DOI：10.13963/j.cnki.hhuxb.2011.03.021

摘要

吴三桂在明清之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吴三桂史事研究要获得突破应从资料入手。与其有关的资料可分为 4 类：最具权威性的是国家档册和官修实录；亲历者中有心人的完整记录史料价值最高；当时人的记载多可据信；后世整理的可供参酌。梳理文献资料再用文物碑刻印证，可以落实吴周割据政权的纪年：“昭武”“洪化” 是年号，“周” 是国号，“利用” 是铸钱名称。

关键词

吴三桂；资料；纪年

一、吴三桂研究资料评述

有关吴三桂的资料较多较杂，同一内容的记载又有歧异，不能随手拈来、匆促论断。必须对资料认真辨析真伪、掂量轻重，对史实逐一核实订正，方能求其要、求其全，亦求其真、求其实。现就有关资料的形成背景和史料价值进行清理，大体可分为 4 类。

（一）权威性资料

包括大量的国家档册和官修的国史、实录等。传统被称为正史的廿四史系统，完整、精粹，是我们研读历史的入门所据。清政府设有国史馆，隶翰林院，修各朝本纪、列传。所修列传稿本汇集为《国史列传》80 卷，其中《逆臣传》有《吴三桂传》。民国初年修成《清史稿》，亦有《吴三桂传》。

将两传逐一比对，二者大体一致，互有损益。《清史稿・吴三桂传》应据《国史列传・吴三桂传》改写，删了一些诏疏，充实了一些过程和细部，原略者加详，原模糊者改具体，后者实较前者优善。《清史稿》虽为学界诟病，但至今仍为研究清史所必读。《清史稿・吴三桂传》1.5 万多字，分量适中，可以作为研究吴三桂事迹的入门。

仅依《清史稿》当然不够。《清实录》的内容比《清史稿》详尽得多，有关平定三藩之乱的资料就达 16 万多字，是《清史稿・吴三桂传》的 10 倍以上。实录所收多为奏疏、上谕及其他文件，大量的官方档册来源可靠、内容翔实。整理实录有关吴三桂反清的资料，可以察觉 8 年中的战争态势分为 3 个阶段：

最初 3 年：吴三桂起兵，四处响应，东达福建、广东、江西，西达川、陕至兰州、秦州、固原、定边，清兵穷于应付，沿长江布防。康熙皇帝甚至提出 “朕欲亲至荆州，相机调遣”，准备亲征。

两军对峙阶段：康熙十五年（1676 年）清军招降王辅臣成功，西北形势逆转；以后福建、广东反复；清军曾在吉安三次失利，招降韩大任，江西形势才大变；但中线清军长期坐守荆州，百般备船备粮，围岳州仍不下，“诸将军破贼无期”。康熙皇帝又一次提出 “朕欲亲统六师，躬行伐罪”。

清军反攻阶段：康熙十七年（1678 年）八月吴三桂暴死，战争形势逆转。康熙十八年（1679 年）正月，清军费九牛二虎之力围困的岳州，仍由于叛将投降才攻下。康熙二十年（1681 年）二月二十一日，吴世璠遣将军胡国炳等率马步兵万余人出城列象阵拒战，为昆明第一役。直到十月二十八日夜，伪将军线緎、胡国柱、吴世吉、黄明，原任都统何进忠，原任巡抚林天擎等谋擒逆首吴世璠、郭壮图以献。吴世璠闻变自杀，郭壮图及其子郭宗汾皆自刎死。二十九日，线緎等率众出城降。

《清实录》提供的资料完整、准确，我们可据其中的记载把三藩之乱的进军路线、兵力布置、战场等绘制成一组历史军事地图。

（二）原真性资料

这是区别于国家档册和官方文书，作为私家记录的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类。吴三桂的史事有一些缺环，三藩之乱有一些重要节点，其酝酿、形成、作乱、转折等，非有心人的长期记录和搜集是难于搞清的。战乱中的变化加上军事对峙、情报封锁，都会使重要历史环节模糊。全过程的完整记录有赖于有心人。对吴三桂反清活动的记录也不乏当时亲历的有心人。

刘健《庭闻录》

刘崑，字西来，江西吉安人，顺治十六年（1659 年）进士，康熙十一年（1672 年）以山东东鹿县知县擢云南府同知，因不肯附吴三桂反清，被吴谪戍腾冲卫。康熙二十年（1681 年）四月清兵围昆明时已返昆，后擢常德府知府。据《庭闻录》序，刘崑居永昌曾著《吴三桂传》及《滇变记》，康熙十八年（1679 年）“封稿于壁中，入宝台山避兵，逾年返，求故居满目蓬蒿，后仅《南中杂说》行世”。其子刘健 “当日趋庭所受教，惧久而忘，因举所闻犹能记忆者书之于册”。

《庭闻录》叙吴三桂从发迹到覆亡的始末，重点叙述吴三桂在西南各省的活动，共 6 卷。刘健谓该书记录了其父所述，其实这仅是资料来源的一个方面。作者又花了很大工夫搜集有关吴三桂的资料，如书中详录吴三桂的多道奏疏、咨文，《大有奇书》等引文皆属难得。战乱中传闻不同，作者也着意落实考订。该书载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吴三桂死，十月衡州发丧，十一月世璠僭号，并加了一段注文：“伪中书盛王臣侍左右，自僭号以及病死，尝与健言其详。今《滇志》作十月三桂死，此因匿丧之故而误作十月也，当以王臣之言为确。”

该书的态度是严谨的，所说多可据。卷五记孙旭事直到 “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闽死”，定稿应在雍正年间了。该书以《豫章丛书》本较为完整，《云南备征志》本首尾皆有删节，且两种版本的文字细部皆有脱漏。1985 年上海书店出版了该书《豫章丛书》本的影印本，各部分结构完整，版式合理，并保留了魏元旷、胡思敬的校勘记和跋。宜以上海书店影印本作底本，用《云南备征志》本校补，形成善本，满足学界所需。

孙旭《吴三桂始末》（又名《平吴录》）

孙旭，字子旦，号转庵，浙江湖州人（一作余姚人），在军中易名王怀明，后为僧。他也是吴三桂叛清事件的亲历者，并以其所知整理成《吴三桂始末》。有关该书及作者情况，孙旭原序载：“予于甲寅、乙卯间遇大难，丙辰用奇计遁迹江南，至吉安招抚韩大任。大任自幼随桂，为予言甲申至丙辰甚悉。及大任戊午归正之后，予又奉使汉中，被羁贵州。时三桂逆孙世璠嗣据伪位，以贵阳为行在，其伪尚书郭昌、来度与予交最契，每详言逆犯三桂之末路。今备载之，而源尾亦概可见矣。”

孙旭的情况《庭闻录》亦载：“旭，湖州人，少而机警，稍知书，入武学中某科武举。” 该书记孙旭招抚韩大任事甚详，后旭 “祝发为僧，号谛晖，住持浙江灵隐寺，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闽死”。孙旭所记即以其亲历贯串全篇，多可据信。但有的环节较模糊，想因其所处地位无法掌握；有些情节似为街巷传言，宜慎加斟酌。

孙旭所撰收入《甲申朝事小纪》，称为《吴三桂始末》，《续云南备征志》亦据此录入。另有《长恩阁丛书》本，称为《平吴录》，民国年间赵诒琛、王大隆辑《辛巳丛编》，乃据《长恩阁丛书》本排印。两种本子相较，文字细部似以《平吴录》见长。李春龙、刘景毛《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用《辛巳丛编》本与《续云南备征志》本互校，保留了两种版本的有关信息，颇便读者。若以《长恩阁丛书》本为底本，取《辛巳丛编》本也行，再用《续云南备征志》本校勘，名称亦用《平吴录》，整理后的本子会更优长。

（三）可据性资料

有关吴三桂叛乱的情况，既是清廷关心的大事，也是康熙、乾隆年间人们关注的热点。时人的记载多可征信。平定三藩后，康熙皇帝派行人司行人颁诏四方，考察民隐，宣示德政。徐炯被派出使云南，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六月十五日首途，次年三月十三日自滇还达京口。其《使滇日记》和《使滇杂记》两书，所记刚平定吴三桂叛乱不久的云南情况，真实可靠。该书版刻极佳，谢国桢先生将其收藏公之于众，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3 年影印出版。

康熙年间昆明官渡人王思训也十分关心地方史迹。王思训，字畴五，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举于乡，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读。回乡时康熙皇帝曾 “赐书甚夥，又选购四部万卷辇归，建赐书堂”。赐书堂在官渡古镇，今存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思训潜心编研地方历史，曾参加编修康熙《云南通志》，后又著《滇乘》25 卷，“间缀以诗”。道光《云南通志》及《昆明县志》有著录。后来袁嘉谷《滇绎》说：“王畴五先生官渡人，博雅与月槎齐名，著《滇乘》，今不传。”“按《滇乘》取名与《晋乘》同，当为掌故之书。今其书引于后人者仅此三十八字，可想其大略矣。”1917 年袁氏在官渡见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王继文撰的《重修妙湛寺碑记》引《滇乘》共 38 字，作了这条记录。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也说：“是书未见传本，诗见《滇南诗略》中。”《滇乘》已佚，但其中诗作被收入《滇南诗略》中得以传世。王思训的诗多系史诗，述史感怀，反映特定地理环境中的史事，也具有史料价值。

还有一些当时人零星的记录，如康熙年间陈鼎的《滇黔纪游》，乾隆初期在滇的张泓的《滇南新语》，乾隆时在滇 10 年的吴大勋的《滇南闻见录》等，都出自亲见亲闻。康熙年间云南修过两部志书：康熙《云南通志》，范承勋、王继文修，吴自肃、丁炜纂，康熙三十年（1691 年）刊印，共 30 卷并首 1 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44 收入，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出版，颇便参考；康熙《云南府志》，张毓碧修，谢俨等纂，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成书，第二年付梓，共 26 卷。两部书都成书于平定吴三桂叛乱后不久，居然都有范承勋、王继文、石文晟等总督、巡抚八九位主要官员写序，他们的重视可以想见。两部志书至今皆有流传，研究吴三桂在滇事不能不读。

（四）参酌性资料

吴三桂反清是清初的大事，多被后来的人们关注，记录、整理有关史事者不绝，皆可提供参考。乾隆年间有赵翼的《平定三逆述略》，被收入《滇系》和《云南备征志》中。倪蜕的《滇云历年传》也反映了吴三桂统治云南的状况，该书近年有李埏先生校点本，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嘉庆年间师范广收有关云南的资料，编为《滇系》，共 12 系 40 册，其中第 7《典故系》所收无名氏《逆藩吴三桂传》可资参考。道光年间魏源编《圣武记》，叙述清朝自开国至道光年间的重大战事，其中有《康熙戡定三藩记》，记平定三藩事较详。昆明人戴絅孙收集有关资料，五易寒暑，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编成《昆明县志》，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才得付梓。袁嘉谷研究地方史事的《滇绎》，有 1923 年东陆大学铅印本，该书又被收入《续云南备征志》。道光《昆明县志》和《滇绎》都是学界赞誉的地方史志著作，其中也有关于吴三桂在云南事迹的记载。

二、吴周纪年考

吴三桂反清作为地方割据政权，有国号，有年号，但是后人对其年号的整理鲜有准确者。李兆洛《历代纪元编》谓：“吴三桂昭武（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利用（见《觚賸续录》）。吴世璠洪化（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年十月诛。）”《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谓：“三桂屯湖南，僭称帝，改元利用，国号周，搜括粮饷，滇民困惫。” 荣孟源《中国历史纪年》谓：“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 年）称帝，建国号曰周。戊午（1678 年）死。改元一。昭武：癸丑（1673 年）十一月立。六。《觚賸续录》作利用。”“吴世璠，吴三桂子。戊午（1678 年）嗣立，改元一。洪化：戊午（1678 年）八月改，辛酉（1681 年）十月亡。四。” 一般认为昭武从 1673 年到 1678 年，洪化从 1678 年到 1681 年。以上诸说疑窦甚多，试逐一考析。

（一）“利用” 为吴三桂所铸钱币名

据《滇云历年传》，康熙十三年（1674 年）“贼党郭壮图开局省城，铸利用钱”。袁嘉谷《滇绎》也说：“孙可望铸大顺钱，吴三桂铸利用钱，吴世璠铸洪化钱，今有存者。” 利用钱曾行用并传世，但未见以 “利用” 为年号的记载。

钮琇《觚賸录续编》卷四 “行在贡献” 谓：“康熙四十七年七月，有索和诺蛇哈密献麟草一方，奏云：此草产于鸣鹿山雷风岭，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结数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圣朝，不易呈瑞。”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已指出：“此说诞妄难信，年号为杜撰，且与吴三桂无涉。” 假设 “利用” 是吴三桂的年号，献瑞者还敢上奏镇压吴三桂叛乱的康熙皇帝吗？且所述似为西北风物，亦与云南无涉。

（二）吴三桂僭称周王初无年号

《清圣祖实录》卷四四载：“吴三桂反，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为周王元年。”《清史稿・吴三桂传》载康熙 “十三年正月，三桂僭称周王元年，部署诸将”。魏源《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上》亦载：康熙十二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兵反，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为周元年，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诸书所载同。

呈贡王家营村东发掘的郭壮图之子郭宗汾夫妇合葬墓残棺上有墨书题记 “皇周敕封懿装长公主之神柩”，以周为国号无疑。吴三桂虽于康熙十二年起事，但第二年才称周王元年，以 “周” 计年仅 4 年，碑刻文物亦可为证。孙太初《云南碑刻概述》载：“今见周元年至周四年之碑刻凡十余种。大理感通寺担当大师塔铭周元年立，天台冯甦撰文，于担当生平事迹足资考证，至为珍贵。”

（三）“昭武” 确为吴周年号，但只用了 1 年

《清史稿・吴三桂传》载：康熙十七年 “是岁，三桂年六十有七，兵兴六年，地日蹙，援日寡，思窃号自娱。其下争劝进，遂以三月朔称帝，改元昭武，以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诸将，首国公，次郡公，亚以侯、伯。造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号所居舍曰殿，瓦不及易黄，以漆髹之。构庐舍万间为朝房。筑坛衡山，行郊天即位礼，将吏入贺”。

孙旭《吴三桂始末》亦载：“初桂逆虽有不臣之心，然未敢僭称帝号。有四川巡抚罗森家巨富，号罗百万者，自四川破后闲住，每虑王屏藩图己，乃上疏劝进，逆桂意动。及再疏请，遂于戊午三月初三日僭窃伪号，称昭武元年，以衡州府署为行在。衡州民谣曰：‘横也是二年，竖也是二年’，以‘昭’字横竖皆两笔也。”

孙太初《云南碑刻概述》又载：“昆明重修归化寺碑及腾冲重修关帝庙碑，皆昭武元年立，末刻留守将军等衔名，可考见吴氏官制。” 又有《大理王孟夫子碑》，并称 “昭武元年岁在戊午”。“昭武” 只用了 1 年，昭武元年戊午时在康熙十七年。

（四）吴世璠是在康熙十八年改元 “洪化”

《清史稿・吴三桂传》载：康熙十七年 “俄病噎，八月，又病下痢，噤不能语。召其孙世璠于云南，未至，乙酉，三桂死”。“世璠，应熊庶子，留云南，奔三桂之丧，至贵阳，其下拥称帝，改号洪化，倚方光琛、郭壮图为腹心。光琛，三桂所署大学士；壮图，封国公。” 所述吴世璠改元洪化的时间比较含糊。

刘健《庭闻录》记载较具体：康熙十七年 “十月衡州发丧。十一月世璠僭号。郭壮图等奉遗令立之，筑坛于古城，国柱代祭”。康熙 “十八年正月，世璠僭元洪化”。孙旭《吴三桂始末》亦载：“郭壮图拥其孙世璠袭伪位于云南。次年己未，称洪化元年，以贵州贡院为行在。” 则吴世璠袭位后的第二年改元洪化，洪化元年岁在己未，时在康熙十八年。

丁福保《古泉学纲要》引翁树培《古钱汇考按语》说：“四川之简州盐神庙神腹内得伪吴逆‘大周昭武二年己未大统历’，未载纪年。周元年甲寅，戊午为周五年，即昭武元年。” 此证明吴三桂 “造新历” 之说可信，昭武二年的《大统历》应在昭武元年即颁，不料后来却成了洪化元年。

洪化年号碑亦有传世者。宜良有《龙山缘起碑》，称 “大周洪化元年”。笔者 2002 年在贵州安龙十八先生墓园看到有 “洪化二年二月十七日立” 的郑姓墓碑。孙太初《云南碑刻概述》又说：“洪化纪年之碑，过去仅见大德寺碑一种。建国后呈贡复出郭弘巍买地券一方，皆为研究吴氏事迹之重要资料。”

综上，吴周割据政权的纪年可落实如下：

表格

公元 干支 清朝纪年 吴周国号 吴周年号

1673 年 癸丑 康熙十二年 - -

1674 年 甲寅 康熙十三年 周 元年

1675 年 乙卯 康熙十四年 周 二年

1676 年 丙辰 康熙十五年 周 三年

1677 年 丁巳 康熙十六年 周 四年

1678 年 戊午 康熙十七年 - 昭武元年

1679 年 己未 康熙十八年 - 洪化元年

1680 年 庚申 康熙十九年 - 洪化二年

1681 年 辛酉 康熙二十年 - 洪化三年

崇让堂

《吴三桂大传》作者李治亭 寻访吴三桂后裔与陈圆圆归隐处
寻访吴三桂后裔与陈圆圆归隐处

李治亭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 100080

刊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时间：2011 年 9 月 第 43 卷第 5 期

收稿日期：2011-06-24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1)05-0065-07

摘要

吴三桂降清叛清，其家族两次遭到灭门。据清朝官方史书记载，“三藩之乱” 后，清廷将吴三桂祖、孙 “剉其尸骨，传示各省”；其爱妾陈圆圆的下落，有投湖自尽、逃离、隐居等说。有关吴三桂的历史记述到此为止，给人的印象是吴三桂已满门灭绝，无后裔存世。在清朝的官方史书及学者的著述中，再也找不到吴三桂及其亲属家人的点滴信息。新近爆出在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岑巩县马家寨发现有吴三桂后裔及陈圆圆墓，这是个惊人的消息！笔者与多位清史专家受邀两次到马家寨考察，从所收集到的证据显示：现今在马家寨所居住的吴氏族人确为吴三桂后裔，陈圆圆曾归隐在此地，吴三桂、陈圆圆、马宝、吴应麒等人的墓也在此地。

关键词：马家寨；吴三桂；陈圆圆；后裔；墓地

一、一个惊人的信息

2010 年 6 月末的一天，突然接到贵州省黔东南州委宣传部部长助理廖永伦先生打来的电话。我们并不认识，他首先说明是从网上查到我曾著过《吴三桂大传》，以此为线索辗转找到我，并直言：找我的目的是为查证吴三桂是否有后裔？我当即回答：到目前为止，尚未听说吴三桂反清失败后还有后人传世。又问及陈圆圆的下落、死后葬于何地，我也坦诚相告：陈圆圆在昆明城破后不知下落，或云不知所终，但说法颇多；而其葬处也各有说法，却无一种说法得到确认，已成历史之谜。

廖先生告知：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马家寨发现吴三桂后裔，陈圆圆的墓就隐没在此地吴氏族人墓群之中，是否真实有待学术界专家考定。廖助理诚邀并委托我组成一个 5—7 人的专家组前往考察。

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尽人皆知，吴三桂在明叛明、在清叛清，被视为罪大恶极、不忠不孝的恶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不得翻身。但吴三桂又是明清易代之际影响极大的人物，降清叛清招致其家庭家族受到毁灭性打击：前因其降清并联合清军击败了大顺军，李自成一怒之下在撤离北京前夕，将迁居到北京的吴三桂之父母、妹妹、兄弟及族人 38 口统统杀死，一个没留；后因叛清罪在不赦，其家族再次受灭顶之灾，遭灭门之祸，其族人也从此销声匿迹。无论在清朝官方文件或史书中，还是在私家著述乃至在戏剧小说中，再也不见吴三桂族人的踪影，连点蛛丝马迹也不曾留下。一句话，昔日辉煌而庞大的吴氏家族，伴随吴三桂的失败而灰飞烟灭了。在人们的记忆中，吴三桂家族业已灭绝。

陈圆圆是吴三桂的爱妾，出身歌妓，以色艺双全为当世人所倾倒。在她与吴三桂结合后，其命运才彻底改变。吴三桂封王，陈圆圆为其王妃之一；吴三桂称帝时，陈圆圆的地位也随之而提升。同样，吴三桂被清朝判为十恶不赦的 “逆贼”，陈圆圆自然也成了清朝抓捕的要犯。她是如何逃脱清廷的追捕，辗转到贵州岑巩县深山密林之中，隐姓埋名平安地生存下来并归葬于此地的？且又有吴三桂的一大群后裔在此生活。岑巩县提供的这一信息是真是假？无论如何，这一线索包含了重大的学术信息，可能有助解开许多历史谜团，还原历史真相，填补学术空白。但事关重大，须亲身考察才能一辨真伪。

基于这一考虑，我接受了邀请，并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政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滕绍箴研究员前往考察。这几位学者有的研究清代政治史、民族史、科举史等，都对吴三桂、“三藩” 问题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二、考察实况举证

2010 年 7 月 10 日，我们一行 5 人从北京出发，先飞至贵阳，转乘汽车至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再辗转至目的地岑巩县，历时 11 个小时，行程五千余里，到达时已是深夜。我们一行人中最年长者已年满 74 岁，最小者也六十出头，经此一番颠簸，均已疲惫不堪，更可想见 300 多年前的 “苗疆山深林密，道路不通，隔绝封闭，汉人要到此地绝非易事”。

次日，因心情急切，顾不得休息，便直驱车至被传为吴三桂后裔集聚与陈圆圆归隐之地马家寨。马家寨坐落于距县城东北 80 华里，车行经过一个叫水尾的小镇后，停在一个村寨的入口处，这就是马家寨。因为入口处很狭窄，容不得车身通过，须下车步行进入。入寨口处见有一石碑，上刻 “己酉科岁进士”，是为吴家一士子入科举而刻的纪念碑。己酉之日期为道光二十九年。当地文化人包括吴家人都把 “进士” 看成 “中进士”。专门研究科举制度的李世愉研究员看后当即指明：此 “进士” 应与 “岁” 连读，即 “岁进士”，不是进士，是推荐给国子监读书的贡生。多少年来以讹传讹，至此破解。

寨子内巷道纵横交错且狭窄相同，以致畜力车及今之机动车都无法进出。据村寨负责人称：此寨是按八卦图建造的，生人进来很难找到出路，连原路也难找回。我们不禁连连称奇。事实是，我们随村委负责人进了村，走一会儿就找不见原路了；眼前似无路，而走到尽头却见旁侧忽现一路…… 路皆用石板材铺成，巷道两侧高墙则用石块砌成，规矩及材料皆同。因此无论行走到哪条巷道，皆难以分辨其不同，遂造成视觉混乱，以为总停留在原巷道，进退失据。

应用八卦原理建造村寨，显系出自汉人典籍《周易》，必为汉人所造无疑，其目的还是为防御、保护寨中人安全为其根本。究系何人于数百年前在这穷乡僻壤建此八卦寨子呢？而名曰 “马家寨”，全寨 200 多户人家千余口人全都姓吴，吴姓以外的其他姓一个也不见，连半个姓马的也没有，为何起名马家寨？中国传统农村自古以来皆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其村名即以共姓名之，如王家坡子、许家屯云云。即使东北为流民社会，也以来自中原的家族姓氏命为村名，如王家窝棚、宋家洼、李三家子等等。在南方如贵州，举凡汉人的聚落包括汉化的苗人，大多以其汉姓为村寨名。如距马家寨不远处有一陈家寨，亦是以陈姓命名的。马家寨怪就怪在无一马姓，直书 “吴家寨” 不是更名符其实吗？名不符实，大违常理，其中必有深意。

马家寨处于一个山脚之下，地势较为平坦，靠北侧地势稍高，再往前行是一宽达数百米的朝阳山坡。坡度较缓，人行其上并无爬高或登山之感。抬眼望去，山坡布满了坟茔，难道这就是吴家世代的最后归宿处？一代佳人陈圆圆真葬身此处？这里到底包涵了多少历史的信息。

其实马家寨的秘密早已有人揭示，但一直未引起重视。

据传，在清亡后的民国初期，有一当地人将有关马家寨的历史秘密说破，结果此人即死于非命。此后再也没有人敢说马家寨有什么秘密了。半个多世纪过去后，“文革” 爆发，有关马家寨的秘史又被当地文史学者泄露出来。黄透松为马家寨第一个揭秘人，当时黄任岑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68 年秋，县 “革委会” 在水尾公社马家寨大队举办 “五七培训班”，黄与其他被打倒或被批判的 “走资派” 一起参加这个 “培训班” 接受改造。他被分到第九生产队一个叫吴永登的人家居住，住了一段时间，彼此熟悉就无话不谈。有一天吴永登说：“我们马家寨的人是吴三桂的后代。” 接着他就讲了吴三桂与顺治皇帝的故事。吴永登告诉黄：知道他们祖宗事最详细的人，就是他的本家人吴永松老人。黄遂又前去吴永松家访谈。吴永松始严守代代遗训，不外传家族秘密，后经不住反复做工作，也只透露一点主要的或称核心机密的，却怎么也不肯说。当时正处在 “文革” 高潮之时，黄也是挨批挨斗的对象，有关吴家的历史也只是记在心里而已。

改革开放后，1979 年上海商务印书局要编印一部《名人词典》，内中列名吴三桂要入该书。贵州省有关部门发下文件给予支持，要求基层知情者提供史料。黄透松马上想到马家寨，便手持文件前去，期望老吴家把秘密都说出来。与他同去的还有一个人名叫晏晓明，在县文化馆工作。就从这次访谈开始，黄、晏二人完全投入马家寨，很快发现了陈圆圆、吴三桂的大将马宝的墓。他俩各自展开深入调查、研究，又各自写出文字材料。如晏晓明写出《陈圆圆香魂飘落古思州》一文，地方晚报以连载的形式刊发。至 1986 年 11 月，《中国旅游报》刊载《陈圆圆及其墓地》一文，将 300 余年前的秘密公之于众。

但是，无论是黄、晏的考证制作、报刊的报道，皆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也没有一个专业学者前来岑巩县马家寨考察，更不见发表研究成果。所以黄、晏揭秘马家寨也只在本地为人们所知，在学术界并无影响。如旅游报发表这个消息，人们只认作是为旅游而进行的炒作。在贵州、在吴三桂藩守的云南，有不少学者根本不予认同，斥为 “无稽之谈”，甚至视作 “荒唐”。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陈圆圆岂能埋葬在岑巩县？马家寨吴姓人怎么可能是吴三桂的后裔？实在说，黄、晏等都不是专业学者，他们的考证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史实的掌握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欠缺，也出现了史实的错误。在一个地处偏僻、又很遥远的山村，他们发出的声音确实很微弱。我们此行岑巩县，就是要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推向深入。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实地考察获取更多的证据与历史信息，为得出正确结论提供可靠的根据。

在黄透松的引导下，我们一行与陪同考察的岑巩县长、县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旅游局局长等一起走入吴氏墓地。我们最关心的是陈圆圆墓，所以直奔据称为陈圆圆的墓园。从外形看，这座墓与附近其他数百座墓完全没有差别，大小、高矮几乎都一样。所不同的是立在其墓前的一通碑，高约一米左右，在斑驳不平的石碑上有竖写 11 字：“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两侧分别刻写：“孝男吴启华、媳妇涂氏立；孝孙男仕杰、仕龙、孙媳杨氏；重孙大经、大纯；孝玄孙吴朝达、选、魁、政、玺、柱、相、仪。” 在碑的右侧刻有立碑时间：“皇清雍正六年岁次戊申仲冬月吉日立。” 上列立碑的人名、身份以及立碑的时间皆清楚，一看即明其意，而墓主人的身份则不甚明了，疑为用隐语所书写。

同样用隐语写的碑文，另有一通墓主人为吴启华的墓碑。碑之两侧写有一对墓联，上联云：“□姓于斯上承一代统绪”；下联云：“藏身在此下衍百年箕裘”。还有一通碑文更不可解，其墓主人是：“清故上寿先考明公号公玉老大人之墓”。碑之右上联云：“重垒土茔人祖即己祖”；左下联云：“复修石台若翁如吾翁”。此碑于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六日立”。从墓主人的名号到联语尤为隐晦，真的难以想象墓主人到底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身份？从联语文字看，墓主人不像是吴氏家族的人，应是以外姓人葬于吴氏家族墓地，却被当做本族人的祖宗而备受推崇。

有关上述三碑文的考释，我们已分别撰有专文给予详细的解读，最终确定其墓主人分别为陈圆圆、马宝、吴启华等。本文不再重复考证，仅据实际考察所得新材料，给所考碑文提供新证据，更加确信我们的判断与结论的正确性，以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

首先，我们考察必须解决的第一个疑问就是：现今聚居在马家寨的吴姓族人千余口到底是不是吴三桂的后裔？

考察伊始，我们就有意询问村寨中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几乎皆众口一词，都说吴三桂是他们的 “老祖宗”。吴三桂以降清叛清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时至今日，他仍然是一个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也只在读过书的人们之间流传。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其影响未必有多大。像马家寨此处 “天边” 僻壤，距中原路途遥远，尤为重重山岭所阻隔，信息难通，即使与周边的大城市也相距不下数百里远至千里。在这样一个极其封闭长达千百年的小山村，竟然认吴三桂为他们的祖宗，这是偶然的吗？是人为的吗？马家寨的人也都知道吴三桂名声不好，但仍将其认为祖宗，这样的认同只能说明他们与吴三桂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然而仅靠吴氏族人的认同，很难使人完全信服，须有另外的证据，我们决定深入寻找。

中午时分，我们走入一农家歇息。整个马家寨的民居建筑依然保持明清时代的古朴风貌，青砖青瓦，房龄都在百年以上，即使翻新整修，依然修旧如故。我们走入的不过是其中一普通人家，与周围建筑相比较并无特别之处。一迈入大门即进入一个大房间，空空荡荡专供进出。一出此房间即进入庭院，其大小不过四五十平方米，院子中间有砖砌的一个水池，供应宅主人家日常用水。正面是 “堂屋” 即上房，为主人之卧室。堂屋正中所供奉有各神主之位，诸如天、地、君、亲、至圣先师孔子、本家本族的历代祖宗等等，享受主人的香火，据说家家如此；两侧为厢房，比之上房稍矮，都不设门，不过是没有间隔的筒子屋，储存粮食或家用之物，只有一处用作吃饭，实则是仓库，东西杂乱几无空闲之处。

闲谈间，突见堂屋神主之位书 “延陵堂上历代宗祖昭穆考妣姻亲神位”。“延陵” 二字使我惊讶不已。吴三桂别号 “延陵将军”，在史籍或文艺作品中记述有关吴三桂之事者，多以 “延陵将军” 称之。但是这一名称并不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延陵将军” 对于广大群众而言还是一个很陌生的称呼，只有了解这一段史事，“延陵” 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当即询问本宅主人：“延陵堂” 是何意思？他们回答：我们的老祖宗是从延陵那个地方来的，所以逢年过节各家都设祭祀祖先的神位，这个地方就叫 “延陵堂”。果如所言，在其他各个家中所看到的祭祀堂皆一个模式，联语文字一个字也不差，都叫 “延陵堂”。

延陵本是地名，今属江苏省境。春秋时它属于吴国之地，吴氏第一代祖先就发祥于此。后来吴三桂直系先人又迁到江苏高邮；至吴三桂父祖时又迁至辽东中后所，即今之辽宁绥中县，遂定居于此。直到清顺治五年，吴三桂奉命西征陕西，再征川、滇，自此离开他的出生地一去而不复返。“延陵” 为吴氏祖先发祥之地，与吴三桂相距遥远且无任何联系。但古人一向偏重籍贯，往往以原籍之地引以为号，示人不忘根本，标明个人来源有自。从吴三桂以 “延陵将军” 而自号，到马家寨吴氏族人之祭祀之地以 “延陵堂” 而名之，无可辩驳地说明：第一，吴三桂与马家寨之吴姓同出一宗，同属一族；第二，进一步说，为纪念吴三桂，皆以 “延陵” 而代之，不用其名，也有利于隐蔽。“延陵” 两个字把马家寨吴氏族人与吴三桂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考察中进一步了解到，在吴氏家族内还设立有 “秘传人制”。

众所周知，吴三桂叛清、反清，被清朝定为罪大恶极的 “逆臣”。按其罪过之大，其家属必受到株连，必遭追杀。为生存下去，只有远走他乡，隐姓埋名。这样不出几年，有关家族的历史尤其是吴三桂的史事就会烟消云散，完全失传。据当地人说，约在康熙后期，形势趋于缓和，吴家的人定居马家寨，始立 “秘传人”，家族的历史只由他们一代代秘密相传下去；只许口传，不得书之于文字，避免被朝廷发现。现在已传承第 10 代，其传人名字叫吴永鹏、吴永松。据吴永鹏先生回忆，1978 年他十七岁那年，被他的叔叔选中做了长房第 10 代秘密传承人。

吴氏家族中的 “秘传” 制度十分独特，这在任何一个家族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应该说这一做法确实是逼出来的，但行之有效，一直延续了近 300 余年。吴氏家族史包括吴三桂、陈圆圆、马宝等重要人物的历史，就是靠他们一代代传下来。在吴三桂去世、清廷平定 “三藩之乱” 后，在清朝官方档案、官书中再也不见他们的踪影。陈圆圆等吴氏家族人隐居的事，连清廷也一无所知。这一大段史事原属空白，却是由 “秘传人” 给传承下来，填补了这一巨大空缺。

在和吴氏第 10 代秘传人吴永鹏面对面的访谈中，他讲述吴、陈、马等人的故事如数家珍，这不能不使我们这些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感到汗颜。试想：在这遥远的穷乡僻壤，文化很不发达，既没有高校也无研究机关，有谁来讲吴三桂的事？传人没念过大学，仅初中毕业，何以知晓吴三桂，尤其是他死后其家属避难贵州岑巩县的事？事情很清楚，他是靠上代传人传给他的。由此可以证明：马家寨的吴姓人都是吴三桂的后裔当无疑议。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马家寨的吴姓人是吴三桂哪个儿子的后裔？

传人吴永鹏告诉我们：他们是吴三桂之子吴应麒的后裔。我们提出疑问：已经我们考证，吴应麒是吴三凤之子、吴三桂之侄儿，怎么会变成吴三桂之子？吴永鹏先生道出其中的秘密。原来吴三桂为明朝守辽东，官至总兵，先已娶妻张氏，后又娶一妾杨氏。史书说张氏为一 “悍妇”，性嫉，与杨氏不相容。不到二年，杨氏生一男孩，取名 “应麒”。吴永鹏还记得，吴应麒出生是在明崇祯九年，时张氏已生子名叫吴应熊。吴应麒出生几个月后，其母杨氏病逝，张氏不愿接纳吴应麒，吴三桂便将它交给其兄吴三凤育养，待吴应麒长大后才认吴三桂为父。这些情况为史书所不载。这一段秘史绝不是传人能凭空想出来的，特别是确指吴应麒为马家寨这一支吴姓人的直系祖先，更难编造，当属家族秘史代代传承下来，对我们而言就是不可更替的信史。

那么吴应麒是怎样来到岑巩县隐居的呢？

传人吴永鹏肯定地说，是岳州城失守，吴兵失败后，吴应麒到了辰州（湖南境）整顿军队；然后又赶到岑巩县看望已来这里避难的陈圆圆，说明形势不好，已处危险之中，劝陈圆圆在此好好隐蔽。吴应麒护送吴世璠退出贵阳后，到达云贵交界地带，战败之后决意不回昆明，遂取隐蔽之策，悄悄地回到岑巩县与陈圆圆会合，就此安身下来。吴应麒以其特别身份，即吴三桂之本家人，清朝决不会放过他，是位要犯，如逮住他必死不疑。但他躲过了这一劫，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传人吴永鹏说，上一代传下来的事，其中说到吴应麒的卒年，现在记不准了，或许是 72 岁，或许是 82 岁。为保密起见，吴应麒也改名，取其字 “启华” 为名。学者知吴应麒而不知吴启华。事实上二三百年中一直隐蔽得很好，直到目前才真相大白。

从吴氏家族所设代代 “秘传人”，到揭示吴三桂之子吴应麒为马家寨吴氏族人的直系祖先，无疑吴三桂就是他们的 “始祖”（这仅指马家寨吴氏族人而言）。即可认定马家寨吴氏族人为吴三桂后裔，这应该是铁证如山，无可置疑。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马家寨是因佃主姓马才叫这个寨子名，老吴家的人不过是给老马家扛活的。换句话说，他们是马家的佃户，为其佣耕而已。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

在考察中我们又发现：吴应麒与陈圆圆的关系既特殊又过从甚密。一是从传人吴永鹏到寨中族人，一提起陈圆圆，他们都异常亲切地称她为 “老太婆”“陈老太婆”。在言谈中对陈圆圆充满敬意与感激。陈圆圆出身歌妓，社会地位卑下，几度为人所辱。但在今日吴氏族人的心目中，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内心充满了爱，把吴氏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虽说藏身于穷山恶水之间，毕竟使吴氏血缘得以延续。所以他们对陈圆圆怀有热烈的感激之情。上个世纪 80 年代，陈圆圆的墓被盗挖，吴氏族人非常气愤，迅速集资重修其墓，用上等木料制成棺材装载骸骨，又刻写了一个更大更漂亮的石碑，以长篇文字赞美陈圆圆的德与行。据吴氏秘传人说，陈圆圆的墓已重修过三次，足见吴氏对陈圆圆感情之深！吴氏族人所表达的感情与世人对陈氏的贬抑或讽刺真是天壤之别。

吴应麒与陈圆圆的特殊关系上已指出一些，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吴三桂死后，如何决策隐蔽，如何依计而行，以及到达岑巩县如何与当地相处等等，都是吴应麒、陈圆圆、马宝等少数几个人谋划的。陈圆圆以王妃的身份地位，自然成了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这些史实已另撰文中作了披露。这里要指出的是，为陈圆圆死后所立的石碑，吴应麒与其妻子领衔称 “孝男”，其后是吴应麒的两个儿子即吴仕杰与吴仕龙，则为 “孝孙”，以下还有 “重孙”“玄孙”。显然陈圆圆是吴应麒的母亲，是其后辈的老祖母、曾祖母等等。这样称呼确非一般。我们知道，陈圆圆与吴应麒本人及子孙并无血缘关系，却续上血缘的母子、祖孙关系。可以断定：吴应麒在重认吴三桂为父之后，陈圆圆成了他的养母，故其关系形同母子，亲近而至厚。在吴氏归入岑巩县马家寨，陈圆圆就成了吴氏的一家之主，吴应麒以子事母之礼待之。传至后人，代代相传，陈圆圆的地位不变，却愈加受到推崇。

我们本次考察活动历时四天，从发起考察活动的创意到实地考察，是在贵州黔东南州委与宣传部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本次考察作出总结。

以吴三桂为首率先发动反清战争，这场内战持续八年，以吴三桂的失败而告终。吴三桂本人也于最后失败前三年即康熙十七年病逝于湖南衡州（今称衡阳）。据史载，吴三桂死后被秘密地运回昆明安葬。至昆明城破后，清朝统帅章泰等下令搜寻吴三桂遗体，一时无法找到，后终于在水底下找到吴三桂的骨灰匣，送到北京。此匣所装是否为吴三桂的骨灰？至今也无人能予以澄清，就连当时康熙帝也未予深究真伪。学术界有人说吴三桂葬在云南昆明，可惜迄至当代，在昆明连丁点的蛛丝马迹也没有发现！方志里也不曾记载过此事。可以说，自吴三桂死后，他在云南或昆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没留下任何痕迹。

与吴三桂密切相关的陈圆圆，待清军入昆明后也不见其踪迹。有的学者认为陈氏死于昆明，投湖自尽；还有一说逃离昆明，在别处隐居；又有人说不知所终。据史料记载，吴三桂的直系如子孙侄辈，除主动投降外，或自杀或战死于疆场等等，给人的印象是经此之乱，吴氏已几乎满门灭绝。

总之，在击败吴三桂之后，具体说就是康熙二十年冬攻破昆明后，有关吴三桂的历史记述到此为止，在清朝官方史书以及学者的著述中再也找不到吴三桂及其亲属家人的点滴痕迹。简言之，吴氏已经消失。随着历史记述的停止，有关吴三桂身后的历史呈现一片空白。随着岁月的流逝，吴三桂彻底离开了人们的视线，无人再关注他本人葬身何处以及子孙的命运。因为没有可资参考的资料，连一点遗迹也不曾留下，所以没有人做此无用之功，任其尘封而已。

这次考察收获之大，是吴氏后裔隐匿 300 年来第一次露出历史真貌，因而改写了康熙帝平息吴三桂之乱后所留的那段历史。原先是空白，而今却有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一行 5 人共同的研究成果。这些结论是：

第一，马家寨吴氏族人为吴三桂后裔，确定无疑。

第二，陈圆圆并非不知所终，亦非投湖自尽，她是隐姓埋名的逃亡者！她不仅成功地保存了自己，也保存了吴三桂的余脉得以繁衍至今。陈圆圆以实际行动为吴三桂续写了一页重要的历史，也填补了清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第三，有关马宝为吴家所做的一切，真实地揭示了他的人格本质，理应给予肯定的评价。原先只知马宝于山穷水尽之时主动出降，在北京被 “凌迟” 处死，并不知他为保护吴家尽到了全部责任。按现在已知的事实试想：当时马宝何不与陈圆圆、吴应麒一起隐居起来！就不致遭受那种非人之罪了。当时马宝却依然挺身而出，从容赴死。因为马宝是吴三桂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清朝看来他就是个要犯，必擒杀不可。马宝出首，引开清朝的注意力，或许就会减弱或停止对吴氏集团的追杀，无疑起到了掩护陈圆圆、吴应麒等人的作用。

第四，吴应麒身世的确定，更改了吴氏家族的部分历史，这在吴三桂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尤其是在吴氏败亡的最后时刻，与陈圆圆、马宝等共谋划生存大计，终于使他这一支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繁衍、发展直至今日。这一部分的历史应是吴三桂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项研究增添了新内容。以此为线索，也为我们研究清朝对 “三藩” 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以上所列基本看法是对我们第一次考察的学术概括，具体论证都在《陈圆圆的晚年生活述略》与《论马宝将军》两文中给予详尽阐述。

三、再访马家寨：发现吴三桂的墓地

第一次考察过了近 4 个月，至同年 11 月中旬，我又突然收到岑巩县黄透松、黔东南州宣传部助理廖永伦先生传来的又一个重大信息：他们在吴氏墓地中又发现了 “张皇后” 的墓，碑文上刻写：“吴公张君后墓”。他们认为此墓必是吴三桂的妻子张氏无疑。

这一消息再次使我震动！在史籍中有关张氏的记述甚少，她先于吴三桂去世，死在衡州，时在康熙十七年。按当时情况，张氏应运回昆明安葬，究竟葬于何处？何时葬的？史载缺漏。至于清军攻下昆明后，也没有提到张氏的下落，康熙帝只想找到吴三桂的遗骸，却对张氏甚至陈圆圆也没下令刻意寻找。所以张氏一直是个未知数，无人为其考证。现在张氏墓突然出现在马家寨，不能不令人惊讶！我当即联想到：假使张氏埋在这里，那么吴三桂是不是也埋在这里？就是说陈圆圆既然把张氏移葬在这里，意在保护免致清朝破坏，对吴三桂该怎么办？他们能保护张氏就不保护吴三桂吗？

我们重视此事，意在吴三桂，但是我们只是听他们说，实况到底如何？没有把握。事关重大，必得再次实地考察才敢断定是非，光凭他们说实在不敢下结论。

2010 年 12 月 9 日，我与滕绍箴先生再次赴岑巩县马家寨考察。到达马家寨后，再次与吴氏第 10 代传人吴永鹏交谈，对张皇后的墓他并不知晓，换言之，祖上没有传下来有关张氏的事。

从所称 “张皇后” 墓所在这一面山坡的全部墓地看，此墓正好位居中央，坐落在中轴线上；墓的大小与其他墓无明显差别，不过是隆起的一个坟头而已。墓前的石碑高不过一米，宽不过半米多。从碑石看，斑驳不平，有几处是黑色，大抵是苔藓类岩化附着在碑石上。

其碑正中竖写一行字：“受皇恩□养一次八十五岁吴公号□□墓”，并清晰标明此碑为雍正元年所立。对比立于雍正六年的陈圆圆碑，两碑相隔仅五年，陈氏碑文虽经 300 年风剥侵蚀却十分清晰，而所谓张氏碑文却不清晰，似自然摧残又似有人故意碰凿。对比之下，为什么其他不甚重要的字却清晰可辨，而几个最关键的字已模糊得无法辨识？单纯地认字真的很难辨认，联系上下文又实在读不通，我与滕老也是一头雾水。

回到住处，岑巩县文化局杨局长拿来两份碑文的拓片，一个墨色重，看不甚清；一个墨色轻，稍清楚些。我们努力辨识，根据残留的字形，联系上下文断得 “受皇恩□养” 中的空白字应是 “颐” 字。碑上还有 “吴公号□□墓” 几字，“吴公” 二字明摆是指男性，何以将其与后面难以分辨的两字认作是 “君后” 二字，指为女性？关键是误把 “号” 字识为 “张” 字。“号” 字是今天的简化字，古代并没有这个字，当是 “號” 字右边脱落所致。当地学者将 “號” 字识为 “张” 字，便顺理成章地将后面模糊的二字识为 “君后” 二字，继而认定为 “张皇后”，并向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还写成论证文章发表，这就有点望文生义了。“号”“张” 二字无论从笔画和字形皆无相似或近似之处。

我们否定此墓为 “张皇后墓”，已为当地学者认可。但关键的问题是，这 “吴公” 到底是谁？根据碑文所示，“吴公” 一定是个大人物，否则何必费尽心思隐匿关键的字句？“吴公号” 后面模糊的两个字会不会是墓主人的名或字、号？种种迹象使我们不禁将 “吴公” 二字与吴三桂联系起来。吴三桂有诸多名、号，如长白、月先、月所、延龄、硕甫、雄爽等。从碑文的字迹影像看，难以辨识的二字，其字形与笔画与 “硕甫” 极为接近。识得这二字，一切皆迎刃而解了。这通碑的碑文应为 “受皇恩颐养一次八十五岁吴公號硕甫墓”。这确实是吴三桂的墓。

这次考察本专为 “张皇后墓” 而来，其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否了张皇后墓，却发现是吴三桂的墓，收获之大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吴三桂死后葬于何处？其尸骨是否被清朝获得，真的 “示众” 于天下？这是清初的一大疑案，多少年来以其难度之大无人问津。谁能料到，在贵州偏远的深处，先出现陈圆圆之墓，继之马宝、吴启华（应麒）之墓相继出现，而且马家寨千余人皆为吴三桂之后裔，最后吴三桂之墓也突然出现了，300 年来的一桩疑案始告破解。

以上所述全凭文字解读，滕老撰《吴三桂墓碑考》一文将详细论证。但墓中所葬之人是否真是吴三桂，最根本也是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实行发掘，验其尸骨，比文字之断更为可靠。当然这要当地政府作出决定才可以这样办理。

通过两次考察，综合史书记载，提出了我们的基本看法。吴三桂与陈圆圆的问题是清史研究中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大家都来讨论。对于我们提出的看法，确信一定会有诸多不同的意见，这没有关系，学术是在争论中发展的，争论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原动力。我们会欢迎和重视各种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持批评和否定的意见，如果能拿出远胜过岑巩县马家寨的证据，我们必然放弃原先的观点，修正错误。

英文摘要

The Reclusive Place of Chen Yuanyuan and the Descendents of Wu Sangui

LI Zhi-ting

The surrender to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led to the order of the killing of all his family members twic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was mentioned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books. As for the fate of Chen Yuanyuan, who was Wu Sangui’s treasured concubine, there are different stories, such as committing suicide in a lake, escape or recluse. Such historical records seem to prove that all Yu Sangui’s family members were killed.

The recent news that there are Wu Sangui’s descendents and Chen Yuanyuan’s tomb in Majia Village of Cengong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is shocking. Together with several experts on the Qing histor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made two investigations in Majia Village and proved that the Wu family there were descendents of Wu Sangui, and Chen Yuanyuan lived there as a recluse. There exist Wu Sangui’s, Chen Yuanyuan’s, Ma Bao’s and Wu Yinglin’s tombs in this village.

作者简介：李治亭，男，吉林长春人，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治清史兼及东北地方史。

责任编辑：邹建达

崇让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滕绍箴：吴三桂墓碑考
吴三桂墓碑考

滕绍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20

刊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时间：2011 年 9 月 第 43 卷第 5 期

收稿日期：2011-06-24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1)05-0072-07

摘要

吴三桂尸体是否为清朝政府所获，多年来多有疑惑。2010 年 7 月在考察贵州岑巩县之水尾镇马家寨时，听到吴氏秘传人谈过诸多有关陈圆圆梦幻中吴三桂的影子，令人生疑。不久传出发现一座怪异墓碑。同年 10 月再次考察马家寨，对于这座墓碑进行研究的结果证实这是吴三桂的墓。为此本文对陈圆圆梦幻中有关吴三桂尸体的行踪和吴三桂墓碑等相关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和考证，结论是：墓碑是吴三桂的。本文将对这个墓碑进行考察的情况加以如实报告。

关键词：吴三桂；陈圆圆；天安寺；马家寨；硕甫

在吴氏秘传人的谈吐间不时有吴三桂的影子出现，或者是梦幻，或者是传说，或者是神秘的天安寺地宫。最后我们终于在马家寨看见了吴三桂的坟头和墓碑。鉴于吴氏家族秘传人对于这座坟头和墓碑以不曾秘传为由没有提供任何信息，难住了诸位专家和学者：一则碑文不清需要辨识；二则碑文怪异需要破解。为此对于有关吴三桂的相关资料进行一番梳理、探索，并对碑文进行深入辨识和考证，并就有关吴三桂在马家寨的传闻、尸体是否埋葬于马家寨和墓碑等问题提出看法，与识者共商酌。

一、陈圆圆的梦幻

众所周知，吴三桂的尸体已经被清朝政府分解传示各省。其妻子张氏在康熙十七年与他先后死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吴三桂的墓怎么会在贵州黔东南州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这个古夜郎国地盘出现呢？这得从吴三桂之死说起。

1. 吴三桂死期

吴三桂的死期在史籍记载中没有多大分歧。当时有的说是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十八日死，有的说是十七日死。但大多数文献记载比较一致，都说是死于十七日。《吴逆取亡录》载称：“八月十七日毙于衡州”。《清圣祖实录》等官书记载亦同。连当时朝鲜使者所看到的抚宁县榜文也毫无例外地写道：“吴三桂八月十七日身死”。

从文献看，只有个别书籍记载有所不同。例如《清鉴》和《逆藩吴三桂传》等记述吴三桂死时正 “值中秋节” 或 “值中秋”。吴氏秘传人根据吴三桂的一个侍卫后裔提供的消息也说：“吴三桂死于八月中秋”。这两种意见一般皆从第一种，但本文为分解相关疑难问题暂存后说以备参考。

2. 葬身处诸说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二十八日，云南昆明省城守将归降。清朝前方将领和地方督抚奉令搜查吴三桂尸体，屡搜而不见。寻找尸体之难如史籍载称：“大兵逼云南，（吴）世璠潜易祖柩，自郭壮图数人而外皆（不预）也。及掘逆冢知其伪，遍求之一日而得十三尸，皆焚（烧）而扬其灰”。又有传闻：“真骨瘗铜壁关外。” 清廷急于 “收三桂棺柩，戮尸示众”，久寻 “无可踪迹”。前线将领与云南地方官员们都很着急，于是求救于吴三桂的亲属。据说吴三桂有个侄儿 “出首称‘尸已焚化，匣骨藏安福园石桥水底’”。于是 “戽水掘骨，找到一具尸体，便同吴世璠的尸体一起解往京师。康熙帝得到恨之入骨的吴三桂祖、孙尸体后，于康熙二十年（1681）十二月十三日传谕：‘亲诣祭告诸陵，剉其尸骨，传示各省，悬之通衢示众。’” 或称 “悬世璠首于市，析三桂骸骨，传示天下”。同时也将吴三桂的爱将马宝、夏国相、李本森、王永清、江义等都处以 “磔死”。高启隆、张国柱、巴养元、郑旺、李继业等 “皆弃市”。

清廷出于政治需要所找到的吴三桂尸骨是否具有真实性，后世论史者疑点多多。如前一说，吴世璠从贵阳回到滇城之后潜易祖柩，除 “郭壮图数人而外，他人皆‘不预也’”。也有的说吴三桂的尸体是夏国相 “扶其孙（吴）世璠于柩前嗣位，筑园寝于成都，皆踰制。后大兵破蜀，发其冢，粉骨为尘，无余骼焉”。吴氏密传人却另有说法，陈圆圆于康熙十八年隐瞒 “处置” 吴三桂尸骨之后再下湖南。云南昆明市金殿名胜区编的《吴三桂陈圆圆》未加慎重研究援引上说云：“吴世璠败退四川、云南，葬吴三桂于成都。清军进剿，掘吴三桂墓，将其尸剁为肉泥”。这些说法也有真实部分，如吴世璠曾经潜移尸体，当是事实。但何时 “潜移”，潜移何处？却另有隐情。至于移往四川成都之说，便是缺乏历史知识所致。因为夏国相等援川部队从未到过成都，只在川南永宁、叙州、马湖、建昌等地活动，根本就不曾到达过成都。

3. 梦幻藏尸

清廷所得到的吴三桂尸体到底是真是假？现在看未必是真。但从吴氏密传人提供的蛛丝马迹看，所谓陈圆圆 “隐瞒处置” 吴三桂尸体后再下湖南的说法，结合当前在马家寨发现的吴三桂墓碑，让人不能不作诸多遐想。主要是吴三桂的尸体不管是否焚毁，陈圆圆再次下湖南时有可能将吴三桂尸体带到黔东南州。目前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我们在考察黔东南州之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过程中，发现许多地名都源于陈圆圆等人开始在这个地区隐蔽的初期。诸如大马家梁、小马家梁、襄子屋、血淌坳、圆圆桥、龟形脖子、马家寨、罗家湾、三桂洞、搭茅（木）洞等等。这些地名至今都有具体地址可查，而围绕地名的传说故事只要对证文献资料，都能找到可靠的时间和人物活动足迹，并不神秘。但由于陈圆圆等人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来到这个地方，为了不被族诛，有些地名是通过神奇故事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出来。这些故事原本有实际内容，却至今仍为它的神秘外衣所掩盖。

“三桂洞” 是这个时期地名典型的一例。故事内容是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经常梦见吴三桂在这个洞里出出进进。” 或者说：“老太婆（陈圆圆）在第二次上山期间，由于经常梦见老太公（吴三桂）送梦给她，并经常梦见老太公在搭茅（木）洞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出现。后来老太婆出资把这个山洞连山体都买了下来。为了老太婆的托梦心愿，最后把这里‘喊叫三桂洞’”。这个梦不是别人编造的故事，正是陈圆圆之佳作。据此可以提出三点看法：

从直观感觉说，这是陈圆圆苦思冥想丈夫，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完全当做一个梦去理解。至今马家寨的后裔们都不折不扣地相信它是个梦。

如果陈圆圆为了保护吴三桂的尸体不被清朝政府发现，她从云南昆明将尸体带到这里后隐藏在洞中，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而梦的作用是既怕真情暴露，又恐后人不知，用托梦办法便可以达到目的。因为这个梦能够使后裔子孙记住老主公尸体曾经在这个山洞里隐藏过，同时披上梦境、迷信的外衣，使令后世子孙不必较真，只是个梦而已。所以笔者联系到秘传人说，陈圆圆再次下湖南曾经将吴三桂尸体 “隐瞒处置” 完才正式启程。如何 “处置” 没有说。如果将吴三桂灵柩起出来带走，与史籍所载的吴世璠回云南之后 “潜易” 尸骨，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完全吻合。

笔者大胆推测，吴三桂的尸体从康熙十八年（1679）六月已经随同陈圆圆前往镇远。而当年八、九月间进入搭茅（木）洞地区，隐藏在三桂洞中。否则陈圆圆不会出巨资将整个三桂洞的山头都买下来。因为只要买下山体，此山便可独家占有，吴三桂的尸体安全便有保障，任何猎户、樵夫的足迹都不敢踏入了。

二、尸体移葬马家寨

探讨吴三桂尸体被陈圆圆从云南带到搭茅洞一带，隐藏在三桂洞中，这还是陈圆圆在搭茅洞的猴子岭居住时期的事情。这段时间不长，大约从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底至康熙十九年（1680）二、三月间，此后她便移居龟形脖子的屋场田。在这里只居住将近两个月，于当年四月中旬周军在辰州、沅州两府先后败退，吴应麒退兵来到龟形脖子，帮助陈圆圆搬家到老屋场。吴氏秘传人说在老屋场 “一直住到雍正年间，上面追得不太紧了，才下山住到马家寨”。然而陈圆圆并没有一直住在这里。

1. 神秘的地宫

吴氏二房 10 代秘传人吴永松说，康熙二十四年家族曾经来到马家寨这块不毛之地。对照雍正年间最后离开老屋场等事实，到马家寨者可能是陈圆圆和吴应麒等从长远之计派遣部分人先来开拓此地，不是整个家族搬迁。此时陈圆圆曾经在马家寨后山建有地安寺，准备出家在这里，后因风水有碍才离开地安寺，买下天安寺出家为尼。陈圆圆出家天安寺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估计实在康熙二十四年前后。这就牵扯到神秘地宫问题。

据秘传人提供的信息，吴三桂有一位马前侍卫官吴氏后裔说：“吴三桂（尸体）秘藏于天安寺地宫。” 同时有一个在天安寺居住的姚茂华先生说，叔叔姚元芳告诉他：民国时期天安寺和尚祖公姚祖林及其继爷河通和尚以及刘姓老人，听一位姓吴的古书先生亦说陈圆圆皈依天安寺（平西庵），是为吴三桂守灵。这就向我们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从时间看，陈圆圆在搭茅洞地区守灵于 “三桂洞”，移居天安寺时守灵于 “地宫”，形影不离。其二，从陈圆圆与吴三桂的关系和她本身重感情等因素看，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众所周知，陈圆圆 22 岁之前苦难多多，对于她来说真是苦海无边。只有正式与吴三桂生活在一起的 35 年日子里，她才过上真正的王妃生活。所以她心目中已是充满着无限的满足、爱慕。吴三桂也是情深义重。譬如顺治十四年（1657）六月，清廷因为早已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接着将 “三藩” 各王妻子一律封为王妃（满语福金）。在平西王府中提出王妃应当以吴三桂原配夫人张氏报请，还是陈圆圆报请。按照吴三桂之意无疑当举陈圆圆。而张氏与陈圆圆从顺治元年（1644）以来相互之间相处已有 15 年，彼此十分亲昵，即 “亲若姊姒，亦无意相争”。而陈圆圆却抱着谦让的态度，把王妃之荣誉给予张氏。吴梅村在《圆圆曲》中说：“延陵进爵为王，圆圆将正妃位。辞曰：‘妾以章台随质，谬污琼寝。始于一顾之恩，继以千金之聘。流离契阔，幸保残躯，获与奉匜之役。珠服玉馔，依享殊荣，分已过矣。今我王析圭祚土，威镇南天，正宜续鸾戚里，谐风侯门，上则立体朝廷，下则垂型裨之大典。…… 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别取。中间而后妇（指张氏）悍妬绝伦，群姬之艳而进幸者辄杀之。唯圆圆能顺适其意，屏谢铅华，独居别院。虽贵宠相等，而不相排轧，亲若姊姒。”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陈圆圆生活在幸福之中，内心的满足感昭然可见。

陈圆圆沉浸在甜蜜的生活之中，她时刻不曾忘记与吴三桂一起生活的甜蜜日子。史称：吴三桂 “时命圆圆歌，圆圆每歌大风之章以媚之。” 吴三桂兴致所感，酒酣恒剑起舞，作发扬蹈厉之容，陈圆圆 “即捧觞为寿，爱其‘神武不可一世’”。吴三桂充分享受爱妾对他的理解，对陈圆圆更是 “益爱之，故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此情此景，让读者不难了解她们之间的爱有多深。因此吴三桂死后，陈圆圆在衡州（今衡阳）拖着虚弱的身躯哭得死去活来，坚持护送灵柩回云南。从昆明携带尸骨到搭茅洞藏入三桂洞，再移至天安寺地宫，完全可以理解。她在云南出家当尼姑，又行还俗，同样是与吴三桂之间尘缘未了所致，亦可见对她来说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完全地甘愿为吴三桂及其后裔作出自我牺牲。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理解，陈圆圆出家天安寺后，吴三桂的尸骨移至天安寺地宫的可能性极大。有人说挖掘地宫可以找到吴三桂遗骨。笔者认为毫无意义，因为陈圆圆不太可能自己死后尸归马家寨，而将他的爱夫丢在天安寺地宫。这里有她们之间隔不断的爱情。这种爱情的热球从双向相互滚动到单边推动，数十年而不懈。随着陈圆圆的尸移，吴三桂的尸骨必动，因为她死前早已作了安排，并说她的尸体之所以移往马家寨，是吴三桂托梦所定。

2. 移尸马家寨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陈圆圆出家天安寺的最后一天，她 “为老太公念经求佛，让其早日登仙”，或许她认为已经感动上苍，她 “根据老太公送梦的意思，决定自己的尸体要埋在马家寨的‘右边狮子山下的绣球凸上’”。她死后的当晚，据说吴启华梦见陈圆圆 “满面春风，弹着琴，喜笑颜开地腾云” 驾雾，并 “喊着回马家寨去了！回马家寨去了！” 当吴启华从梦中醒来后的早晨，已经 “知道母亲已登仙”。第二天天安寺就来人送信，讲明了老太婆要尸回马家寨保佑后人的遗言，并说庵上要给她超度亡魂，定好时间去抬灵柩等等。

上述的梦境和事实综合起来分析有两个问题。其一，陈圆圆说她的尸体移葬马家寨是 “老太公送梦的意思”，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在陈圆圆的遗嘱中必然有关于吴三桂遗骨一同移往马家寨的条款。其二，陈圆圆尸体埋葬在马家寨，无论是通过吴启华的梦也好，还是通过第二天接到的遗书也好，都反映出她的尸体葬在马家寨时，吴三桂的尸体也来到了马家寨。只是密传人为保密需要不肯说出来而已。

三、吴三桂的墓碑

2010 年 9、10 月间，笔者收到贵州之岑巩县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透松老先生两封信。信中告诉在马家寨发现一座 “吴公张君后墓”，他们认为必是吴三桂的妻子张皇后的墓。这位张皇后是吴三桂结发妻子，为人强悍，是清朝额驸吴应熊之母。有关她的情况稍加介绍。

1. 封福金与死期

所谓张皇后是指吴三桂建国大周时的封号。清廷原封她为 “福金”，即 “王妃” 之意。顺治十四年（1657）六月十五日清廷册封福金的册文说：“勋高屏翰，爰推懋赏之规；化起闺帷，聿重从夫之秩。丝纶时贲，祎翟增辉。尔平西王福金张氏，性秉柔嘉，心怀淑慎，相夫报国，殚翼戴之忠忱；砥德宜家，表温恭之懿范。是用封尔为福金，锡之金册，延兹世庆，益着誉于藩封；锡尔纯禧，永垂声于彤管。恩绵勿斁，贵极毋骄，钦哉。”

这位张皇后何时死的，尚有分歧。她是于康熙十七年（1678）与吴三桂同一年死于衡州。一般史籍记载她死于当年的九月，诸如《云南府志》载：“凡九月，伪后张氏死。”《吴逆取亡录》指出：“九月，伪后张氏死。” 刘健的《庭闻录》有同样的记载。只有个别史籍与吴氏秘传人持有不同的说法，认为 “张氏在康熙十七年六月病死于衡阳”。如果六月死，在吴三桂前死；如果九月死，便在吴三桂死后。如从刘健的消息来源看，有当时在衡州宫廷人直接转告，时间比较接近，可信度较高。秘传人消息来源是吴三桂侍卫后裔，相传时间历经 300 年，难免有误传之嫌。

2. 极怪异的墓碑

在马家寨新发现的墓碑，所谓 “吴公张君后墓”，看去十分怪异。其碑文因字迹不清，最初辨认为：“受皇恩眷养一次八十五岁吴公张君后墓”。碑面右边辨认为：“雍正元年岁次癸卯季春月卄七藏立”。单从行文分析很难解释。一段时期，岑巩县文史馆研究人员与秘传人等研究、推测 “是吴三桂妻墓”，并指出是 “吴应麒的母亲就是张氏” 等等。这座墓在吴氏秘传人的传承内容中未被列入，可见它是神秘中而又神秘的墓碑。同时碑文怪异，字迹不甚清晰。最初地方文史专家们定为 “吴公张君后墓”，为此地方一些专家、学者曾经发表过相关的文章，都是误读碑文所致。

根据这条信息，尽管一段时期有误读情况，但有四点引起笔者特别重视：

在吴氏家族诸多秘密中，这是更加特殊的秘密，可谓绝密。此碑既不许口传，亦不公开矗碑面世。

这个墓碑 “面高 80 厘米，宽 44 厘米，带有三角形立体图形的碑帽，其长 42 厘米，宽 20 厘米，高 8 厘米。墓碑左边的杆长 82 厘米，宽 78 厘米。与陈圆圆墓相比，‘碑面高、宽均大’得多。此墓主人地位肯定高于陈圆圆。

墓碑落款与 6 年后所制作的陈圆圆墓碑最大的不同是没有立碑人署名，如吴启华（即吴应麒）给陈圆圆立碑自认 “孝男” 字样，也表明其保密程度更高。

墓碑是雍正元年（1723）所立。根据秘传人吴永鹏提供的另一条信息，吴氏家族当初到这个地区曾经隐蔽在老屋场（岩屋井），一直住到雍正年间，上面追得不太紧了，才下山住到马家寨。此墓正好于雍正元年所立，看来朝廷更换皇帝，对旧案追查放松，这座坟墓才在政治环境宽松的情况下树立起来。

这座怪异墓葬该如何解释呢？

（1）“受皇恩颐养” 5 个字，经过辨认，早先认定的 “眷” 字应为 “颐” 字。这 5 个字在吴氏墓群碑文中独一无二。很明显，这既是地位性的标志，也透露一点内部人方能知晓的信息。但 “受皇恩颐养” 5 个字的出现，将此碑地位提高到极致，对比之下，将军马宝墓已经望尘莫及，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出现吴三桂的影子。然而科学本身不能单凭臆测，必须进行合理地论证。目前对此有三种解释：一种认为是指明朝的 “皇恩”。笔者认为这个意见不妥。因为吴三桂在顺治元年（1644）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曾经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谈判，决定归顺李自成，与故主崇祯皇帝的明朝决裂。从当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他回过头来又打着明朝旗号，同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等谈判请兵，到十六日前后以 “愿如约”，派遣信使杨坤等明确向多尔衮等清朝政府表态归顺。吴三桂于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在山海关外威远堡朝见多尔衮等，叩首称臣，正式成为清朝大臣。顺治元年（1644）十月十三日被正式封为平西王。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三日以生擒永明王等即永历帝历年战功被封为平西亲王。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吴三桂亲自指挥杀死永明王，再次表明与明朝绝情绝义。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为号召汉族起兵反清，带领属下前往永明王坟头叩拜以申号召民众之举，再次打起明朝旗号。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初一日（史籍称初二日，吴氏秘传人称是初三日）第三次抛弃大明旗号，自称大周皇帝。通过对以上史实的追述，笔者认为此碑的 “皇恩” 与明朝无关。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个 “皇恩” 是指清朝。笔者同样认为不妥。因为尽管吴氏隐居成功后改变反抗清朝的战略方针，提出名字排辈为 “应、启、世、大、朝、廷”，即 “应启事大朝廷”，换句话说应当启动以小事大、遵奉清朝的策略。但此墓是吴三桂死后之墓，他活着时反清宗旨未尝改变，死后墓碑奉清朝 “皇恩” 有强加于死者之嫌。况且吴氏后裔并没有放弃 “等待时机” 东山再起的宗旨。“应启事大朝廷” 只是暂时权宜之计。所以这个 “皇恩” 与清朝同样没有关系。第三种意见认为这里的 “皇恩” 是如同历朝皇帝所泛指的 “皇天” 之 “皇” 而言，皇天是天父，皇帝是天父之子，吴三桂称帝后认为自己是 “受皇天所命”，大周皇帝自然遵奉 “皇天”。所以碑文中 “受皇恩” 是受 “皇天” 之恩。整个句子 “受皇恩颐养” 就是 “受皇恩眷顾，颐养天年” 之意。第三种意见就是笔者的见解。

（2）“一次”。这个词使许多读者大伤脑筋，无论如何分析都无法解释。诸如从前文说受皇恩颐养，怎么就 “一次” 呢？再从后文说怎么 “八十五岁” 还按次数分呢？经过数月研究，笔者从 “受皇恩颐养” 这一基本点出发，认为 “一次” 从字面直说就是 “第一次”“首次” 之意。稍加内涵即指 “开始”“开创”“开拓”“创意” 等意思。深涵之当指皇帝的庙号 “太祖”“高祖” 等意思。结合此碑所指当是 “大周太祖高皇帝” 之意。因为康熙十七年（1678）十一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在云南昆明即位时，追认吴三桂为大周太祖高皇帝，吴应熊为太宗孝恭皇帝。所以这个 “一次” 应该解读为 “大周太祖高皇帝” 为宜，暗指创业之主。

（3）“吴公號硕甫墓”。这一组词是此碑最关键的定性词汇，它有三个要点。其一，吴公，这是判断墓主性别的主要根据。刚刚开始研究碑文时，因为字迹不清，有人忽略了这一点。2010 年 9 月、10 月和 11 月，岑巩县的有关专家们曾经分别在《贵州都市报》《贵州政协报》和《黔东南日报》发表三篇文章中，都将此碑的墓主人说成是 “张皇后”，弄成男女不分的尴尬。其二，学者们之所以将墓碑说成是 “张君后墓”，主要是 “號” 字不清楚，将 “號” 字左上方的 “口” 字当成 “弓” 字的头部看待，断成 “张” 字。加上 “硕甫” 二字更加模糊，将 “硕” 字当成 “君” 字、“甫” 推断成 “后” 字所致。严格地说，将 “號硕甫” 误读为 “张君后” 没有什么奇怪，只是作者们为新发现而过于冲动，不够慎重而已。一般墓碑没有将死者之 “號” 刻碑之习。主持此碑刻的吴姓人当初担心其后裔们因前两组词隐蔽而导致不知 “吴公” 为那一代之 “吴公”，而采取隐名用号手段。其三，“號” 字后边 2 个字 “硕甫” 的字迹模糊，只能看到第一个字的左上部和第二个字的右下部分有影像而笔画不清。如果不是真正了解墓主人的历史，根本无法解读。笔者曾著《三藩史略》，知道吴三桂有诸多名、号，如长白、月先、月所、延陵、硕甫和雄爽等等，其名、号多达 6 个之多。按照碑文字迹影像，只有 “硕甫” 与之相合。结合前两项分析断定：“吴公號硕甫墓” 必是吴三桂墓无疑。

（4）八十五岁。尽管对碑文作出了肯定的判断，但这 “八十五岁” 如何解读，使之与碑文相适，使笔者再陷深渊。然而在深入调查吴氏秘密传人中发现，他们对于吴三桂死亡日期与史料普遍记载有异。史书普遍认为吴三桂死于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十七日，而密传人传承则为八月十五日，即 “中秋”。以此为新亮点，笔者认为 “八十五” 就是八月十五。“岁” 字是 “年” 之意。哪一年呢？自然是吴三桂死的那一年，即康熙十七年，干支为 “戊午” 年。经过上述释析，整个碑文当是：“受皇恩颐养大周太祖高皇帝吴公號硕甫之墓，卒于康熙戊午年中秋”。

至于碑刻右侧最初判断为 “季春月卄七藏立” 8 个字，其中的 “季春月卄七” 当是三月卄七，因为 “季春” 是三月，用现在的写法应是 “雍正元年岁次癸卯三月卄七”。而 “藏立” 二字字迹仍然无法辨识。为此笔者将碑文拓片带回北京再三研究，并参考诸多旧有碑文，断定 “藏立” 二字应为 “榖旦” 二字。“穀旦” 者 “吉利之日” 也。古代墓碑常用 “穀旦”“某日穀旦”“某日穀旦立” 或者 “某日立”“初几日立”“朔某日” 等等。在马家寨坟山墓群中的吴启华墓和吴仕龙墓分别用 “初六日穀旦” 和 “朔六穀旦立”。陈圆圆墓碑则用 “仲冬月吉日”，其中 “穀旦” 用 “吉” 字取代。所以碑文右侧之文为：“雍正元年岁次癸卯三月卄七穀旦”。以上的释文为初释，研究历史当慎而又慎。初释需要验证吴三桂碑下是否有本人尸体，那是后续的事情，此碑释文仅供参考。

从上述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其一，陈圆圆的梦幻有可能是真，亦可能是假，科学毋庸臆断。但根据笔者对陈圆圆的了解，吴三桂的尸体运来马家寨有一定的可信度。其二，吴三桂的尸体从三桂洞、天安寺地宫到马家寨的迁移历程，符合陈圆圆的感情发展轨迹，笔者不疑。其三，吴三桂的墓碑经过考证确实在马家寨，其尸骨存在否需要进一步证实。如果不发生意外，笔者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英文摘要

WU Sangui's Tombstone

TENG Shao-zhen

There have been controversies over whether the body of Wu Sangui was seized by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In July 2010 when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was in Majia Village of Cengong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he heard of much talking of Chen Yuanyuan and Wu Sangui but had doubt about its truth. In October,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made another investigation of this tomb and concluded that it was Wu Sangui's tomb. The paper also gives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Wu Sangui's body and his tombstone.

Key words: Wu Sangui; Chen Yuanyuan; Tianan Temple; Majia Village; Shuopu

崇让堂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益茂：吴三桂后裔今何在 — 读《陈圆圆后传》
吴三桂后裔今何在 —— 读《陈圆圆后传》

杨益茂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刊名：贵州社会科学

总 281 期 第 5 期

2013 年 5 月

DOI:10.13713/j.cnki.cssci.2013.05.006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 (2013) 05-0048-05

摘要

在清代的官方记载及文献中，吴三桂在康熙平定 “三藩之乱” 后，其本人和直系子孙已被斩尽杀绝，绝无后裔可言。然而，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对待历史和现实的今天，人们发现吴三桂确有后裔生存下来，并经李治亭和滕绍箴等专家的考察、研究予以证实。《陈圆圆后传》即是他们研究、考证的结晶，该书由岳麓书社于 2012 年 5 月出版。近日，捧读大作，深为他们的辛苦劳作所感动，更为他们的学识所激励，尤为清史研究的深入而鼓舞。

关键词：陈圆圆；吴三桂；岑巩；后裔

一、揭示一段难为人知的历史：吴三桂一支后裔仍生存在贵州省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

《陈圆圆后传》（滕绍箴、李治亭著，岳麓书社 2012 年版）的功绩，是第一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揭示了吴三桂家族一支后裔成功躲避了清王朝的疯狂追杀，隐居在现今贵州省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目前，仍在该村寨居住的有 230 余户，1300 余口，异口同声自认吴三桂是他们的 “老太公”，陈圆圆是他们的 “老太婆”。

众所周知，康熙在平定 “三藩之乱” 后，对吴氏家族采取了极为残忍的镇压。先是在吴三桂起兵 “反叛” 后的康熙十三年，将作为人质的吴三桂长子吴应熊及长孙吴世霖绞杀，其余的孩子发给官方为奴；继之在吴三桂兵败后的康熙二十年，将吴应熊剩余的六个孩子杀掉。应当说，按官方文件，清廷的处置已将吴三桂直系子孙斩尽杀绝。如果此说确凿，吴氏家族已无直系后裔可言，哪里还有马家寨吴氏可言。

然而，历史的真实与诡秘或许就在这里。该书依据马家寨吴氏传人的口述以及实地考察，结合清代档案及其他文献，对比分析，得出了吴三桂一支后裔生存在马家寨的结论。其主要依据为：

一是马家寨的现居人口不因吴三桂的声名不佳而讳言，自称为吴氏后裔。而且其家族族谱及厅堂上公然悬挂着写有 “延陵” 二字的堂号。堂号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家族表明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也是敦宗睦族、维护和传承家族支脉的重要手段。

“延陵堂” 起源古老。相传春秋时，季札受封于延陵，即今江苏武进地区，是当地吴姓的传统 “堂号”。而且，吴三桂本人又称 “延陵将军”。该书附录的李治亭所撰《吴三桂后裔与陈圆圆归隐地寻访记》称：他们初次考察，就发现马家寨民居厅堂正中供奉的神主之位和家族祖先，其两侧对联的上联显赫地写有 “延陵堂上历代宗祖昭穆考妣姻亲神位” 字样。作者立即判定：“第一，吴三桂与马家寨之吴姓同出一宗，同属一族；第二，进一步说，为纪念吴三桂，皆以‘延陵’而代之，不用其名，也有利于隐蔽。” 应当说，这是运用民俗学知识做出的重要判断。

至于 “马家寨” 的称谓，据吴氏后裔 “秘传人” 介绍，起源于清初为躲避清廷的追杀，也为感念保护他们秘密迁居到此的马宝将军，故多年来将此地称为 “马家寨”。他们则隐秘本姓，以利生存。直至嘉庆年间始称吴姓，一直到民国年间才敢于承认为吴三桂的后代。真正敢于揭示其家族秘密，乃是最近十余年的事。

二是现在居住在马家寨的吴氏后裔，是吴应麒一支。在清代档案史料上，吴应麒一直是作为吴三桂的侄子记载的。如果是这样，则非吴三桂直系。同时，一些史料还记载，吴应麒及后代早在康熙二十年被清廷在云南军前正法；还有的记载他们被吴氏集团内部的郭壮图派人处死。

然而，依据马家寨吴氏后人的口述，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依据祖上的传说，吴应麒是吴三桂的亲生子，为吴三桂在关外纳妾杨氏所生。由于为正妻张氏所不容，遂送其兄吴三凤抚养，待长大后，再认生父。至于吴应麒为郭壮图派人杀死的记载，作者分析乃是吴氏后人 “洪化” 小朝廷所释放的烟幕弹，目的是保护吴应麒及其子孙的隐蔽生存而已。至于清廷将吴应麒等子弟九人投诚被杀的记载，则认为正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吴应麒，走投无路而轻信清廷的许诺而已。

三是吴应麒一支能够隐蔽在贵州岑巩马家寨，得以生存、繁衍，是吴氏后裔在吴三桂去世后，在清军大兵压境、失败在即的情况下，为保留后裔主动而成功地实施所谓 “夜郎计划” 的结果。该计划由郭壮图、吴应麒及马宝等人在秘密状态下提出，并由他们配合陈圆圆等具体实行。该书具体描述了该计划的提出及具体实行情况，并依据吴氏后裔等人的口述和解释，认定吴氏墓地中央位置埋葬的 “吴启华”，实际就是吴应麒。

二、展现陈圆圆保留吴氏后裔的艰难历程

在明末清初吴三桂背明降清、打击李自成大顺军的历史舞台上，陈圆圆曾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当时的文人墨客曾以不同的方式记述了她的事迹和行踪。然而，在吴三桂起兵反清，特别是清军攻破昆明后，有关她的下落则一直扑朔迷离。有的说她早在吴三桂起兵前已死；有的说她于吴三桂起兵后死；有的说她于吴氏兵败后死等。但终无定论，成了历史谜团。

现在，经过滕绍箴、李治亭先生的考证，则展现了陈圆圆和吴氏后裔隐蔽生存的另一番景象。

首先，吴三桂起兵反清前，陈圆圆分析当时形势，曾坚决予以反对。吴氏后裔的秘传人吴永鹏讲：“她虽然没有参政，但是她对政权和时局是心明眼亮的，受的苦也是比较多的。” 当她听到吴三桂要造反，明确对其讲：

现在不是时候，清朝政府已经经营了十多年、二十年的时间，有了立足基础；

你吴三桂把南朝小皇帝抓来杀了，这样整个汉族都极不满意你，你没有群众基础，你失信于民；

你考虑不考虑吴应熊等北京十几口后人的安全，吴应熊是你的儿子；

我的安全无所谓，像吴启华他们这些要不要考虑，需不需要把‘根根’保住。

其次，在吴三桂兵败之际，适时转移、隐蔽吴应麒一支吴氏血脉。按照作者的分析，当陈圆圆感到吴世璠的 “洪化” 小朝廷难成气候时，开始义不容辞地实施 “夜郎计划”。她毅然离开昆明，北上湖南，由吴应麒派马宝将军护送陈圆圆及其家眷南下贵州，实现隐蔽藏身。

岑巩，古称 “思州”，为 “夜郎” 旧地，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与汉族接壤的偏僻山区。据说，陈圆圆等为实现隐蔽计划，先是将大量粮草物资乃至金银财宝贮藏于此，再由驻军护卫于四周，并在当地广建寺庙以为掩护。马宝护送陈圆圆及其家眷到达该地后，为了安全又不断迁徙住地，最终落脚到现在的水尾镇马家寨。马宝完成任务后重返前线，主动降清，最终被清廷凌迟处死，但他至死未向清廷吐露真情，保住了吴氏后裔藏身的秘密。后来，吴应麒也在 “洪化” 政权的周密策划下撤退至此隐身。

其三，陈圆圆为了吴氏家族后裔安全，采取一系列自我保护措施。据吴氏 “秘传人” 讲，她曾与当地苗族陈姓人家攀亲，认陈姓为本家，以掩护自己的身份，并保护吴氏后裔。她散发钱财对当地寺庙广为布施，同时广做善事，资助建学校、修道路及疏通水陆交通，以便于运输、联络。

更为重要的是，为纪念马宝，更为便于隐身，将住地取名 “马家寨”，并将吴应麒的两个儿子隐姓藏身，以躲避清廷的盘查和杀戮。为使后人不忘吴氏祖先，她亲自拟定了十八个字的后代统绪辈分以繁衍后代，实现了其为吴氏留住 “根根” 的夙愿。

书中对陈圆圆在吴三桂兵败之后行踪的记述，尽可能将吴氏后人的追忆与历史资料对照，再现了一段较为可信的历史，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认为，吴氏后人的口述与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大体相符，增加了它的可信度。陈圆圆不仅色艺双全，而且是一位有一定政治头脑，对吴家有深情厚谊，有智慧、敢担当、勇于任事的女子。她对吴三桂起兵时形势及吴氏集团实力有清醒判断，又对吴氏家族的未来充满忧虑，兵败后毅然冒险与清廷斗智斗勇，对成功保存吴氏后裔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体现学术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一般的历史研究，多以文字史料为主。该书作者此前也大体如此。如果没有吴氏后裔如此丰富的口述和实物材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陈圆圆还有如此动人的后期事迹，更不会想到在清代专制皇权下，吴三桂还会有后人存活。他们此次的考察与研究，正是突破以往研究方式的结果。

首先，对口述史料予以了高度重视。吴氏后人在隐姓埋名 300 多年后，随着清廷的覆亡，已逐渐有将自身家世公诸于世的愿望。他们先是于嘉庆三年，在清廷剿杀有所放松的环境下，为纪念吴三桂称帝 120 周年，公开吴氏本姓；继之于清末鼓励后人得以到国子监读书，为此还在马家寨专门树碑纪念；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是极力保守家族的秘密，仅仅采用 “秘传人” 的方式保存和传承。直至改革开放后的 1978 年，因缘际遇才敢于公开。该书作者对于他们的口述资料，在鉴别来源的基础上，予以了高度重视。这是该书得以立论的基础。

其次，得益于有心人的探访和研究。文革时期，时任岑巩县宣传部副部长的黄透松被下放到 “劳改”。在此期间，他被迫白天与吴氏家族成员共同劳动，晚上向他们汇报思想、交流谈心，结下了相互信任的情感。彼此的相知、相信，使得黄透松最先初步得知了吴氏家族的秘密。此后，黄透松受命编撰地方志，吴氏家族的秘密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开始了对岑巩历史及吴氏家族秘密的实地调查，并整理编写了一系列文章予以介绍，在当地一定范围内宣传了这一秘闻。

此外，当地的一些学者也为此做出了积极探索。如晏晓明先生曾为探访陈圆圆墓及吴氏后裔进行多年考察；时任黔东南州宣传部部长助理的廖永伦同志也曾多次到马家寨考察吴氏家族秘史。更重要的是，他受地方政府委托直接促成了李治亭研究员应邀组成考察组赴黔考察。这一切，无疑为此后的专业采访和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在此基础上，李治亭研究员和滕绍箴研究员亲自访谈吴氏 “秘传人” 吴永鹏，并对其口述材料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同时，实际勘察吴氏墓地，特别是对陈圆圆、吴启华、马宝和类似吴三桂的墓碑进行了认真的辨认。其间，经吴氏后人的解释，初步破解了吴氏墓地的若干谜团。

诸如对于上联 “重垒土莹人祖即己祖”，下联 “复修石台若翁如吾翁” 的墓碑，基本确认为马宝墓。再如，对于上联 “（隐）姓于斯上承一代统续”，下联 “藏身在此下衍百年萁裘” 的墓碑，基本确认为吴启华（吴应麒）墓。对于墓碑上留有 “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其下刻有 “孝男吴启华、媳涂氏立；孝孙男吴士杰、杨氏” 的墓碑，经吴氏传人的解释，因陈圆圆本姓邢，苏州人，6 岁父母双亡，由陈姓姨父养大。因两姓均有 “耳” 旁，所以 “聂” 字代表其两个姓氏，基本认定为陈圆圆墓。

这种实地考察、利用口述史料和碑铭文献结合来破解历史谜团的做法，得到学界的肯定。他们考订的结果也基本得到诸多学界人士的赞同。此外，对于刻有 “受皇恩□养一次八十五岁吴公号□□墓” 的碑文中 3 个难以辨认的字，初步辨认为 “颐” 和号 “硕甫”。其中 “硕甫” 为吴三桂的号，二位专家则初步认定为 “吴三桂墓碑”。

此外，他们还对于马家寨当地居住的民众进行采访，对民居进行考察。对当地居民的采访，使他们加深对吴氏家族聚居在此的印象。因为 230 多户居民，全部自称为吴三桂后裔，并历经多年不因吴三桂名声不佳而改悔。马家寨自成一个封闭的村落，每条街道都成丁字形，房屋建筑仍保持明清式样。家中的堂屋，供奉着祖先牌位，醒目标示出 “延陵堂” 堂号，作为吴氏家族的标志。家族墓地就坐落在寨子后边狮子山下的绣球凸上，并且男女按辈分葬于墓地两侧，亦为一特殊之处。

面对如此状况，两位专家进一步认证了其为吴三桂后裔。值得称许的是，作者对于口述史料，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尽管他们认定马家寨的居民为吴三桂后裔，但是对于 “秘传人” 的口述也不是一味信从，而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因为即使采用极为严谨的口传程序，也难免有失传、误传之虞，何况形成口述材料的当时，也难免存在不实之处。

严肃的史学著作显然要经过审慎的考订而不能人云亦云。作者尽可能将吴三桂与清王朝的斗争及其后裔的隐蔽生存放到当时的背景下考察，乃至细致到具体的行军路线、地点、主要将领的行踪等，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这一点在描述马宝帮助陈圆圆隐蔽吴氏后裔的事件中极为明显。尽管吴氏后人口述中对马宝有神话化色彩，但是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核实当时清军与周吴军队战争形势，考订出陈圆圆由湖南前线退往贵州的大体时间和路线，使这一传闻具有了较为扎实的资料依托。

由此可见，突破单纯利用文献资料的局限，将其与口述史料及实物考察相结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诸学科知识和研究手段对比分析、辨别，往往更便于破解历史难题和谜团以还原真相。该书的问世就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四、拓宽了清史研究的视野

《陈圆圆后传》不仅填补了吴三桂家族史研究的一段空白，使人们得以了解清初三藩事件的后续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对清史研究也起到了开拓视野的作用。

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求真。选用史料应力求客观、全面。历史上，清皇室为 “流芳百世”，曾对清代文献档案进行过大量篡改，以掩盖事实真相，为其统治制造合理、合法的根据，大量真实的情况反而被淹没。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的研究往往轻信档案，结果自觉不自觉地跟着清代统治者定的调子走。对与清代统治集团并列或对立的一方，往往缺乏应有的关注，更缺乏研究。

以清代平定三藩来说，人们从维护统一出发，肯定康熙的历史功绩。这固然毋庸置疑。然而，如果仅仅从清政权遗留的资料出发，仅研究胜利一方的人物或集团，其成果就难免出现偏颇，而看不到或看不清另一方面。李治亭先生的《吴三桂大传》和滕绍箴先生的《三藩史略》等，则力图将该事件的另一面展现出来，便于人们进行较为全面的思索。现在，《陈圆圆后传》将吴氏家族得以存活发展的历史和陈圆圆不为人知的后期行踪展示出来，对于认识当时的斗争状况和社会现状无疑开了眼界。

该书还进一步暴露了清代专制统治的残暴。清代君主是善于学习中原文化的。他们在政治领域学习的最大成就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自秦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康熙则是重要代表。在以往对他的记述中，称赞他的统一和扩张版图的同时，也把他描述成一位仁慈的君主。如清代王室后裔就是如此做的。康熙死后，上尊号，称他为 “圣祖仁皇帝” 就是明显的例证。

然而，事实上，清代帝王开疆拓土无不是以大规模的征战和杀戮为代价的。康熙为了政权的巩固，对反叛势力或认为可能存在的潜在异己或反对势力，同样施以极为残酷的镇压。以康熙平定三藩来说，他不惜倾全国之兵力进行征战，不仅再次将百姓推向战争的深渊，而且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对反对派头面人物及其家族采取了 “斩尽杀绝” 的方式。其对待吴三桂家族及其部属就是明显的一例。

平心而论，吴三桂为人不可取，但是对于清王朝开疆拓土、消灭晚明势力来讲，可谓 “功莫大焉”。为此，清廷曾对其加官进爵，并将康熙的姑母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然而，时隔不久，当清廷大局初定，三藩势力也有所扩大之时，康熙就迫不及待地予以消灭，其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深究与回味。

康熙胜利之后不仅将吴三桂直系子孙斩尽杀绝，同时在云南大肆搜索，将吴三桂和吴世璠的尸骨（吴三桂的尸骨真假未知）解往京师，于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传谕：“亲诣祭告诸陵，剉其尸骨，传示各省，悬之通衢示众。” 此外，凡是追随吴三桂入关的亲信、手下的大将，一律清查严惩不贷。据说，仅清查一项就搞了几年之久，查出拟处理官兵达五万多人，然后分别或杀戮、或入官为奴、或迁徙到边远地区。对于已经许诺投降不杀的官兵，最终仍然杀无赦。该书揭示的以上事实，无不鲜明反映出专制统治的野蛮与落后。

吴三桂后裔得以生存与延续，还显示了专制统治体制仍有缝隙可以利用。清代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将专制体制推向了顶峰。清朝统治者依靠一小撮上层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机器将全国民众置于被监督、控制和盘剥的网罗之下。然而，以少数人或一个家族的势力对亿万民众实施专制统治是很难成立、更难持久的。何况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丛丛，各级官吏在层层拍马的同时，为了晋升又相互攻讦、告密、欺骗、贪渎。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此起彼伏。这一切，又造成专制政体在实施统治上的诸多缝隙。

陈圆圆与吴氏后裔正是利用这些缝隙，使自己得以躲过清军的追杀。他们选择清朝统治相对薄弱的贵州苗族与内地交界的民族杂居地区，其自然环境又是原始森林密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曾在此统治多年，熟悉环境，又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和寺庙、宗教势力的掩护，交通便利，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保护和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种条件，掩护了吴氏后裔，使其得以生存和发展。

该书尽可能利用现存资料予以佐证，为再现这一场景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同时，也证实了专制统治体制无能和虚弱的一面。而这恰恰是以往历史研究容易忽略、欠缺的部分。

该书还揭示了一个家族的生存与延续不仅在于它的代代繁衍，更在于本家族文化与记忆的传承。如果仅仅家族人口兴旺，而失去历史的记忆，同样失去了传承的意义。清代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实行了极为严酷的文化专制统治。对于一切不利于其统治的言论，均予以残酷镇压，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大量的 “文字狱”，屠杀了一批又一批稍有头脑、敢于讲点真话或不小心讲了犯忌讳话的知识分子。因此，整个社会处于清廷的严密监控之下，人们有话不能讲，有意见不能说、不能写，呈现 “万马齐喑” 的状态。

人们为了保存或传承有价值或秘密的信息，不得不另辟蹊径。吴氏后裔为了家族的生存，不得不隐姓埋名；同时为了保留家族的秘密，采取了选立 “秘传人” 的方式。该书设专节详细记载设立 “秘传人” 的问题。诸如：秘传人要具有五官端正、有文化、能保密、热爱家族、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等五项条件；秘传人由上一代秘传人在本家族中物色，要能经口传心授向子孙传授家族历史，要能够对陈圆圆、吴启华（应麒）和马宝的墓碑碑文和碑联内容做出准确解释；对祖先遗物要努力保存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规定了严格而神秘的传承方式。这一切，无疑是在专制统治下保存家族秘密的 “创举”。这种方式，对于了解清代的社会生活、家族特点具有重要作用。

毋庸讳言，一个历史谜团的破解往往不是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稿就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众多学者的共同切磋，甚至仍需要材料的进一步挖掘、整理以及观念上的调整。具体来说，该书作为考证和描述该事件的首部著作，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笔者认为，该书试图以传记体描述陈圆圆的后半生，但是与其前半生的衔接似显突兀；该书在口述材料与文字资料的比对、核实中难免遇到难点或迷惑，这本是常态，可以逐步考订，成熟一点证实一点。

然而，书中在一些地方却采用了 “推测” 的方式。此种方式作为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固无不可，然而作为历史传记刊出则有欠夯实与严谨。还可值得探讨的是，该书对马家寨墓地一些碑文的辨识，仍很难取得多数学者的共识。诸如，对于被作者认为是吴三桂墓的碑文辨识，仍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可以推断为 “号‘硕甫’”（因 “硕甫” 是吴三桂的号，对确定是否为吴三桂墓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则认为碑文字迹不清，不能妄下断语等。这些问题显然还需要继续探讨。

然而，瑕不掩瑜。该书大体勾勒出陈圆圆后半生曲折、艰难而又成功保护吴三桂后裔的历史，使其形象日渐清晰，血肉渐趋饱满；基本推翻了历来对于吴应麒为吴三桂侄子的记载，初步考证出应为吴三桂亲生之子的事实；还从断简残垣中，勾勒出将军马宝的人生轮廓，使这位曾经叱咤风云、有血有肉的风云人物得以显现其基本面貌。

这一系列努力，无疑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纠正了以往记载的错讹。此外，该书在附录中登载的作者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和吴氏后裔 “秘传人” 的口述记载及其他热心人士的研究成果，更为读者自行品鉴与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些都难能可贵，显示了作者的功力与学识。

责任编辑：翟 宇

** 作者简介：** 杨益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晚清史、台湾史。

崇让堂

《康熙敕命安南国王攻打吴三桂谕》考释
《康熙敕命安南国王攻打吴三桂谕》考释

文 / 王学深

Textual Analysis of Emperor Kangxi’s order for the King of Annam to Attack Wu Sangui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625(2012)06-0079-03

摘要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清代《康熙十六年十月十六日敕安南国王黎维禧攻打吴三桂谕》是一则珍贵的文物诏书，此诏书一方面体现了康熙帝平定三藩的军事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展现了清代朝廷同安南国的宗藩关系。

关键词

康熙；三藩；安南；史料

一

此件《康熙十六年十月十六日敕安南国王黎维禧攻打吴三桂谕》的诏书，纵 54 厘米，横 169 厘米，是 1921 年教育部拨交清内阁大库档案之一。黄底纸质，诏书四周为行龙图案，诏书左侧为满文，行文从左至右，无圈点。右侧为汉文，共 385 字，有圈点断句，行文从右至左。满汉文两侧均于 “康熙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日期之上钤盖有满汉合璧的 “敕命之宝” 印。诏书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历数了吴三桂的种种缺失及其负恩的事实，后面具体提出安南国世代恭顺，应遴选将士出兵攻打吴三桂的要求。诏书内容如下：

皇帝敕谕安南国王黎维禧，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世祖章皇帝念其投诚，从优渐进王爵，授之军旅，委以事权，异数殊恩，振古未有。爰及朕躬，特进亲王，倚任等于腹心，恩礼加于勋旧。方期其感恩图报，殚竭忠忱。讵意三桂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谋不轨，自咎衅端。借请搬移，辄行叛逆，煽惑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连年遣发大兵各路征剿，秦陇底定，闽粤荡平，惟三桂窃踞一隅，苟延旦夕。目今大兵云集，指日授首。恐其穷迫，逃窜滇南，倚恃险阻，致稽天讨。兹以往累世以来，抒诚进贡，恭顺有年，宜属屏藩，忠盖夙著。乱臣贼子，谅切同仇。今已遣抚蛮灭寇将军广西巡抚傅弘烈，会同满汉大兵平定粤西，进取滇黔。尔国壌地相接，素知形式，王宜遴选将士协心戮力，攻其险要，捣其巢穴，早靖逋诛之寇，用彰忠义之猷。懋赏崇褒，国有令典，王其恪遵朕命，尅期举事，以期膚功，故敕。

安南国世袭，黎维禧于康熙二年 (1663) 嗣位，于康熙八年去世。自后由其弟黎维禬权理国事。康熙十四年黎维禬卒，其弟黎维祫监管国事。但在黎维禧去世至发布此道敕谕之前，清廷并没有再度册封安南国王，而黎维禬是以王嗣的身份权理国事，至黎维祫权理时，依旧没有受到朝廷的册封，所以敕谕依旧是以抬头给安南国王黎维禧名义颁发的。

这道康熙帝的敕谕既涉及吴三桂反叛的历史事实，又牵涉了康熙帝敕命安南国出兵攻打吴三桂的两方面内容。通过分析三藩之乱的背景，尤其是康熙十六年的战略形势以及探究安南国与清朝的政治关系和出兵可能性，可以更好地了解这道敕谕的深刻内涵。

二

顺治元年 (1644)，清朝定鼎燕京。为统一大江以南，摄政王多尔衮遂命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征东南，定南王孔有德征广西，尚可喜、耿仲明征广东，吴三桂征四川、云南。南方初定，清以吴三桂为平西王坐镇云南，以耿仲明之子耿继茂 (后其子耿精忠嗣爵) 为靖南王坐守福建，以尚可喜为平南王坐镇广东。至顺治末年，三藩军需岁银二千万两，几耗天下财赋一半。康熙初年，三藩尾大不掉之势已成，撤藩之议遂起。

康熙十二年 (1673) 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于辽东，留其子尚之信坐守广东。奏疏上达后，吴三桂、耿精忠亦疏请撤藩以试探朝廷意向。康熙帝经过再三权衡，在 “三藩撤亦反，不撤亦反” 的情况下，下诏撤藩。吴三桂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集四镇兵马 “起兵反叛，杀巡抚朱国治，执按察使以下不屈者，移檄远近，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为周元年，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1。吴三桂起兵初期，其势甚盛，数月间，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尽为其所攻陷。康熙十三年广西将军孙延龄，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相继反叛。十五年，尚之信亦加入反叛之列，长江以南尽为吴三桂等所侵占。但是，吴三桂所率叛军并没有及时渡过长江北向，在迅速平定陕西王辅臣和察哈尔布尔尼之乱后，清军稳固了后方阵脚，和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军队开始了以长江为界的拉锯战。对此，康熙帝采取剿抚结合、打击重点的策略，至十六年初，耿精忠、尚之信相继投降，而广西孙延龄被吴世琮诱杀，广西人心思清，只剩吴三桂孤军支撑。为防止吴三桂军退入云南南部，甚至逃入安南国境内，康熙帝给安南国王黎维禧发布敕谕，希望安南出兵帮助清军攻吴三桂的侧后方，以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在康熙十六年的战略大背景下，康熙帝果断发下此道敕谕，体现了其过人的军事战略能力，同时把握住安南国黎氏愿意恭顺天朝、借清朝国威攻打其死敌莫氏政权的心理，从而起到牵制吴三桂的可能性。而上述关系则围绕着清朝与安南国，安南国与莫氏政权，莫氏政权与吴三桂等数种势力展开。

首先，安南国是清朝的属国，存在宗藩朝贡关系，因此敕谕的颁发具有法理性。早在顺治十七年 (1660)，国王黎维祺就奉表归顺，称臣纳贡，并曾帮助清朝追缴南明桂王政权，史载：“安南国王黎维祺倾心向化，有协力讨贼之劳”2。康熙帝即位之初，安南国同样纳款归仁，尽人臣之道。康熙二年，“广西总督于时跃疏报安南国王黎维祺薨，王嗣黎维禧继袭”3。黎维禧继位之初便遣使纳贡，奉表极为恭敬，曰：“臣教沐暨南，星趋共北。宠颁师二，仰惟怀远之仁。享用有三，愿效来王之义”3。安南国王黎维禧此举受到清朝廷的好评，拉近了清朝和安南的关系，为日后康熙帝颁布敕谕命其参与攻打吴三桂提供了前提。

其次，安南国与莫氏政权的敌对关系，使得安南国具有出兵的可能性。安南国王室之所以世代忠顺清朝，其深刻原因在于安南国王黎氏与其朝内权臣莫氏有着数代的恩怨。因黎氏政权臣子莫元清之祖莫登庸，有 “逼陷安南国国母，先嗣王，行弑夺国之讐”3，后因郑氏帮助而得以反正，将莫氏逼退至高平等地。然数代以来，安南国黎氏与高平莫氏攻伐不断，恩怨不绝。黎氏希望清廷能够以天国之威，铲平莫氏家族，收回高平等地。而此前，清朝对于黎氏与莫氏采取平衡态度，一方面册封安南国王黎氏家族，另一方面又封莫氏家族莫元清为都统，对莫氏家族占据高平等地采取了维持原状的态度。

康熙六年，莫氏失败，逃奔云南，康熙帝将其安置在南宁。4后在康熙帝的调停下，责令黎氏退出高平，3这样，仍有莫氏占据高平等地。康熙八年黎维禧病故，新任安南国王黎维禬秉承其兄长意愿，再次提及莫氏占据高平的非法性，并向康熙帝表达了安南继续称臣纳贡的愿望。但是此时三藩之乱已起，康熙帝无暇顾忌此事，以兵部议覆 “疏内未经声明，难以悬拟，应仍敕安南国王嗣黎维禬，查明具题再议”3为答复，将此事搁置起来。黎维禬奏疏 “图逆天朝”3的警告并没有引起康熙帝的重视，而此时莫氏政权已经同吴三桂接触，并听从吴三桂调遣。

可以说，康熙十六年的敕谕是清朝以默认黎氏可以攻打莫氏为利益前提而提出的一种战略方案。安南以私怨攻打莫氏可以客观上造成出兵袭扰吴军后方，牵制吴三桂兵力的效果，而这正是康熙帝所要达到效果。

最后，莫氏与吴三桂军有密相缔结，康熙帝默许安南国攻打莫氏，使安南出兵具有正义性。康熙十四年 (1675)，黎维禬卒，其弟黎维祫权理国事。4至康熙十六年，康熙帝看到吴三桂势单力孤的形势后，也意识到了高平莫氏政权 “不图报恩，吴三桂反叛即从贼助恶”3的事实，遂革去莫氏都统之职，并以莫敬光及其带领家眷，系外国之人，不便居于内地为由，将莫敬光及其带来家眷一并发回安南。在得到康熙帝的许诺后，黎维祫一方面提出恢复纳贡的请求，以表累世恭顺的决心；另一方面对于遴选将士攻打吴三桂的请求，黎维祫也巧妙地点出了康熙帝最为在意的莫氏与吴三桂的关系，抓住 “吴三桂叛后与莫元清余党，结连同恶”5的把柄，并以莫氏 “不惟馈贼仪物，且为佐办刍粮交铳等项贼党兵马万余濳入” 为借口出兵攻打莫氏，并以此向康熙帝请罪。此种战略设计正是康熙帝一手策划实施的，自然不会怪罪安南国黎氏政权，而是下谕嘉奖。

可见，安南黎氏实际上并没有派兵直接参与平叛吴三桂的军事行动，却以敕谕为掩护，追讨莫氏家族，扰乱了莫氏为吴三桂酬粮的部署，实现了康熙帝当初颁发这道敕谕的战略用意，同时也防止了吴军退入安南的可能性。

综上，我们可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康熙帝意识到了吴三桂前线已经被压制且渐次败退的状况，希望安南能够从侧后方出击，两面夹击吴军，实现快速平叛的战略目的。第二，康熙帝认识到了莫氏与吴三桂的合作关系，使得平衡政策转为支持黎氏。第三，敕谕攻打吴三桂可以理解为默许黎氏攻打盘踞在云南内地的莫元清，给其以报父祖之仇的机会，并夺回高平等地的领属权。

康熙二十一年，依旧权理国事的黎维祫遣陪臣申全等上表庆贺荡平三藩，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并于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康熙帝遣翰林院侍读明图、翰林院编修孙卓册封黎维祫为安南国王，御书 “忠孝守邦” 四字赐之，并遣翰林院侍读邬黑、礼部郎中周灿谕致祭已故国王黎维禧、黎维禬。经过数年的追缴，莫氏家族也衰败下去，莫元清死后，其弟莫敬光被黎氏所败，率众投奔云南，康熙帝没有接受，并命发回安南，“寻敬光病殁泗城土府，莫氏遂绝”4。

因此，可以说康熙帝所下发的敕谕，于清朝而言，对迅速平定三藩之乱起着相当的积极作用，这从康熙后来对待莫氏的态度，可以看出黎氏对平叛是有功的。对于安南黎氏来说，以敕谕为依托，在实现清朝战略的同时，剿灭了莫氏政权，实现了安南国内的一统，完成了数代安南国王的心愿。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 (明清档案卷・清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 魏源。圣武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4.[3] 清圣祖实录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4] 赵尔巽。清史稿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5] 平定三逆方略 [M]. 台北文献丛刊 (第 284 种)[M]. 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作者简介

王学深 (1985-), 男，北京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助理馆员。

崇让堂

国家和地方视野下的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
国家和地方视野下的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

李金发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云南蒙自 661199)

DOI:10.13963/j.cnki.hhuxb.2019.06.006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9)06-0022-05

摘要

在滇南彝族地区，流传着一部成书于清代的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该书并没有完全照搬中央朝廷或汉族一方的立场叙述模式，对吴三桂的评价也和汉文史料有所差异。该书在史实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增加了彝族视角、彝语地名，以及彝族打鸡卦占卜、歃血结盟、彝族土司及土司兵马等具有彝族文化特色，反映了当时滇南彝族对高大上的国家史、改朝换代史等主流历史的主位认识，从中可窥探清代滇南彝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关键词

清朝；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野史是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史学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野史发展经久不衰，从先秦时期萌芽到明清时期蔚为大观。野史是民间流传的具有部分历史事实，但同时加入了大量的编造或改编的成分以及充满离奇有趣、想象夸大成分的民间传说。正史多由朝廷史官书写，特点是高、大、上，比野史更可靠和权威。野史由民间人士编撰，以底层民众的话语、思维和喜好等喜闻乐见的方式书写，具有真实与虚构相统一的特征。在贴近底层民众方面，野史更为接地气。

一 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简介

在滇南彝族地区，流传着一部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1], 其用五言叙事诗的形式记述了吴三桂背叛明朝投降清朝、引清入关、协助清政府征服天下、成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反叛清朝及失败等几个历史事件。该书没有作者署名，只知道是一位熟读汉书的彝族毕摩，其生活年代在清乾隆年间。历史上，该书被滇南滇中的彝族毕摩不断传抄传播，广泛流传于今红河州、玉溪市、楚雄州双柏县、普洱市墨江城县等州市县，这一地区属于彝语南部方言区。

2009 年，在对民间抄本的收集整理基础上，该书作为楚雄州政府整理的百部彝族毕摩重要经典之一，被云南民族出版社以彝汉文对照翻译的形式正式出版，也使该书走出彝族民间私下流传的状态，首次对外公开展示，让世人得以一窥其貌。在体裁上，该书属于叙事诗体，用彝族传统的五言诗体书写。因彝族传统五言句式的影响而字数少，但言简意赅，书中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细节描写较弱，改编成分多，难登 "正史"。但是，书中基本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发展、结局，却大多吻合历史事实。

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 分为三个篇目：吴三桂与顺治、吴三桂与康熙、康熙统天下。全书以彝族传统的五言叙事诗体写成，约 7000 行，35000 多个彝文字，其中，第一篇 "吴三桂与顺治" 有 1500 余字，占全书总字数的 4.3%; 第二篇 "吴三桂与康熙" 约有 30000 字，占全书总字数的 86%; 第三篇 "康熙统天下" 有 3200 余字，占全书总字数的 9.7%。可见，第二篇目是全书的主体和重点。

二 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的特点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 "改土归流" 政策，西南彝区多被纳入了国家大一统的统治体系中。在滇南地区，随着改土归流，在社会形态上，当地彝族从奴隶残余制或封建领主制中迈入了封建地主制社会。"改土归流后的历史发展在彝书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2] 35, 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正是在这一时期所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彝族文化观念的浓重烙印。但该书并没有完全照搬中央朝廷或汉族一方的立场和叙述模式，对吴三桂的评价也和汉文化的有所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在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增加了彝族视角、彝语地名，如增加了彝族打鸡卦占卜、歃血结盟、彝族土司及土司兵马等具有彝族文化特色，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滇南彝族对高大上的国家史、改朝换代史和主流历史的另类视角和叙述。

(一) 对吴三桂的正面评价

在汉文史料中，吴三桂是不折不扣的 "汉奸", 受到人们的痛恨和唾弃。但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中，与各种汉文史料的记载和汉族民间的观点相反，作者认为其不是奸臣，也不是汉奸，而是一个被人诬告陷害，被逼造反的敢作敢为、有情有义、疼妻爱子、为国为父报仇的坚忍不拔的强人和枭雄。在对吴三桂的评价上，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与汉文史料中的观点迥异，是该书的最大特点。但书中对吴三桂的评价却丝毫没有影响滇南彝族、清朝乃至国家 (中国) 的强烈文化认同。

(二) 充满了道德说教

彝族毕摩传承的彝文古籍，不全是虚无缥缈的神话类、祭祀类内容，更多的是入世性的内容，与彝族礼俗社会结合，充满了道德说教，具有现实教育作用。滇南彝文古籍中很多属于道德伦理类文献。《吴三桂野史》中也充满了道德说教。

以反面例子来进行道德说教，描述刑场和战场的残酷景象，以警示世人。如朱国治被杀时，对刽子手吃肉饮血的残忍残酷景象的描述以及围观者的恐惧状，并总结说:

青天白日下，世间俄罗人，不论是哪个，都要有善心，奸臣朱克子，从不做善事，别人做善事，他专做恶事，死不如只狗，人死名不失，臭名传后人。一生叙不完，永世讲不尽。

用故事来说教，告诫彝族要心存善念，做善事，否则将遗臭万年。又如吴三桂手下张副军怒斥高总督时说:

你陷害忠良，因恩将仇报，自寻找死路，罪该万死呀。你死了之后，你的子孙啊，十代变牛马，五代变猪羊，你的恶行为，十代讲不完。

这种诅咒，对珍爱名誉的彝族来说，是一种警示和教育，起到了极强的道德说教作用。

书中反对滥杀无辜，充满了对战争残酷的恐惧，具有一定的厌战反战思想。如书中说:

好男不当兵，兵难变成儿，当兵人受苦，战事苦难多。

诸如此类的消极话语，多少反映了作者对战争的批评以及对和平的积极态度。

(三) 增加了彝族土司角色，突出其历史地位

从云贵地区相关历史文献与文化表征来看，呈现了多层次的政治文化核心与边缘图像，一方面当地诸族群接受来自华夏 (汉族) 的 "英雄祖先" 记忆，承认自身处于华夏 (汉族) 边缘；另一方面强调本土的文化独特性，将自身置于本土核心位置，以抗拒被边缘化并强调本身古老的族群本质。[3] 225 随着历史变迁和朝代更替，边缘与中心、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不断处于调适中。

在吴三桂的有关汉文史料中，很少见得到土司的身影，更不用说对土司地位和作用的描述或评价了，但在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中，土司却有一席之地，并在当时起着重要的作用。

吴三桂经营云贵时，通过征剿各族土司获利壮大。清人苍弁山樵在《吴逆取亡录》中说:"土官咸世袭，厚敛多藏，积数百年，悉为三桂所有。" 在吴三桂反清叛乱时，多方招募西南少数民族士兵，常以他们冲锋陷阵。据吴三桂起兵后前往北京打探情况的朝鲜使者诉状官孙万雄向朝鲜王报告:

以吴三桂事问于门将，言三桂⋯⋯手下有五六千敢死之兵，即所谓苗奴 (泛指少数民族) 也。涅齿漆膝，白布裹头，其目深而黑，其剑长而广，其勇如飞，其战无敌。[3] 4044

在《滇南杂志》卷六《吴三桂传》中记载:

(三桂) 抗命，数藉苗兵为助。所为标枪，发无不中，得数十苗兵扼险而守，百万之众莫可谁何。

《续云南通志稿》中《武备志平定吴逆略》中记载:"(吴三桂) 亲赴常沣督战，驱土司苗倮助军锋。" 此处的 "苗倮" 为泛指，指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土司兵马。根据各种资料，可以得知吴三桂军中有大量的以彝族为主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兵马存在，他们作战勇猛，视死如归，在战争中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

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中还探讨了地方封疆大吏的 "改土归流" 政策，书中说吴三桂反复思考之后说 "过去杀土司杀错了", 遂下令：暂停围剿彝族土司，并命众土司前来保驾支援。这种停止对土司的无端盘剥和反复征剿的愿望，应是当时众土司的心声。

书中记载和突出的彝族十八土司，分别是：乌蒙土司禄义、杨微府略土司、沾益州安土司、东川府禄土司、荣白府的昂土司、思撮府发旮禄土司、华南略土司、荣安府荣土司、宁州 (华宁) 禄土司、阿扎切嫩罗尼勒普土司、蒙自县沙老虎土司、阿迷州 (开远) 土司、尼底 (玉溪) 土司、嶍峨土司、培底 (新平) 土司、阿纳 (大理) 阿希土司、开化府土司、昭通府安土司。书中说的这十八家土司都是彝族土司，都是阿普笃慕的后裔。

用他者之口突出土司地位。在战争中，吴三桂写给康熙的信中炫耀武力，说自己有兵马百万，还刻意强调拥有十八土司，土司兵马作战 "凶猛如虎豹，涉水不乘船，攀岩不搭梯，吃人肉喝人血"。当然，这属于夸张。当彝族十八土司决定归顺清朝时，师王子说：没了土司兵彝族，吴三桂不足为惧。作者试图说明土司兵马在这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土司给予了认可。

赞美土司的英勇。土司兵马在彝官师撮的指挥下，在激战中勇猛取胜。其中：一次是袭击炮台，一次是反击清军的偷袭。书中赞美师撮说：师氏家族是官宦世家，子孙贤能，人才辈出，声名显赫。书中还写了战事结束后，投降清军的彝族十八土司得到了宽大处理，得到了嘉奖，如师撮、师三田、师三喜三人被朝廷封官。

反思并凸现了彝族土司面临的两难局面。新旧交替的改朝换代之际，彝族土司被夹在中间，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只能顺应形势跟随强者以求自保。师撮在回复师王子的劝降信时说:

我们土司弱小，不敢不跟吴三桂，不敢不尽职，望王子大人，帮助土司官，向康熙帝禀明，奏请他宽恕。

写出了土司夹在中间的艰难处境。

(四) 夫妻恩爱和妇女自由思想

与汉族野史和故事中浓墨描述吴三桂与小妾陈圆圆的情纠，凸显 "冲冠一怒为红颜" 的固有叙事不同，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中对吴三桂的记述只提明媒正娶的妻而只字不提其妾。作者既然能驾驭和改编如此复杂庞大的吴三桂故事，不可能不知道或没有听过吴三桂与陈圆圆的香艳传说。在书中，作者不仅不提陈圆圆，而且还着重体现吴三桂对结发妻子的情深意重，这只能是一种原因：作者反感当时汉族富贵人家流行的一夫多妻，对男子妻妾成群的现象深恶痛绝。

一夫一妻，夫妻恩爱，这是古代彝族文化的一个传统和精神。尊崇感情专一、夫妻恩爱的思想，不只在该书中存在，在同时期的其他彝文作品如《唐王游地府》《高柯观烟酒恨》《滇南彝族道德经》《滇南彝族行孝积德故事》《元阳彝文古籍伦理道德经》等古籍中，都赞美一夫一妻，提倡夫妻专情恩爱一生，批判和反对感情不专、喜新厌旧、妻妾成群的现象。

书中描写了 "枭雄" 吴三桂对妻子 (非传说中的陈圆圆) 的专情疼爱及不舍，在妻子福晋前伤心流泪，凸显了吴三桂注重夫妻感情的一面。也写了 "奸臣" 高总督夫妻临死前抱头痛哭的恩爱情深。还写了京城九门提督率兵包围驸马府邸捉拿吴三桂儿子吴应熊时，驸马和公主抱头痛哭，回忆昔日恩爱情意和难舍诀别，书中用长段对此描述。临死前驸马还叮嘱公主：日后再择夫婿，好好过日子，死后阴间再相会做夫妻。驸马被杀后，公主伤心欲绝、悲痛万分。

书中劝公主改嫁的言语体现了古代彝族社会中女人具有较高的地位，具有一定程度的男女平等思想，女人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历史上，彝族重男轻女思想不太严重。因此，明清时期，彝族土司中曾涌现出了不少女土司。清代儒家思想封闭僵化，汉族社会中对女人要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忌讳改嫁。但当时的彝族社会中有允许妇女改嫁这种思想，貌似叛经离道，但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时至今日，在滇中滇南彝区，入赘婚仍然盛行，当地彝族通常不会因为只有女儿而发愁。

这说明当时的彝族乡土知识分子 (毕摩), 在学习和引入汉文化时，是具有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没有盲目地接受汉文化，对汉文化中的封建糟粕能明辨和剔除，对符合彝族文化传统的内容就引入和融合，对不合时宜的内容则批判和改造。

(五) 构建具有封建时代特色的彝族的国家认同

在明末清初风云变幻之际，处于边缘的彝族地区，也被席卷入历史潮流中，经历了反明与支持明朝、反清与支持清朝的过程。明末滇东滇中滇南彝族纷纷起兵，反抗明朝的残酷统治。明朝败亡之际，彝族土司势力转而勤王支持南明势力，如 1645 年云南巡抚陈荩召集土司兵勤王，得彝汉兵五六千人。清顺治十五年 (1658 年), 吴三桂率清兵入滇，云南彝族土司先后起兵反清，遭到吴三桂镇压。如清康熙四年 (1665 年), 宁州禄昌贤，新兴王耀祖，嶍峨禄益，蒙自李日森、李世藩、李世屏，纳楼普率，王弄山王朔，石屏龙韬、龙飞扬，弥勒昂复祖等彝族众土司反清，攻下临安、蒙自、嶍峨、宁州、易门等县，遭到清兵镇压。可见，彝族土司的效忠和支持对象随局势变化而变化，因此，滇南彝族的国家认同构建就非常值得研究。

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中充满了君权神授思想，认为天下一体，不可分割。作者认为只要得到天地日月星辰的厚爱就有资格问鼎天下，这是古代彝族君权神授思想的一种体现，这一点与古代汉族相似。书中说顺治、康熙当皇帝，都是顺应了天地神灵，得到了护佑，从而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人民安居，是行仁政、有德行的体现，就可君临天下。在战争双方将领互下战书对骂情节中，康熙军将领说：吴三桂知识文化高，但不识道义，成为奸臣；康熙兵不读书不识字却懂道义，成为忠臣。这体现了当时彝族认为有道伐无道、天下有德者居之和以仁政治国的朴素认识。突出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和奴隶制时代黑彝械斗争雄的陋见，提出天下、国家为有德者居之的思想，择明主而从，这在当时的彝族社会中，的确是思想和文化上的一大进步。

书中初步展现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结构，使得对天下、国家的认识从想象和抽象变成具体和明确。书中反映了超越彝族地区、彝族文化的大量的地名、山川名和制度性名词，如：中华大地、顺天府、北京、山海关、东北、贵州、湖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南京、十八行省等当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煤子山、黄河等山川名词。记载了云南省内的一些地理和山川名词，如云南、五华山、盘龙寺、西山、昆明县、呈贡县、晋宁州、昭通府、澄江府、沾益州、华南府，还有以彝语命名的谷窝 (昆明)、倮夺赫 (滇池)、尼老 (通海)、赫埃 (建水)、礼索 (红河)、呐则 (华宁)、略鲁 (通海)、资则府、杨力咪、茶克柏等地理名词。出现的与国家结构相关的制度性名词，如行省、三皇五帝、盘古、朝廷、六部、总督、提督、巡抚、督师、副军、军主、师爷、步兵、骑兵、大炮、炮台、公主、福晋、八旗兵、清朝、明朝、皇宫、金龙殿、龙椅、金印、龙袍、圣旨、奏折、赏赐、册封、加官、晋爵等，这些新名词的翻译和传入，使得滇南彝族逐渐了解中央王朝的统治结构，重新认识天下、大一统观念得到普及，强化了国家认同。

新词术语的翻译准确。彝族神话与现实结合，增强对皇权的认识。书中对彝族传统词汇 "who mu"(即皇帝)、"nat tiet"(即京城) 进行重新解读，彝汉结合，赋予新意。在彝族神话传说中，认为上古彝族社会曾出现过一统各部落的天下共主 "who mu", 其居住在皇城 "nat tiet"。在该书中，作者并没有为清朝皇帝和北京重新创造新词，而是直接使用彝族古词，用 "who mu" 指皇帝，用 "nat tiet" 指京城。对汉语 "土司" 一词的翻译，使用意译法，翻译为 "top hap"。top 意为驯服牲畜时穿鼻子套缰绳，"hap" 为绵羊，其意思就是 "穿了鼻子被驯服的绵羊", 正如《汉宫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 对土司一词的准确翻译，使得彝族更容易了解土司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角色。

反对国家分裂，认同大一统思想。书中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民不可一日无主，两日不同出，两皇不成君。这些认识都是封建时代的天下和国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指出国家的统一是立国之本和最高利益，是一条红线，任何民族不能触碰，否则 "汉反就杀汉，彝反就杀彝"。在回复师王子的劝降时，彝官师撮在回信中说：王子大人你好，是仆人该死，请宽恕我，我是山野之人，不曾呆城市，但能识文断字，深知要做忠臣不能做奸臣。以后身在吴营心向着大清。这些回复内容，体现了当时彝族的忠君爱国、明辨是非以及以忠臣为荣、以奸臣为耻的观念。

充满了仁政思想，歌颂盛世局面。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作者用顺口押韵的诗句描述了当时清康熙乾隆盛世的景象:

大小之官员，君子理朝政，臣子循纲纪；毕摩念经书，祭祀又祈福；黎明百姓，弱不偷强者，强不抢弱者，富不夺穷女，众不欺孤寡，道德良好，安居又乐业。康熙的天下，普天下苍生，人人得安乐，天下太平了。世间吾黎民，康熙的故事，要好生记住，装入内心里。

作者在此进行了一番道德说教：国是家的延伸，有国才有家，只有国泰才能民安，个人需要对皇帝抱有感恩和孝顺之心。突出和超越了彝族传统的部落、家支观念，取而代之于封建社会的家国同构观念。

书中还有帝王崇拜和京城崇拜思想，对于信仰原始宗教的彝族来说，这强化了对国家的认同。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外部边界就是依照人们究竟从事哪个朝圣之旅来决定的，到中心或最高点的朝圣之旅，使得人们不断地强化着对 "祖国"" 民族 "的想象和认识，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凝聚共同体的向心力，不断地构建着共同体。[5] 53-56 书中认为皇帝代表着九五至尊和最高权力，皇帝所居住的京城就是世界的中心位置，京城因此充满着吉祥的金色光芒。用优美的文学语言赞美了清顺治和清康熙两位皇帝，说他俩" 是天地之子，日月来增辉，星云来祝贺，得到天神庇佑 "。还用华丽的词藻和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描绘出了帝王所居之城的巨大雄伟、尊贵肃穆和繁华富有，突出中心，认同中心，敬畏中心，强化了边缘对中心的向心力，增强了国家认同。

(六) 构建新的彝族文化认同

自从上古彝族六祖分支后，由于山川阻隔和封建统治者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等政策原因，各地彝族之间较少往来，久而久之造成了同源异流和分化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彝族的民族认同。在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中，作者明确指出十八土司都是彝族彝官，都是阿普笃慕的后裔，要互相团结，抱团共进退。如清康熙的前线总指挥师王子派人送密信给彝族十八土司的督师彝官师撮时，师撮就召集了彝族十八土司头领秘密开会，商议对策，最后彝族众土司一致决定采取身在吴营心在清的政策。正式投降清康熙时，也是一起投降，师撮代表彝族十八土司恳请师王子向清康熙求情，宽恕彝族十八土司。

书中对彝族始祖阿普笃慕及六祖念念不忘祖先，认同强烈。清康熙写给吴三桂的圣旨中将彝族六祖和三皇五帝、盘古等并列，具有彝汉始祖文化交融的特点。彝族 "六祖" 即彝族始祖阿普笃慕的六个儿子，六祖分支是古代彝史上的一件大事，阿普笃慕及其六子 (六祖) 崇拜，是彝族的核心认同之一。在共同祖先认同的基础上，还产生了彝族土司团结和地方和睦的思想。在吴三桂势力被消灭、投降清康熙后，作者写道：在过去十五年里，各地彝族土司跟着吴三桂作乱，互相攻伐，现在大家共为清康熙属下，不再争战械斗。

坚持彝风彝俗。书中出现有毕摩念经、打鸡卦占卜、立铁柱立誓、歃血结盟等体现彝风彝俗的内容。如在湖广前线，吴三桂手下的彝官师撮打鸡卦占卜，测得吉卦，于是袭击炮台的清军，取得小胜。如吴三桂在昆明城内立铁柱为誓，表明其反清决心。如清顺治和吴三桂歃血为盟、高总督和副官歃血为盟等。这些改编部分充满了彝族文化特色，体现了彝族文化认同。

(七) 具有初步的民族团结思想

跨文化作品，必然涉及到族群关系的处理，书中具有初步的民族团结思想。书中明确区分了汉族、彝族和清政府三种民族属性。书中说 "清军满清兵，明军汉族兵", 反映作者对作战双方的主要民族成分有区分，对清朝的统治者族属有认识。另外，师王子在给彝族十八土司之首的师撮的劝降信中说:

有一事你不知，今皇帝康熙，他也是夷人，三桂是汉人，你也是夷人，我也是夷人，我们同夷人。你为何帮汉，而不帮夷人。还不仅如此，你我都姓师，同姓本家人，说不定祖宗，还是同一人。

彝族十八土司阅信后，皆以为然，于是暗中倒向清朝。师王子这些话语，虽无史实根据，明显是作者改编，但说明作者对当时的夏夷 (汉彝) 观念是了解的，认为诸夷 (各少数民族) 应该团结在一起。这种超越血缘、地缘和族群边界的 "诸夷" 以国为重、以君为本、以团结为荣、以分裂为耻的认识，是一种初步的民族团结思想，是一种进步。

该书还体现出了少数民族在国家中应获尊重，应有一席之地和不愿意全盘汉化的朴素想法。在书中，认为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代表，在地方和国家生活中，彝族毕摩应当有一席之地，可以自由职能及传承毕摩文化。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康熙乾隆年间临安府 (今云南建水) 举办彝族毕摩彝文会考的背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对新的大一统国家中毕摩希望取得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合法性的诉求。

有的民族，在跨文化翻译时，会采取原封不动或较少改编的方法。而清朝临安府 (今云南建水) 属下的彝族毕摩创作或翻译的具有彝汉文化交融特色的彝文文献，却进行大量改编，以符合本土彝族文化传统和凸显自我的主体性。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应将其放入国家与地方、汉族与彝族、主流与边缘的关系视角中来分析。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指出：隋唐时期突厥和土蕃都了解并能熟练使用汉字，但两者最终都没有采用汉字，信仰上也没有采用汉传佛教和道教。这些现象反映了突厥和吐蕃抗拒被隋唐同化的心态，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和隋唐往来，另一方面又从文化和精神层面拒绝被隋唐同化，这使他们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6] 347 在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一方面和汉文化交流融合，另一方面又坚持彝族文化及特色，拒绝全盘照搬汉文化。书中存在双重认同：对彝族的民族认同和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两者并行不悖，表达出了彝汉有别、尊重差异、和谐共处、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

三 结语

无论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建构看，还是从清史研究的当代价值看，我们都必须高度重视清代历史，加强清史研究，因为清史研究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有着密切关系。[7] 清初滇南彝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构建出了天下一统、家国同构、忠君爱国等国家认同，这些可以丰富当前的清史研究。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不只宽广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而且还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8] 25 当前，有人将云南各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局面归功于明清时期的汉族军民屯田驻扎镇守、改变民族人口比例、振兴儒学、加强民族同化等 "历史经验", 其实这是片面的认识。

对明清时期滇中滇南的彝汉文化互动交融现象，多数学者从儒学、科举、庙会、集市、土司的角度解释原因，多属于客位视角和外力解释，缺乏主位的彝族社会自身的视角以及内生力解释。对多数彝族民众而言，接触、了解、熟悉汉文化，还是以族内互动传播的方式，从彝族土司、彝族毕摩的渠道了解得多一些。特别是彝族毕摩，能深入普通彝族民众的占卜择日、建屋盖房、婚丧嫁娶、年节祭祀等民俗生活，所以毕摩在当时的彝汉文化互动交融中功不可没，具有历史贡献。

清康熙乾隆年间，滇南临安府 (今云南建水) 曾举办过彝族毕摩会考制度，涉及到红河、玉溪、楚雄、普洱等地州市。毕摩会考制度，既使毕摩们熟悉汉文化，也传承创新彝文化，创造出了一大批具有彝汉文化交融特色的彝文古籍。这些彝文古籍中包含着忠君爱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坚持彝族传统和各民族和谐相处团结的民族认同，还有夫妻恩爱、男女平等、孝敬父母、尊重兄嫂、乐善好施、行善积德、一诺千金、珍视名誉、注重集体、勤劳耕耘、勤俭持家等优秀道德伦理文化。这一时期，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被滇南彝族毕摩翻译和传播，使彝汉文化得到深度交融。这些彝文古籍作品，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于一体，为滇南彝族忠君、爱国、守边、勤劳、勇敢思想的培育和形成打下了基础，为当时彝族社会的转型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滇南彝区的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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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白寿彝。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 [C]// 民族宗教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5.

收稿日期:2019-06-20

作者简介: 李金发 (1978-), 男 (彝族), 云南峨山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彝族文化。

责任编辑: 龙倮贵

英文摘要

Yi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Wusangui’s Wild History under Loc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

LI Jin-fa

(School of Humanities,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99, China)

Abstract:The Yi ethnic minority’s book Wusangui’s Wild History is popular among the Yi people in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 The book’s views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mainstream views of the Han society. It has been adapted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adding content of the Yi’s culture. It reflects the Yi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t that time. From it we can find Yi people’s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ing Dynasty; Yi ethnic literature Wusangui’s Wild History;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崇让堂

想象中国的窗口：朝鲜汉籍中吴三桂形象的嬗变
想象中国的窗口：朝鲜汉籍中吴三桂形象的嬗变

金美兰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延吉 133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明末清初朝鲜汉籍的朝金 (清) 战争叙事研究”(21XZW041) 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3-03-16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4.01.003

中图分类号：K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4)01-0057-06

摘要

朝鲜汉籍中的吴三桂形象大致发生三次变化，主要分为献关降清前后、反清起兵时期以及兵败之后，分别记录在朝鲜正史、野史、士大夫的个人文集与燕行录等。这些汉籍中对吴三桂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从惋惜、尊崇到唾弃，其原因在于获取有关信息不够正确、及时。通过对吴三桂形象嬗变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朝鲜的政治立场与真实情感之间的碰撞如何被书写到文本中，剖析与政治利益相关的历史人物形象同政治权力的关系，了解朝鲜王朝各种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想象。

关键词

朝鲜汉籍；吴三桂形象；想象中国

吴三桂是明末清初出现的曾产生重大影响并发挥过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鉴于当时的藩属关系，朝鲜仕宦和文化界等也在认识、接受吴三桂上经历了一个曲折且颇具戏剧性的过程，由之形成了对吴三桂形象的不断建构、解构。梳理朝鲜汉籍中吴三桂形象的反复变化，能够管窥或发现这一特定的历史演进过程及相关脉络，解读出别样的历史韵味。

一、朝鲜汉籍对吴三桂的书写及相关研究

吴三桂 (1612-1678) 是明末清初东亚政治格局剧变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行为选择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历史进程。在个人与国家双重危机的背景下，其人其事变得复杂且争议颇多。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岁月中，吴三桂的形象在朝鲜的文献中发生三次较大变化，这与朝鲜的历史文化语境息息相关。

明朝和后金 (清) 争夺天下，深受明朝 “再造之恩” 的朝鲜自然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后金 (清) 和朝鲜的战争不仅使朝鲜朝廷狼狈不堪，还造成了无数百姓死亡和被俘的结局，甚至动摇了朝鲜封建体制的根基。后金 (清) 征服朝鲜后，朝鲜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发生了剧变。经过战争，朝鲜士大夫在东亚的国际秩序中进行了批判和抵抗，导致不同时期对吴三桂的认识及其形象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变化，并由此展开对中国的想象。

吴三桂最早出现在朝鲜文献中是仁祖二十二年 (1644) 5 月 7 日《朝鲜王朝实录》的第四、第五记事，分别为吴三桂告急山海关、请兵多尔衮、率诸将出城、献关降清、与清兵合击李自成大获全胜、军队指向北京等内容。而在众多朝鲜汉籍中，对吴三桂提及最多的文本当属朝鲜朝后期的各种燕行录。

仅从《朝鲜王朝实录》看，从仁祖二十二年到正祖二十二年 (1798) 的 154 年间，吴三桂共出现 77 次。朝鲜关于吴三桂的记录，在作品形态和篇幅等方面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不同时代或具有不同背景的作者，往往以各自不同的记述方式，对吴三桂加以品评。因此，在朝鲜朝后期，“吴三桂论” 成为朝鲜士大夫之中一种文学传统，尤其是燕行使到达山海关之时，许多朝鲜士大夫大都谈及吴三桂，对其献关降清的选择慨叹不已。但由于朝鲜自身的情报能力、华夷之辨观念以及朝鲜各政治派别的门户之见，朝鲜汉籍中的吴三桂形象经历了极为矛盾且复杂的演变过程。从吴三桂形象变迁中，可把握朝鲜士大夫对中国想象的演变，这对理解不同历史时期朝鲜人对清朝的认知有一定的意义。

韩国学界对吴三桂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简单提及的较多，而系统研究的极少，其中郑荣健的论文颇有价值，对朝鲜后期燕行录中的 “吴三桂论”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郑勋植在论文中论述洪大容和朴趾源在山海关的经历时提到了洪大容对吴三桂的认识。李学堂的论文则论述了朝鲜朝后期各种燕行录中的战争记录，文中阐释了金昌业的 “吴三桂论” 及其意义。

中国学者葛兆光曾依据朝鲜朝的资料，从不同时期朝鲜对吴三桂的评价入手，考察了朝鲜朝后期对吴三桂认识的变化。

本文选取《朝鲜王朝实录》、朝鲜文人的个人文集及燕行录，以吴三桂一叛明朝投降李自成、二叛李自成投降清朝、三叛清朝起兵反乱这 “三叛” 为重点，考察吴三桂在朝鲜汉籍中的形象演变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意蕴，以及吴三桂的抉择对东亚历史文化走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二、“分崩离析” 之国：选择困惑与献关降清的叛贼吴三桂

燕行录中频频出现吴三桂与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是明代区分华夷的防线、是切断北方民族南下的长城东北最大关隘。前期的朝鲜文人到了这里才能感受到中华文明，因山海关的存在而不胜感慨与自豪，并记录下对山海关的感想。自从吴三桂献关降清后，山海关反而与吴三桂的形象形影不离。倘若之前对山海关的描述更多的是对其规模与威容的赞叹，那么清军入关后的山海关则只能触发朝鲜士大夫对明亡的痛苦与对吴三桂的痛恨。

明朝灭亡的消息是 1644 年通过在沈阳留为人质的昭贤世子李溰來的驰启和清朝敕书首次传到朝鲜的，其中详细记录了明崇祯帝在北京自杀、吴三桂以为皇帝报仇的名义向清朝投降、清军击溃李自成并占领北京等当时政局剧变的内容。

起初，朝鲜有一段时间对吴三桂持有同情与痛恨并存的倾向。山海关依旧是山海关，只是物是人非，景观不变、主人却变了。对此，燕行使们抑制不住自己的失落感，怨气自然地倾泻在把天下第一关门拱手献给清军的吴三桂身上。经过丁卯之役 (1627) 和丙子之役 (1637)，朝鲜举国上下对清朝的敌对感可谓登峰造极，自然对吴三桂献关降清的行为感到痛恨不已，对其批评源自这种伤心和怨恨的情绪。成以性和麟平大君分别在各自的燕行记中对吴三桂献关降清予以评价，可谓在当时具有广泛代表性：

吴三桂以大寿外侄，颇有材略，受君命守此城，为敌国所惮。闻流冦陷京，称以复仇，举兵入关，名则正矣。既入山海，战败以死，则志虽未伸，忠亦可尚。而先卖其身，击走自成，自成既走，更无所营。身为降虏，为天下之罪人。噫，虽未复仇，全吾节可也。

当时吴三桂弃关外，退保山关，李自成 (流贼巨魁) 既陷燕京，遂招三桂。三桂不从，自成怒，杀三桂之父，逼其所守之城。三桂虽痛君亲罔极之仇，兵微将寡，束手待亡。清兵乘此机猝迫之，三桂急于复仇之计，不念附虏之耻，开门纳款。清师万余，自成兵四十万，而骑步之势悬绝。一战蹂躏，流贼风靡。于是，三桂甘受王号，坐镇汉中，号令秦陇。嗟乎！其时力不能扶护大明，宁自刎以死，以明其素志，则千载之下，其节义之褒，宜何如哉？而终未能办此，虽与其外舅大寿，有所间隔，其实乃五十步百步也。

然而，成以性和麟平大君所论吴三桂起初 “叛明投降李自成” 这一过程有所疏漏。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后，吴三桂背叛明朝，准备归降李自成大顺政权，可是去北京的路上得知其父被闯王部下刑掠，又闻爱妾陈圆圆被闯王部下刘宗敏抢占，就改变降李初衷，反叛大顺，剃发降清。所以，成以性和麟平大君所说的吴三桂听到北京沦陷的消息后准备对李自成进行报复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认为吴三桂既然在山海关已经准备抗战，即使不利，也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名垂青史，把将帅的气节放在首位，可吴三桂终究没能做到，反倒献关降清，引贼入关，使中华文明毁于一旦，成为天下罪人。对此，他们叹息不已并予以强烈批判。后来，吴三桂率先稳定中原、被封为平西王的消息在朝鲜广为流传，山海关与吴三桂不时地被绑在一起，使燕行使们感受到无比的遗憾和愤怒，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情绪。

在明亡清兴之际的吴三桂形象中，寄予着朝鲜王朝后期士大夫们错综复杂的批判情绪，蕴含着对明朝灭亡的无限感慨。中华大地被 “蛮夷” 侵占的现实，对朝鲜士大夫心中吴三桂形象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死灰复燃” 之国：卧薪尝胆与中兴亡明的英雄吴三桂

1669 年 10 月 20 日的《显宗实录》曾记载吴三桂起兵反清前的事：

北京大臣束沙河及半夫乙于弓，与薄豆里弓有隙，上年秋，薄豆里弓谗杀两人，而束沙河父子三人，同时被戮，而其一则西平王吴三桂之女婿也。三桂因其女细闻实状，再上疏章，辄为薄豆里弓所侵抑。故三桂别生秘计，今年七月驰启云。方内有可合将帅者，愿皇上招见进退之。如其言招见，则其人自怀中亲纳吴三桂密疏，备陈束沙河等被谗冤死之由，且诉薄豆里弓前后雍蔽之状，即以甲军，围其第捉致。初欲杀之，以其功存先世，减死安置。其两子并皆就戮，其他大臣之株连被诛者四人。且自今年炼甲治兵，顿异于前云云。盖得善，则闻于我国被掳人，为僧于蒙古地者及我国被掳人崔贞立为名者，厚元则闻于辽东护送甲军云矣。

文中记录了苏克萨哈与班布尔善、鳌拜的矛盾。其中，苏克萨哈 (束沙河) 父子三人与班布尔善 (半夫乙于弓) 被鳌拜 (薄豆里弓) 谗杀，被杀的苏克萨哈三子中有一人是吴三桂的女婿。关于朝廷的内幕，吴三桂从女儿的密报中得知。这件事发生在临近康熙擒拿鳌拜前夕、下令撤藩三年之前。按照这则纪事来看，先是吴三桂用计密奏康熙，皇帝得知后捉拿鳌拜，诛杀参与的四大臣。虽说这则信息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单凭吴三桂坐镇云贵、离京甚远，仍参与朝廷之事、卷入党派之争，就为后来的厄运埋下了伏笔。

因是道听途说，为了增强这则信息的真实性，奏报者交代其来龙去脉，信息来源有二：一是蒙古僧侣 (朝鲜俘虏)；二是朝鲜俘虏崔贞立。暂且不论苏克萨哈之子是否吴三桂女婿，纪事中还有康熙铲除鳌拜后正式开始修缮兵器、训练军队，以备日后作战的内容。之后，便是 1673 年吴三桂起兵之后的纪事。

关于吴三桂起兵反清事件，朝鲜朝廷和文人都很关注，因为这是明朝覆灭不久、清朝建立初期发生的事件。吴三桂虽有献关降清的前科，但其身为汉族的民族身份在朝鲜看来依然是可以被原谅的通行证。假如吴三桂成功，清朝可能会被推翻，让他们拥有了重新找回中华文明的期待感，这是存在于朝鲜集体无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观念的显现。吴三桂起兵曾在朝鲜引起轩然大波，影响了此时期朝鲜的对清决策。吴三桂联合郑经打着 “反清复明” 的旗号进攻清朝，对东亚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朝鲜与日本分别对其进行观望，各自打着算盘，对清朝的态度与情绪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朝鲜甚至萌生了要联合吴三桂、郑经、日本攻打清朝的想法。但是，事与愿违，两国力量过于悬殊，只能以防范 “倭寇”“海盗” 为由，加强军事力量，企图东山再起。

对待吴三桂起兵一事的态度朝鲜分为两派，分别为以儒生为首的激进派和以宰辅为首的观望派。以尹镌为代表的激进派坚决主张北伐，以许积为首的观望派则主张两手准备，无论清朝胜败，朝鲜都无力与清廷对抗。

然而，不管双方闹得多么激烈，对吴三桂胜利的期待和对明朝复兴的强烈愿望却是一致的。且对吴三桂的胜利深信不疑，随之孝宗以降的北伐论再度掀起，对中国展开各种想象。吴三桂起兵初期，传达到朝鲜的主要是对吴三桂军有利的信息，如各地发生的起义不断取得胜利或清朝内部陷入混乱等。

随着吴三桂拥立崇祯皇帝儿子的消息在朝鲜传开，朝鲜内部对颠覆清朝和恢复中原的期待霎时又 “水涨船高”。在此期间，朝鲜接收的关于清廷方面的具体情报为：康熙皇帝昏庸无能，权臣索额图掌权，清朝廷摇摇欲坠、即将覆灭等，以吴三桂为首的起义兵必将大胜。这些言论在朝鲜迅速蔓延，因为这符合朝鲜上下对 “明朝必然复兴，蛮夷必然覆灭” 的集体心理，甚至向朝廷汇报的情报也有选择性和倾向性，情报的来源较为复杂，真假难辨。因此，朝鲜君臣难以客观地判断中国的实际情况，只能通过流入朝鲜的各种言论进行研判，对吴三桂卧薪尝胆、不忘旧主的忠臣形象进行刻画与宣扬，以此来表达对反清复明的期待感，抚慰受到重创的心灵，平息两派的舆论。

但是，还有一些朝鲜官员对时事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进贺兼冬至使左议政权大运就对当时的情况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他在 1675 年结束燕行，归国后向肃宗报告吴三桂并无大志、难成大事。

舆论归舆论，情感上的倾向不能代替理性的选择，北伐言论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朝鲜出现反对北伐的言论，并最终选择不进行北伐，表面上正常遣使纳贡，暗地借机提升自身的防御能力。而借此机会整顿军备、加强防御，则对提升朝鲜实力大为有益。可见，相较于义理，国家利益对于政策的选择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除此之外，宋时烈还写了称颂吴三桂伟业的诗文：

传闻会稽公，杖钺东南路。

本朝绝壶浆，不与共吞吐。

海外老元城，楼下吟晦父。

赓词还自读，徘徊岁将暮。

该诗文称赞吴三桂的丰功伟绩，感慨朝鲜因不能助其一臂之力而感到愧疚，还自诩刘安世。刘安世以诚治学、以诚待人、以诚处世，上继邵雍、程颐、程颢等先贤之学，下泽后世。宋时烈以此比喻自己的诚心，并展开恢复中华文化的想象。

吴三桂起兵后，朝鲜社会中盛传所谓的 “三学士在吴三桂麾下出谋划策”。洪翼汉、尹集、吴达济被称为 “斥和三学士”：仁祖十四年 (1636) 清朝派遣使臣提出将朝鲜视为属国后，此三人主张杀死这些使臣以洗亵渎。次年，朝鲜朝廷在南汉山城投降，仁祖李倧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拜九叩之礼。之后，应清朝的要求，追究朝鲜斥和派的责任，三学士与凤林大君李淏一起被抓到沈阳。诸多清朝将领多番劝说皆无果，三学士拒绝降清，最终命丧沈阳。起初，朝鲜不知三学士的去向，突然听到在吴三桂麾下当幕僚，为吴三桂出谋划策，成为反清复明的先锋。这个谎言让朝鲜朝野欣喜若狂，自然对吴三桂叛清起兵好感倍加，期待他们凯旋。后来，朴齐家在北京琉璃厂看到《皇清开国方略》才知道，三学士被押送沈阳后，拒绝清朝的一切劝诱，以死坚守了 “对明义理”。宋时烈等后来给三学士立传称颂，使其名垂青史。由于朝鲜 “对明义理” 的代表人物即三学士参与叛清起义，朝鲜朝野为之兴奋不已，对吴三桂 “正义之师” 给予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和名分。因为这个谎言，这种想象一直延续了很久，但同时也为吴三桂后来反受谩骂与唾弃埋下了伏笔。

“三藩之乱” 给清朝带来了较大的社会动荡，而朝鲜又有一批激进儒士积极主张北伐，朝鲜国内出现不同于义理派的声音，体现了这一时期朝鲜在对待清朝问题上的变化。不同于仁祖和孝宗朝对清朝的刻骨仇恨、积极北伐，朝鲜显宗李棩和肃宗李焞在位时对清的仇恨更多停留在言论层面。当义理和遥远的 “再造之恩” 与当前的现实利益产生碰撞时，朝鲜最终的做法表现出了理性务实的作风，这在客观上也维护了两国的宗藩关系。

丙子之役时斥和派的主将金尚宪之孙金昌业参考其父金秀恒燕行时所听到的传闻，对吴三桂抱有肯定的态度，强调吴三桂虽然是在清朝统治下被封为王，并获得了在云南一带的统治权，却对中原被清朝所统治的现状感到很痛心，心念天下事，强调了吴三桂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金昌业还根据吴三桂经常看到岳飞剧痛哭流涕的传闻来试图证明，吴三桂虽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清朝投降，但始终没有忘记民族仇恨，尽管他在叛清起兵后犯了种种错误，但金昌业仍视吴三桂为汉族的民族英雄。

经过 “三藩之乱”，朝鲜士大夫重新塑造了吴三桂的形象即 “明朝复兴的象征”，具有了反转的性格，这样就足以抵消吴三桂行迹上的一些瑕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就是说，恢复中华文化的渴望与对不准确信息的信任相吻合，使得 “吴三桂论” 朝着与以前相反的方向嬗变。

四、“磐石之安” 之国：无君无父与反复无常的小人吴三桂

吴三桂称帝的消息于 1678 年 8 月 20 日传到朝鲜，已是吴三桂叛清起兵后的第五年。对吴三桂的态度，在朝鲜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听到吴三桂称帝，朝鲜肃宗李焞颇为失望，把吴三桂的举事与陈胜、吴广的起义相比较。再加上吴三桂诛杀明永历帝朱由榔，这个噩耗传到朝鲜后更加引起朝鲜朝野的极大失望。随着吴三桂兵败，清朝康熙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东亚政局渐趋稳定，朝鲜君臣 “反清雪耻” 的激情也随之迅速降温，对吴三桂起兵开始反感、唾弃。因为赵文命在燕行中听到了吴三桂起兵的真实意图是因为康熙撤藩、动摇了藩王的根本利益。朝鲜士大夫们了解真实情况后，纷纷严厉指责吴三桂反复无常的小人行径。

随着 “三藩之乱” 的平定，清朝国内局势逐渐平稳，朝鲜也不得不承认清朝统治的稳固。朝鲜肃宗李焞也感叹道：“自古凶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拘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 这是朝鲜人心态的一个总结，也是朝鲜反清幻想破灭后无奈的感叹。朝鲜自此逐渐认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开始逐步调整心态。“三藩之乱” 的平定使得朝鲜对清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观念发生了新的转变，自此清、鲜间关系逐步改善。虽然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但从其发展趋势来说，正向着稳定的宗藩关系方向发展，也由此掀开了清朝与朝鲜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关于吴三桂，朝鲜英正时期的文臣徐浩修留下了诸多见解，其中包括纠正朝鲜内部流传的三学士加入吴三桂阵营的谬传。从此，朝鲜才如梦方醒，开始抛弃反清复明的期待，逐渐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徐浩修认为，这是吴三桂试图使朝鲜响应自己的叛乱而采取的计谋，既然朴齐家从北京琉璃厂买回朝鲜的《皇清开国方略》中明确记载了三学士在沈阳就义，那么三学士就不可能汇集在吴三桂麾下。包括徐浩修在内的 “吴三桂阴谋论”，也许是朝鲜士大夫想要在谬传的尴尬行为中获得希望与快感而做出的 “合理” 解释。

此外，吴三桂因为爱妾陈圆圆而改变降李初衷、投降清军的传闻流传到朝鲜，吴三桂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唾弃与谩骂声四起。有许多文人以此为主题创作了诸多文章，对吴三桂进行抨击。批评之声越发高昂，是与前人对吴三桂的颂扬有直接关系。先前之人因接受不实信息，导致对中华文化的复兴有过度的想象，回顾历史，越发惭愧。在此背景下，对吴三桂如何进行重估，成为 18 世纪中期以后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坚定支持者的事后褒扬、推崇、传颂更是影响了对吴三桂的认知。譬如，吴三桂在云南时广培私党、阴蓄私人。自云贵督抚以下至地方守令等各级地方官员，凡其有公事拜谒吴三桂，他一定备酒席招待，并不时地馈赠巨金。云南巡抚袁功职务调动，吴三桂立即赠银十万两。康熙九年 (1670)，云南巡抚李天溶预告上任，吴三桂赠银三万两。李天溶谢绝，吴三桂也不勉强。及至李抵达镇远，吴的侍卫仍将三万两送至船中后迅速离去。通过吴三桂的数年经营，彼时的云南已成了坚固的以吴为中心的地方势力集团。每每有新任地方官员 —— 尤其是优秀者，吴三桂便极力拉拢、百般罗致，使之投身其麾下效力。吴三桂采取 “轻财好士” 的手段，挥金以结人心。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云南十镇大帅，及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皆旧部将为腹心”。

在燕行文献中，就频繁出现吴三桂旧部刘君德的名字。他在吴三桂兵败后被流放到沈阳，有很多燕行使在自己的文集里都提过此人。朝鲜后期文臣吴道一在燕行途中遇到刘君德，并把对话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

吴平西有勇力略，不幸婴疾，心血枯尽而死，其孙世璠亦英明文雅，济以浑厚，兵戈之中，不废书籍，及其城陷之日，索刀将自裁，宦侍辈扶掖止之，奋拳大骂曰 “自古岂有降天子哉？” 亦刎颈而死，皇后亦与之同死。

由此可以看出，刘君德仍狂热地崇拜着吴三桂，这符合吴三桂 “挥金如土” 拉拢人心之说。可见，吴三桂并没有落到众叛亲离、人人喊杀的凄惨境地，从中可以推测到吴三桂旧部依然对其忠诚。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燕行使对吴三桂的后期认识，使其在唾弃与谩骂声中获得了喘息之机，也使部分朝鲜士大夫对吴三桂的态度有所改观。

自从朝鲜对吴三桂的幻想彻底破灭、如梦方醒后，对恢复中华文化的想象也随之散去，重新面对当时的局势，对明亡根源的认识以及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明朝灭亡以降《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的第一次对明朝苛政的批判，对崇祯皇帝的失政进行了抨击。崇祯帝虽然是亡国之君，但是在当时的朝鲜具有极高的威望，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举国上下痛哭流涕。崇祯帝之死、明朝之灭亡，一直是朝鲜士大夫心中的创伤，久久不能痊愈。随着吴三桂兵败，他在朝鲜士大夫心中的形象崩塌后，崇祯帝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三藩之乱” 结束后，清朝开始施压朝鲜，实则是问责朝鲜对 “三藩之乱” 的态度。“三道沟事件” 恰好发生在战乱结束后，康熙就拿这件事情追问朝鲜肃宗李焞，君臣对此紧张不已。大国打喷嚏，小国受风寒，朝鲜渐渐地接受了现实，以北学试图实现富国强兵。肃宗初期，北涯等个别朝鲜文人的思想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他在《揆园史话》中对朝鲜士大夫心中根深蒂固的 “小中华” 观念提出了异议。

到了 18 世纪，不少朝鲜人对清态度和中国观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尤其在清代实证之学的影响下，英祖、正祖时期朝鲜知识精英阶层中出现了 “实学派”，其中的 “北学派” 提出放弃 “华夷之辨” 思想，学习清代的先进文化。此时，清朝已进入乾隆盛世，中国社会再度臻于繁荣，尽管朝鲜再也无法像对明朝那样视清朝为 “上国”，但文化上的反感不再像之前那么强烈。

五、结语

朝鲜人笔下的吴三桂人物形象不是单纯由某些文人或特定时期的议论所形成的，而是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在书写者的意识中长期共享的批评行为。同样的人物，经过不同的历史事件，其形象经受三次变迁。对此，应该从更宽阔的视角进行分析。其中，不容忽视的是朝鲜内部氛围。因为吴三桂形象的创作空间大部分都在燕行之路上，其形象不仅通过燕行体验，而且是在朝鲜内部收到的信息、视角、感情等错综复杂的综合因素下形成的。

朝鲜对吴三桂献关降清的行为持有同情与痛恨的态度。朝鲜 “对明义理” 的主体立场和带有主观性的感情色彩，加上燕行使的失落感和自我安慰，影响了对吴三桂的评价。明亡清兴之际的吴三桂形象寄予着朝鲜后期士大夫们错综复杂的批判情绪，蕴含着对明朝灭亡的无限感慨。在朝鲜的想象中，此时的中国是社稷覆灭、分崩离析的国度。自从吴三桂反清复明、起兵举事的消息传入朝鲜后，开始期待明朝的复辟，对吴三桂大加赞赏，甚至到了尊崇的地步。此时的朝鲜兴奋地想象着中华文明即将 “死灰复燃”。直到吴三桂兵败，并未拥立亡明后裔，而是自己称帝的消息传入朝鲜后，朝野开始对吴三桂进行谩骂与唾弃。自从朝鲜对吴三桂的幻想彻底破灭后，试图重新认识东亚政治格局，对明亡清兴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恢复中华文化的想象也随之散去。朝鲜逐渐认可了稳如泰山的清朝国度，开始学习清朝的各项先进制度与文化。

朝鲜汉籍中吴三桂形象嬗变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蕴意和民族文化心理。明清鼎革之际，朝鲜人面对大明覆亡而大清崛起的沧桑之变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回应以及后来的变化，蕴含着深刻的政治邦交考量，反映出这一时期朝鲜对明清两朝的心态。

责任编辑：李麦产

英文摘要

The Window of Imagining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mage of Wu Sangui in Korean Chinese Ancient Books

Jin Meilan

The image of Wu Sangui in Korean Chinese ancient books underwent roughly three changes, mainly divided into before and after surrendering the northeast China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period of uprising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and after the defeat of his army, which were recorded in Korean official history, unofficial history, personal collections of scholar-bureaucrat, and History of YanXingLu. These Korean Chinese ancient books’ understanding of Wu Sangui generally went through a transition from regret and reverence to condemnation.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chang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eeply ingrained concept of the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the ancient Chinese Empire and minority states in Korean people’s minds, as well as inadequate and untimely access to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evolution of Wu Sangui’s image, we can grasp the evolution of the Korean scholar-bureaucrat’s imagination of China, which has some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Korean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Most of the records about Wu Sangui in Korea express their respective and clear opinions and comm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Wu Sangui’s image, this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how the collision of Korean political stance and real emotions are written in the text,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figures related to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power, thereby understanding the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within the Korean Dynasty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China.

崇让堂

吴三桂讨清《檄文》原文本考

徐 凯

刊名：清史研究

时间：2017 年 8 月 第 3 期

收稿日期：2017-01-23

作者简介：徐凯（1946-），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清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十二日，平南王尚可喜呈请告老还乡，以长子尚之信嗣封镇粤。圣祖玄烨未准，令其撤藩，北归辽东。七月初三日，平西王吴三桂亦疏请撤藩，以探朝旨。他万没料到，玄烨当即批准。九日，靖南王耿精忠接着奏请撤藩，也被俞允。十一月二十一日，“蓄谋异志已久” 的吴三桂杀戮云南巡抚朱国治，以所部兵反云南，传檄遐迩。一个月后，即十二月二十一日，朝廷方悉吴三桂反叛之讯。次年三月十六日，靖南王耿精忠亦反福建。十五年四月七日，尚之信乘其父可喜病情加剧，叛应云南，史称 “三藩之乱”。“三藩” 作乱八年，战火蔓延十二省，平定 “三藩” 乃清初头等政治大事。清廷对此次作乱人等处罚极其严厉，而吴三桂发布的讨清《檄文》也势必在官府彻查追缴之列。

“三藩之乱” 76 年之后，吴三桂讨清《檄文》现于河南。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二十日，河南夏邑县生员段昌绪因 “抗法不到案”，知县孙默亲往查拿。他们意外地在其卧室搜出 “逆犯” 吴三桂 “伪檄” 一纸，并 “浓圈密点，加评赞赏”。高宗弘历认为该《檄文》有 “诋毁祖宗之词，目不忍睹”，“此外必尚有收存，命追查此书抄自何处”？经查段昌绪所藏 “伪檄” 得自司存存，而司存存来自司淑信，司淑信又得之已故的郭芳寻。他们所存 “伪檄” 的区别是，后三者未加点评。六月初七日，官府宣判段昌绪斩决，司存存与司淑信杖徒。从重从速处罚此案，这说明清廷对民间传抄 “伪檄” 的高度重视。在官府高压态势下，吴三桂讨清《檄文》便匿迹于天下。

生活在乾隆末年至咸丰初年的魏源编纂《圣武记》，卷一《康熙勘定三藩记上》记载，吴三桂自称 “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因他不可能见到吴三桂的《檄文》抄本，故所记史事不确。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萧一山编《清朝通史》，以及孟森作《明清史讲义》，所述 “三藩” 史事，均参用魏源之说。

晚清时期，清廷统治衰弱，文网之禁松弛，又现追忆吴三桂反清《檄文》之文本。有妫血胤著《清秘史》一书，书后附录《吴三桂反正之檄文》，该文（含句读）如下：

清主玄烨康熙之十三年。明叛将吴三桂以虏廷忌之甚且日有所裁抑乃益懊丧遂遽反正春正月拥崇祯第三子即帝位改元周启传檄四方曰。本镇深叼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跌。文武瓦解。六宫丝乱。宗庙邱墟。生灵涂炭。臣民侧目。莫敢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血干有。心痛无声。不得已许虏封藩。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誓必亲擒贼帅。斩首以谢先帝之灵。复不共戴天之仇。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虏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适值先皇太子幼孩。故隐忍未敢轻举。避居穷壤。艰晦待时。蓋三十年矣。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谋义举。卜甲寅年正月元旦。推奉三太子。水陆兵并发。各宜凜遵诰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国内学人研究 “三藩之乱” 所用吴三桂之《檄文》，多引自 1914 年出版的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第三十卷《三藩之平定》所录之文。其文（含句读）如次：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理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悉知。本镇深叼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维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列后之宾天。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踣。普天之下。竟无仗义之师。勤王讨贼者。伤哉国运。夫复可言。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则李贼已遁。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必亲擒贼帅。献首太庙。始足以对谢先帝之灵。方幸贼之巨魁。已经授首。正欲择立嗣君、继承大位。封藩割地。以谢满酋。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悟。本镇刺心呕血。追悔靡及。将欲反戈北伐。扫荡腥膻。适遇先皇三太子。天子年甫三岁。刺骨为记。寄命讬孤。宗社是赖。姑饮血隐忍。未敢轻举。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迄于今日。蓋三十年矣。兹者虏酋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水惨山怒。妇号子泣。以致彗星流陨。天怒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本镇仰观俯察。是诚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爰卜取甲寅之年。正月元旦。恭奉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宝。建元周咨。

稻叶君山删节串联了《华夷变态》卷二《吴三桂檄》，故书中称 “其大意如下”。文中既多摘录《檄文》之语，又有以己意相连之处，并非《吴三桂檄》传抄之本。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第三篇第十七章《三藩之乱》引用吴三桂之《檄文》，则转录自《清朝全史》之文，个别文字有差，或句读不一。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学人得以检阅国外所收藏的丰富文献资料，吴三桂《檄文》在日本、韩国的典籍中可窥得全貌。

日本学人辑中国史料《华夷变态》卷二《吴三桂檄》，全文（含句读）如下：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悉知、本镇深叼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踣、文武瓦解、六宫恣乱、宗庙瞬息丘墟、生灵流离涂炭、臣民侧目、莫可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之师、勤王讨贼、伤哉国运、夫曷可言、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悟、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骨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兢惕者、蓋三十年矣、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辽（旁注 “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水惨山怒、妇号子泣、以致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崩土裂、鬻官卖爵、仕怨于朝、苛政横征、民怨于乡、关税重征、商怨于途、徭役频兴、工怨于肆、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勷义举、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闻、告庙兴师、刻期并发、移会总统兵马上将军耿、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等、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元、直捣燕山、长驱潞水、出铜驼于荆蕀（旁注 “棘”）、奠玉灼于金汤、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振我神武、剪彼臊氛、宏启中兴之略、踊跃风雷、建画万全之策、啸歌雨露、倘能洞悉时宜、望风归顺、则草木不损、鸡犬不惊、敢有背顺从逆、恋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据险扼隘、抗我王师，即督铁骑、亲征捣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诛、若有生儒、精谙兵法、奋拔岩谷、不妨献策军前、以佐股耾、自当量才优擢、无靳高爵厚封、各省官员、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单仕、所催征钱谷、封贮仓库、印信册籍、赍解军前、其有未尽事、宜另颁条约、各宜凜遵告诫、毋致血染刀头、本镇幸甚、天下幸甚。

该书卷二第 53 页 “目录” 后说明：“从长崎福州船风说书壹通，吴三桂、（郑）锦舍檄书二通，同和二通，以上五通”，牛込忠左卫门通过驿站送达。落款：“六月四日久世大和守弘文学院”。该页书眉：牛込忠左卫门重忝，长崎奉行，从延宝元年（康熙十二年、1673）九月到任，二年九月离职。久世大和守、老中广之，任职时间为宽文三年（康熙二年、1663）八月十五日，至宝延七年（康熙十八年、1679）六月二十五日。他们的职司年限与上述 “风说” 传入日本之时段是吻合的。该页左边标注 “延宝二年甲寅（康熙十三、一六七四）”。据此可以判断，此份《吴三桂檄》最迟在康熙十三年（1674）六月以前便传到日本。此即吴三桂起兵反清半年多，由福州驶往长崎的日本商船上 “唐人”（即中国商人），或 “唐船”（清朝商船）上 “唐人” 提供长崎奉行牛込忠左卫门的 “手本”。由弘文院将诸 “风说” 汇总造册，上呈德川幕府将军 “御览”。

朝鲜文献《边例集要》卷之十七亦收录《吴三桂檄书》，其文（含句读）如次：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悉知、本镇、深叼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懿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踣、文武瓦解、大宫恣乱、宗庙、瞬息丘墟、生灵、流离涂炭、臣民侧目、莫可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之师、勤王讨贼、伤哉国运、夫曷可言、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迯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尔、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庙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反、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氛、远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大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骨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宏图恢复、枕戈听漏、策马謄星、磨砺兢惕者、蓋三十年矣、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箇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水惨山怒、妇号子泣、以致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鬻官卖爵、仕怨于朝、苛政横征、民怨于乡、关税重征、商怨于途、徭役频兴、工怨于肆、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勷义举、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朝寅刻、推举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闻、告庙兴师、刻期并发、移会总统兵马上将军耿、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等、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员、直捣燕山、长驱潞水、出铜驼于荆蕀、尊玉灼于金汤、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振我神武、湔彼臊气、宏启中兴之略、踊跃风雷、建盡万全之策、啸歌雨露、倘能洞悉时宜、望风归顺、则草木不损、鸡犬无惊、敢有背顺从逆、恋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据险扼隘、抗我王师、即督铁骑、亲征捣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诛、若有生儒、精谙兵法、奋投岩谷、不妨献策军前、以左右股耾、自当量才优擢、无靳高爵原封、其各省官员、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留住所、催征钱谷、封贮仓库、印信册籍、赍解军前、其有未尽事宜、另颁条约、各宜凜达告诫、毋到血染刀头、本镇幸甚、天下幸甚。

吴三桂《檄书》，“戊午年（朝鲜肃宗四年、康熙十七年、1678）十二月，问慰译官膽（为‘謄’字误，简体字为‘誊’）来”。该页朝鲜文眉批：“吴三桂檄书 译官 謄来 ”。中文译文即 “译官把吴三桂檄书謄写回来”。其《檄书》通过何种渠道传到朝鲜，卷内未注明。此时距离原吴三桂《檄文》发布已经过去五年。

以上四份吴三桂《檄文》均为传抄本，文字互有脱落衍误。有妫血胤著《清秘史》附录的《吴三桂反正之檄文》为追忆本，时间内容，舛误尤多，不足为凭。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所录删节吴三桂《檄文》，源自《华夷变态》汇编之文，并非足本。日本《华夷变态》之《吴三桂檄》抄本最早，文字相对完整。朝鲜《吴三桂檄书》抄本晚出五年，亦存原貌。但两种《檄文》文本，因抄写途径不一，彼此互有字句脱漏、错别字、句读不当之处。现将两种文本不同之处，对校如次：

《吴三桂檄》（日本文本）

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

毅皇烈后之崩摧

六宫恣乱

李贼逃遁

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

斩首太庙

政（正字误）欲择立嗣君

不意狡虏遂再（爾字误）逆天背盟

雄踞燕都

窃我先朝神器

挽抱薪救火之悟（误字）

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

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

抱先皇三太子

刺骨（股字误）为记

寄命讬孤

束马瞻星

道义之儒，悉处下辽（僚字误），斗筲之辈

吏酷官贪，水惨山怒（愁字误），妇号子泣

天怨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鬻官卖爵

本镇仰观俯察

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

推奉三太子

出铜驼于荆蕀（文内标棘）

奠玉灼于金汤

剪彼臊氛

建画万全之策

则艸（草异体字）木不损

奋拔岩谷

以佐股耾

无靳高爵厚封

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单仕（二字误）所

各宜凜遵告诫，毋致血染刀头



《吴三桂檄书》（朝鲜文本）

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

懿（毅字误）皇烈后之崩摧

大（六字误）宫恣乱

李贼迯（逃之俗字）遁

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

斩首、（句读有误）大（太字误）庙

政（正字误）欲择立嗣君

不意狡虏遂爾（尔），逆天背盟

雄据（踞字误）燕都

窃我先庙神器

莫挽抱薪救火之误

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反（及字误）

远（适字误）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大监王（句读有误）

奉抱先皇三太子

刺股为记

寄命托孤

策（束字误）马謄（瞻字误）星

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箇（筲字误）之辈

吏酷官贪、水惨山愁、妇号子泣

天怨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鬻官卖爵

本镇、（断句误）仰观俯察

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朝（旦字误）寅刻

推举（奉字误）三太子

出铜驼于荆蕀

尊（奠字误）玉灼于金汤

湔彼臊气

建盡（画繁体畵字误）万全之策

则草木不损

奋投（拔字误）岩谷

以左右（佐字误）股耾

无靳高爵原（厚字误）封

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留住所

各宜禀达（凜遵字误）告诫、毋到血染刀头



足见两种钞本内容大体相同，部分文字有差。其因是《檄文》传抄渠道各异，导致以讹传讹，但可互校。

兹以《吴三桂檄》为底本，参酌《吴三桂檄书》等文本，依明清时期的语境及行文方式，拾遗补缺，校勘复原，加新式标点，《檄文》原文本如下：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悉知。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踣，文武瓦解，六宫恣乱，宗庙瞬息丘墟，生灵流离涂炭。臣民侧目，莫可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之师，勤王讨贼，伤哉国运，夫曷可言！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尔，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庙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讬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兢惕者，蓋三十年矣。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水惨山愁，妇号子泣，以致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鬻官卖爵，仕怨于朝；苛政横征，民怨于乡；关税重征，商怨于途；徭役频兴，工怨于肆。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勷义举，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闻，告庙兴师，刻期并发。移会总统兵马上将军耿，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等，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员，直捣燕山，长驱潞水，出铜驼于荆棘，奠玉灼于金汤。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振我神武，湔彼臊氛。宏启中兴之略，踊跃风雷；建画万全之策，啸歌雨露。倘能洞悉时宜，望风归顺，则草木不损，鸡犬无惊。敢有背顺从逆，恋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据险扼隘，抗我王师，即督铁骑，亲征捣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诛。若有生儒，精谙兵法，奋拔岩谷，不妨献策军前，以佐股肱，自当量才优擢，无靳高爵厚封。其各省官员，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留住所，催征钱谷，封贮仓库，印信册籍，赍解军前。其有未尽事宜，另颁条约。各宜凜遵告诫，毋致血染刀头。本镇幸甚！天下幸甚！

此乃吴三桂讨清《檄书》之原文本，凡 815 个字。

吴三桂是明清之际极其特殊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从崇祯元年（1628）初授都督指挥，到康熙十二年（1673）久任平西王。在近半个世纪波澜跌宕的戎马生涯中，吴三桂叨明世爵，自山海关外威远堡剃发，叛明降清；又受清封王爵，镇守云贵，再举旗反清复明，其举动可谓惊天动地，左右时局。此份吴氏讨清之《檄文》，正是他仕明背明、降清反清之复杂而纠结心态的生动写照，也是研究 “三藩之乱” 与吴三桂一生关键史事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崇让堂

吴三桂降清问题新探 —— 吴三桂与祖大寿往来书信档案解读

孟庆来

辽宁省档案局（馆）

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16.23.04

收稿日期：2016-11-10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摘要

关于吴三桂降清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不断的话题。面对清方的多次劝降，吴三桂迟迟不予回应。在此期间，吴三桂有着怎样的心理活动，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记载，人们只能通过种种线索进行推测。文章结合最新发现的吴三桂与祖大寿通信档案，试析吴三桂面对清方劝降时的心理活动。

关键词

吴三桂；祖大寿；清太宗；降清；满文档案

作为明清之际的风云人物，吴三桂一生几经起伏，颇为传奇。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同时疑点重重。关于吴三桂生平中的谜团，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降清问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焦点。面对清朝方面的多次劝降，吴三桂有过怎样的心理活动；对于接连不断的劝降信，吴三桂是否曾有过回应，有过怎样的回应？唯一一条线索，是《清太宗实录》崇德八年的一条记载，称 “明宁远总兵吴三桂，遣蒙古索内，赍书遗祖大寿。上览其书……” 但由于缺乏史料的证实，不能就此判定吴三桂确有回信。然而随着一件记录吴三桂与祖大寿通信档案的发现，使得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了新的参考依据。

一、档案的发现

2014 年，沈阳故宫博物院与辽宁省多家博物馆单位合作举办 “清前文物展”，在诸多外来展品中，一件来自旅顺博物馆名为 “满文祖大寿奏本与吴三桂往来文件” 的档案显得尤为特殊。

此档除封面 “崇德八年”“蛮子来书档” 九个汉字外，其余均由满文写成。档案内容分为三部分，一为吴三桂对祖大寿来信的回复；二为祖大寿向清太宗上奏之攻明策略；三为清太宗读吴三桂回信后，致书吴三桂，继续劝其归降的内容。其中后两部分内容与《清太宗实录》中的记载无异，唯第一部分未曾见于诸史当中。

此档内满文写法呈现出新老满文过渡时期的特点，k、n、u、j 的写法尚未规范。为便于有关研究参考，今将吴三桂致祖大寿回信部分原文摘出，并试做翻译。译文中不通之处尚多，诸多细节仍待查考，故其中舛误难免，祈望方家校正。

满文罗马转写（略）

汉译

崇德八年，正月初四日，汉（明）宁远总兵吴三桂，遣蒙古索内，赍书遗其舅父祖大寿，书云：

儿吴三桂顿首。先时老舅只身御敌，遐迩皆赞，孰料终至于此。盖力竭窘急，保命一日，乃欲为国洗辱也，儿连同举国民众皆知之。虽早欲将心意传递，然无机会矣。十一月十九日王章寅来后，得见密信：虎前酣睡者，非木石之人，今竟全然不得空等语。此诚老舅之志，英雄所为也。儿世承国恩，誓灭女真以报。吾素日所念得成，因系在舅掌握之中。常反复问询口述之语。勤努力，观形势，慎防御，力守边门，众皆一心等语。又知舅父忠诚之心依旧存也。于彼处忧劳，念官民之故国亦可知也。儿转告抚、道，奏呈吾皇，不胜欣喜。此去西征，空虚之际。国中忠义贤士会商。今来犯根本之际，大功大义，盖于古今。充任辽东地方侯，皇命已下，无转还之理。主好猜忌，细汇一切罪状，处处万防建功。不胜祝祷为盼。此意欲达，却无出路。十一月初三日，得训书而甚慰，当如何谋划行事。泽溥兄二月挂印来至宁远。四城陷落后，奏书请辞。今仍奉旨出征。

将舅所问事汇而告知，吴三桂焚香祝祷泣书。

再一书云。

十一月初三日老舅骨肉训教之意，虽远不忘。其中比算天人，尽述其详。为儿之眷念无出此外。三桂并非木石，岂有不叹服之理。儿自幼承舅父爱扶之恩，受历代圣明之恩养。虽忠孝皆无，然内心可保。虽不可悖逆舅父，又岂敢背叛圣明。老舅若说背中国之臣主而来，与叛东土之民、东土之主何异。不事二主。人各有志，请舅亦为儿思虑。且东土之主广揽贤哲，亦求忠臣也。背此忠彼，素无此等无终之人。可比舅之受困而降乎？况因儿数年持枪征战，东土之民岂有不怒不憎之理？今即忍心背弃根本，无故留存恶名。存二心之臣，如何全身而退。只求富贵，反先殒命。此舅暗自谋算可知也。每日整肃军队，应答不及。今我还至宁远，稍有空闲，择可靠之人致意，顺问安好。敬谨呈书，所寄小刀随书送还。

二、吴、祖通信的背景

崇德五年（1640）三月，清太宗命济尔哈朗、多铎率兵，至锦州外围的义州城驻扎屯田，明清之间最后一次大规模交战 —— 松锦之战拉开序幕。次年（1641）三月，清军包围锦州，时任蓟辽总督洪承畴受命解锦州之围，他召集吴三桂、白广恩等八总兵会集宁远，共议解围之策。经过明清双方多次交战，明方不仅未解锦州之围，反而失掉松山、塔山、杏山三城。崇德七年（1642）二月，松山城破，“生擒明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大乐，游击祖大名、祖大成，总兵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三月，祖大寿以 “援兵尽绝，城内粮尽，饥民相食”，困守无望而降。杏山、塔山已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下，没有了松山、锦州的支撑，二城指日可下。此时，明朝的辽东防线几近崩溃，唯有冲出重围，退守宁远的吴三桂一支尚可寄以一线希望。然而失去松锦二城的庇护，宁远同样直面清军的威胁。鉴于此状，清军放缓了进攻速度，意图采取招抚策略，以收 “不战而屈人之兵” 之效。清方对吴三桂的劝降攻势自此展开。

关于清朝方面写给吴三桂的劝降信，在《清太宗实录》中有以下几条记载：

崇德七年（1642）四月，“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总兵官吴三桂”；同月，张存仁、祖可法、裴国珍、吴三凤、胡弘先等奉清太宗旨意，分别致书吴三桂。

十月，清太宗再次致信吴三桂；同月，祖大寿奉清太宗之命致书吴三桂，随书附有其常配小刀一把。

崇德八年（1643）正月，在收到吴三桂致祖大寿的回信后，清太宗再次 “敕谕吴大将军”。

此番致信意在催促吴表态，派出其最为信重的舅父祖大寿，晓之以时事之理，动之以骨肉亲情。想必读到舅父这封情理交织的书信，看到舅父随身爱物，吴三桂紧绷许久的神经稍稍放松，产生了 “倾诉” 的欲望，于是他给舅父祖大寿寄去了回信。通过致书祖大寿，吴三桂间接回应了清太宗的劝降，这也是他对于清太宗多次劝降活动的唯一一次回应。

三、对于吴三桂回信的解读

对于这件未注明出处的档案资料，其真实性还需经过考证。

首先，从时间上看，此件档案中记录清方收到吴三桂回信的时间为崇德八年正月初四，与《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清太宗见吴三桂书信后再次致书的时间，即崇德八年正月十九相对应。另外，在吴三桂书信内容中提到了收到祖大寿来信的时间为崇德七年十一月初三和十九，与《清太宗实录》中记载祖大寿致吴三桂书信的时间，即崇德七年十月廿二同样吻合。

其次，从内容上看，此档记录与正史记录相吻合。档案内容较多，为简化行文，此处仅举两例。其一，此档与《清太宗实录》中均称 “汉（明）宁远总兵吴三桂，遣蒙古索内，赍书遗其舅父祖大寿”，二者可相互印证。其二，祖大寿的来信中曾写到：“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 而在吴三桂这封信中则强调：“存二心之臣，如何全身而退。只求富贵，反先殒命。此舅暗自谋算可知也。” 可见两信确为吴、祖二人的往来书信。

第三，在两封书信中同时提到一件关键信物，可以证明此档的真实性。在《清太宗实录》所记祖大寿致吴三桂书信的末尾，曾提到随书一并寄去虎骨小刀一柄，用以取信；而在此封吴三桂回信的末尾，有 “所寄小刀随书送还” 字样，正与《清太宗实录》中的记录相吻合。

通过以上考证，可以确定此档作为吴三桂致其舅父祖大寿回信的真实性。

阅读文本可以发现，此档合录了两封回信，前半部分是对十一月十九日所得 “密信” 的回复，“密信” 内容不见于史料；后半部分是吴三桂对祖大寿奉清太宗之命所写劝降信的回复。第一封回信中多叙甥舅之情，回忆早年跟随舅父历练、成长的经历，表达了吴三桂对于舅父遭遇的深切同情；兼谈时事，直接表示誓要与清军对抗到底。第二封回信则多谈忠义，面对诸位亲友以 “分茅裂土”“功名富贵” 相劝，吴三桂坚持 “只求富贵，反先殒命”、唯有忠贞不二可得善终的观点，反复陈述其 “不事二主” 的决心。

从信的内容不难看出，吴三桂此时不降之心依然坚决。清太宗将吴的态度概括为 “犹豫未决”，并不准确。

吴三桂成长于武功世家，自幼跟从父亲、舅父随军历练。他能够成长为一名有勇有谋、百战不殆的战将，与其舅父祖大寿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回信中，吴三桂回忆了先前祖大寿遭到围困仍奋力抵抗之事，虽然祖大寿最终献城投降，吴三桂仍相信舅父此举乃是为有朝一日能够一雪前耻。所以相较于对父亲吴襄 “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 的呵责，吴三桂信中未有责怪祖大寿之意。而今他退守宁远，同样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他更能够体会祖大寿受困时的心境。但他毕竟未到束手就擒的地步，即便崇祯皇帝对其疑心不已，天时、人事具向清朝，然而身为明臣，国存一日，当尽忠一日。所以他在信中强调，“儿世承国恩”，“受历代圣明之恩养”，不可悖逆 “根本”，为二主之臣。可见 “忠君报国” 四字在吴心中的分量。

若说信中有体现吴三桂 “犹豫” 的语句，恐怕只有一处，便是吴称自己已与清军对抗多年，清朝军民定对他痛恨至极。言外之意，即便降清，也未必得以善终。若继续抵抗，至少可保其 “忠义” 名节；若接受劝降，在明一方名节不存，在清一方亦不得民心，嗣后必然恶名昭著。而清太宗在回信中称吴 “犹豫未决”，或许是一种暗示，是对吴心理战的一种手段。

四、结语

透过这封书信可以看出，对于清方的劝降，吴三桂拒绝的态度是明确的。首先作为明朝臣子，延续数千年的 “华夷之辨” 观念对吴三桂形成捆绑。在吴三桂的回信中，以方位词 dergi ba，即 “东边地方”，称清政权，而不称其国号，可见吴对 “汉族本位” 的坚持。其次，吴三桂始终持有 “忠君报国” 的思想。身为武将，在吴三桂的观念里，国之 “大势虽去，犹当夺椎一击”，况此存亡之际，一切尚无定论，岂能不战而降。即使是舅父充满骨肉深情的劝说，也未能改变其与清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另外，此时父亲吴襄与爱妾陈圆圆已身处北京，出于对至亲与爱人安危的考虑，吴三桂也不会轻易降清。

然而世事变迁令人始料未及，顺治元年（1644）三月，大顺军迅速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吴三桂家人遭 “闯贼”“拷掠甚酷”。“国仇家恨” 促使吴迅速转向清方寻求军事援助，以图合兵 “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尽管吴坚持以 “亡国孤臣” 的身份与清谈判，但在清摄政王多尔衮的谋算下，吴最终以投降换取了清军的支援。身处故国不再、需择新主的形势下，吴之所以弃大顺而降清，除了源于弑君囚父的仇恨，以及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当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大顺军入京后未见兴国方略，只顾肆意劫掠的乱象感到失望；相反清方政权体系已渐趋成熟，势力范围正稳步扩大，且其降清亲友具得厚遇。选择降清可以使其 “经济资源、武装力量和政治生命” 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此件档案的发现有着多重意义，它不仅为了解吴三桂当时复杂的心理活动，研究吴三桂、祖大寿及清太宗三者关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为满语文研究以及清前期记史方式研究提供了可靠文本。信中诸多信息尚待史家进一步发掘，本文仅作引玉之砖，发一己之论，不当之处，敬望批评。

注释

① 分别见于《清太宗实录》卷 64，页 2 “丙午” 条，页 5 “甲寅” 条。

② 原文作 ，以下同一词语不再重复标注。

③ 原文作 。

④ 原文作 。

⑤ 原文作 。

⑥ 此处为音译，具体是何人物需待查考。

⑦ 此处原文为 elbimbi，“招安，招抚” 之意。若取 elbembi 之意，则译为 “盖于古今”，似更为合理。

⑧ 五封信的内容分别见于《清太宗实录》卷 60，页 8-11。

参考文献

[1] 清太宗实录（卷 64）[M]. 华文书局.

[2] 清太宗实录（卷 69）[M]. 华文书局.

[3] 清太宗实录（卷 60）[M]. 华文书局.

[4] 清太宗实录（卷 63）[M]. 华文书局.

[5] 计六奇。明季北略 [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清世祖实录（卷 4）[M]. 华文书局.

[7] 姚定九。略论吴三桂降清的动因 [J]. 文史哲，1958（3）.

作者简介

孟庆来，辽宁省档案局（馆）历史档案整理处科员。